张让（？—189）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幼年时便净身入宫，东汉后期臭名昭著的宦官。
东汉王朝汉和帝时，发展到了全盛的顶点。和帝一死，安帝上台，东汉政权很快走向腐败了。
自汉章帝以来，每位皇帝都是幼年或少年即位；每一朝代开始时，总要由皇太后临朝称制。由于那些年轻的皇太后，拘于礼法，不便直接接触朝臣，她们要掌握国家大权，就只能依靠两种人：一靠她娘家的父兄叔侄，即外戚；二靠后宫里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由此可见，小皇帝登基后，经常是外戚辅政，窃弄大权，自恃为皇亲国戚，骄纵不法。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然不甘心听人摆布，势必要想方设法夺回大权。由于外廷大臣，受到外戚的箝制，皇帝就只好结纳身边的亲信宦官，依靠他们来诛杀跋扈的外戚。一旦夺回了大权，皇帝亲政，往往会对那些助他夺权有功的宦官大加封赏，重用，复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恶性循环，未有穷已，外戚和宦官的轮番专权，构成东汉后期政局上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大背景下，张让等人才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极为丑恶的角色。
汉桓帝即位后，他升任为内宫的小黄门。按照东汉的制度规定，小黄门只是俸禄六百石的掖宫小官，手下也没有属员，主要的职责就是服侍皇帝，关通中外，接收和转呈臣民的奏章上书。有时公主或王妃生了病，皇帝也常派他们作为代表前去慰问一下。
小黄门作为刑余之人，为掖庭永巷之职，受闺牖房闼之任，形同寺阍下贱仆役，为一般士人所不齿。但由于他们和人君朝夕相处，出入起居之际，可上通天阙，地位特殊，这就有了弄权售奸的机会。
（公元165年）延熹八年，张让的弟弟张朔突然从外地逃到京城洛阳，躲在了他家里，这令张让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原来，张朔在张让的帮助下，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张朔上任后，不思造福百姓，却倚仗张让的势力，无法无天，凶残异常。一次酒宴中，他竟乘着醉意，手持利刃，当众杀了一名孕妇，取小儿为乐。这时，以敢于打击宦官而声名卓著的李膺，正担任着司隶校尉之职。两汉的司隶校尉，职责就是督捕京畿及其附近奸猾之徒和百官犯法者，野王县为河内郡郡治所在，正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张朔杀人后，非常心虚，唯恐李膺会找他算帐，便弃官逃回洛阳。张让见张朔犯了大案，觉得让他躲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他家房子里两根大木柱之间，有两间小屋相连，在接缝处修有一个小暗室，他就让终日藏身其中，企图逃避罪责。
李膺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先派人作了详细的调查，确认张朔藏在他哥张让家里，便带兵上门抓人。搜寻过程中，李膺发觉这两根柱子间有些蹊跷，于是命令吏卒劈开柱子，拆开小屋，结果逮住了张朔，押回去关在洛阳大牢中。然后，稍作休息，李膺开始审讯张朔。张朔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还幻想着张让能救他。李膺审讯完毕，立刻下令将这个杀人凶手就地处决。
张让听说弟弟张朔叫李膺给杀了，不善罢甘休。像条急红了眼的疯狗，他跑到宫里，对着汉桓帝又哭又闹，喊冤叫屈。桓帝便立即召李膺进宫，一见面，就沉着脸责问：“张朔即便犯了法，好歹也是国家官员，你怎么能不作请示就随便诛杀？你眼里还有朕还有我这个皇帝？”
李膺连忙叩头请罪，然后侃侃而谈：“陛下，当年晋文公派人捉拿乱臣卫成公献给周王，《春秋》一书都加以称赞。《礼经》上又说，公族贵戚犯法，即便天子下令赦免，司法官员也有权拒绝听命，照样可依据法律条文，惩处犯法者。以此说来，为臣并没有错。陛下，您再想想，春秋时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上任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现在，臣当司隶校尉已经十几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满以为陛下会责怪臣作事迟缓，怪臣诛杀奸贼太少，没想到却因为杀坏人太快而获罪。臣自知有罪，死不足惜，只是恳请陛下再宽限五天时间，让臣把那些巨奸元凶杀光诛尽，然后再任凭陛下处分，死也甘心！”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汉桓帝无言以对，只好转过脸来，对站在身边的张让说：“这全是你弟弟张朔不好，要怪就怪他吧，谁让他行凶杀人！司隶校尉没有错啊？”
此后小太监凡事都躲着李膺，惧怕在他手里犯事，便处处小心谨慎，连汉桓帝也感到奇怪，怎么放假休息的时候，那些平素有头有脸的大太监也不离开皇宫了呢？于是，桓帝就问他们，这些人便一齐跪下说：“我们怕李校尉啊！”
虽说在张朔这件事上，张让没有占到上风，但明里暗里，已约略能看到他的声势和影响。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势力，当然深得人心，却不免使张让等人在心里对他记下了刻骨仇恨。这时的张让，羽翼尚未丰满，因而还暂时奈何不了李膺。但他却在窥伺着时机，随时准备寻找机会加以报复。
自从汉和帝重用郑众以来，东汉宦官的权势便日益加重，继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闰柄政。顺帝时，孙程、王康等十九人因诛杀外戚阎显有功，同时封侯，更使宦官声势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权，二十年间威势无人匹敌，使外戚势力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所谓的满朝权贵，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单超、徐璜、具瑗、左怕、唐衡五个宦官，竟能帮助汉桓帝一朝铲除梁氏势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为“五侯”。
由此可见五侯权势之过人及其生活之奢华。旧史称，这时大小太监“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一个个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也正是在此前后，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忧国之士，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宦官专权的力量，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外加一些在洛阳的太学生和地方上的郡国生徒。这些人眼见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弄得东汉民穷财尽、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第一，他们为东汉政权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忧，企望通过改革政治，维系摇摇欲坠的汉家江山；第二，由于官场腐败，权门请托，贿赂成风，外戚的党羽，宦官爪牙，控制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以“经明行修”的资格，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在当时，专权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结纳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残酷打击那些敢于和自己作对者，正所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开明官僚和学生们以封建纲常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视那些宦官及其党羽为浊流，在舆论上猛烈抨击。
开明官僚和青年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反对宦官专权斗争的前线，当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只不过是要求改变政治暴虐黑暗的现状而已。这时的东汉政权已濒临没落之际，它既恐惧农民的起义反抗，也拒绝任何改良的建议，因此，历史决定了士大夫们的抗争，留下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记录。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士大夫、知识分子担当了历史悲剧的角色。尤其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往往分化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隐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态度表示消极的抗议。这些沉默的对抗者，面对黑暗的社会，怀恋刘汉江山，对前途悲观绝望，他们既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又绝不愿同浊流为朋作伍，便只能独善其身，退归田园。桓灵之时，外戚、宦官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士大夫们则垂头丧气逃向山林。这些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绝，就只好“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成为一代“隐士”。他们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自以为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借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狱一样。在他们看来，宁愿饿死深山穷谷，也耻与外戚、宦官为伍；他们虽无勇气谋反叛逆，起为“盗贼”，也绝不肯降志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亲戚与奴才。对刘汉政权，他们是表里矛盾、爱恨交加，其结果便只能眼看着昏君乱臣在那儿祸国殃民，而自己却奈何不得，只好发几声叹息，瞑目梦想尧舜之君能重现于世。第二种则是积极抗争，他们追随开明官僚，在组织上、宣传上狠狠打击宦官势力，并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于打击宦官及其爪牙，便会名噪一时，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汉和帝即位后，先有袁安、任隗反对窦氏，继之有周章、杨震、李固、张纲、杜乔、李云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猛烈攻击，桓帝时则有杨秉、周景、李膺、陈蕃、王畅、黄浮、翟超等人的积极抗争。一时间，天下名士，互相标榜，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雅号。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于诛杀张让之弟而名声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荣，立时会身价百倍，称之为“登龙门”。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有一位追随宦官的张成，竟也为虎作伥，横行不法。有一次，张成从宫中宦官那儿得到了消息，向他的狐朋狗友们大肆炫耀，诡称自己“善说风角”，能推断未来，并已算出不久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那班人不信，张成便干脆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你出去随便杀个人吧！用不着偿命。”
他儿子遵命行凶。案发后，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严加追捕，很快把张成的儿子逮捕入狱。这时，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张成的儿子内心大喜，以为马上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尽管赦令已经公布了，他仍按律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
李膺斩了张成的儿子，给张让一个沉重的打击。激起了张让等人血腥报复，张让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出面，给皇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及郡国生徒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张让又和一帮大小太监，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结果，汉桓帝下诏全国，大捕“党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狱者。竟达200多人。
对于在逃者，又派人四处追捕，一时间，弄得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张让原想置李膺于死地，后来，外戚窦武和尚书霍请等人上书桓帝，极力为“党人”辨诬，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罢官还乡，禁锢终身。那些所谓的李膺同党，凡名字登记在案的，或杀头或流放，轻者全部斥归田里，禁锢终身，永不作官。
虽然这些“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但是并未屈服。他们无端受到迫害而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党人”范滂被斥归田里，离开洛阳时，汝南、南阳一带士大夫纷纷来迎接他，车马多达几千辆，可见党人声望之高。首次“党铟之祸”，主要是由于外戚集团与官僚文人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官僚文人集团始终没有被完全击垮。
汉桓帝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病死，12岁的汉灵帝即位，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太后之所以能被桓帝立为皇后，陈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灵帝一即位，陈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共同辅政，重新启用了被禁锢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团和外戚集团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图谋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陈蕃极力主张铲除宦官集团，杀掉曹节、苏康、管霸等亲信太监。
然而，窦太后却凡事离不开曹节等人，只是碍于陈蕃的情面，在五月杀了苏康和管霸。当陈蕃再次请求杀掉曹节时，窦太后再三犹豫，事情便拖了下来。到了八月，窦武抓了太监长乐尚书郑飒，狱中审讯时，郑飒在供词里牵连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大太监。窦武决定趁此机会，一举将曹节等掌权太监除掉。九月，窦武命人写好奏章，向太后报告。奏章呈上去后，他就离宫回家休息去了。这时，管奏章的太监把窦武的奏章送给了大太监长乐五官史朱璃，朱璃偷偷拆开奏章，看了一遍，又惊又怒，破口大骂：“太监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头。他连夜把身强力壮的心腹太监召集了十七个，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杀了窦武等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怎么也要把我们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在宫中大喊大叫：“陈蕃和窦武想造反！他们给太后上奏章，要废掉皇上！”
此刻曹节速报告汉灵帝：“陛下，外面闹哄哄的，像是出事了。请陛下快快到德阳殿上去吧！”灵帝听后马上拔出宝剑，带着一伙武装太监，气势汹汹地出了寝宫。然后下令紧闭宫门，把传令用的印信符节都收拢起来。接着，灵帝把尚书属官叫了来，用刀逼着，让他们起草命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让王甫带人到狱中救出郑飒。回来后，又把窦太后劫持软禁了起来，从她手里抢走了太后的玉玺。武装太监们守住了南宫大门，又关门阻断了南北宫之间的复道。准备就绪后，郑飒就带着兵丁，手捧圣旨去逮捕窦武。窦武拒捕，和他侄子窦绍跑到步兵营，召集北军校士几千人，在洛阳都亭集合。
窦武下令说：“皇宫里的太监们造反了，士兵弟兄们能努力杀贼者，都有封侯重赏！”王甫听说窦武起兵反抗，召集了虎贲、羽林卒一千余人，屯兵在朱雀掖门，准备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