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圣人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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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司马迁(6)

因而告诉,八书是分门别类的典章制度文化史。司马迁在八书中不仅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历史变化,而且像贾谊上《治安策》一样,借八书抒发他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看法,“以究治道”。

清人赵翼(《二十二史劄记》)说:“八书乃史迁所创。”

八书的创立,在史学上是有重大贡献的。班固的《汉书》创造性地发展了《史记》中这一体例,写了十志。到了《新五代史》中又叫考。《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都属于文化史的性质,八书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司马迁在《自序》中对立世家的目的讲得十分明确: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司马迁明白指出,世家记载的是“辅拂股肱”,“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人。

30世家的序列是:吴、齐、鲁、喜、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这是按诸侯祖与周的亲疏和开国时功劳大小为排列顺序的。

30世家中的《赵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4篇,是《六国年表》所列战国之世以暴力夺权而得为诸侯。自《吴大伯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16篇,写的是贵族诸侯,以编年记事,形式上同本纪没有什么区别。司马迁把外戚和宗室列入世家,对开国功臣列入世家,旨在褒显其历史功绩,这里寓有微妙的讥刺之意。对汉初叛国诸侯因为他们没有起到“辅拂股肱”的作用,故降为列传,以示贬抑。而对既无功绩又无过错的衡山王吴芮,只记入年表。由此可见,《史记》的体例,是有深刻寓意。

列传。传本是与经相对立而言的,是解释经书的东西,把传用为一种记史体例,也是司马迁的首创。司列传是记载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司马迁规定了入传的标准,他在《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面对那些“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则不为之立传。列传是《史记》全书篇幅最大的部分是比其他四种体裁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

70列传的排列,以时代为序,作者略古详今,连类相及。伯夷是三代的惟一代表,故《伯夷列传》为传首。

《管晏列传》至《仲尼弟子列传》6篇,传春秋时代人物。《商君列传》至《田单列传》15篇,传战国时代人物。战国四公子蝉联,苏秦、张仪比邻。鲁仲连至《屈原贾生列传》均战国之世人物以及汉代的邹阳、贾谊。吕不韦至《蒙恬列传》,序辅佐秦国兴起的人物,他们都注重暴力,轻视民力。《刺客列传》插在辅秦人物中间,是反暴人物。

这些都表现了连类相及之义。以下汉代人物的传记,也是按历史顺序分列。从《张耳陈余列传》至《田儋列传》6篇,序楚汉相争人物。自《樊郦滕灌列传》至《季布栾布列传》6篇,皆辅汉功臣义士。自《袁盎晁储列传》至《吴王濞列传》6篇,除《扁鹊仓公列传》因连类相及战国人物扁鹊外,余皆叙文、景时代勤于王室的人物。

自《魏其武安侯列传》至《淮南衡山列传》12篇,主要是武帝时期人物的传记。

司马迁把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和类传四种。

专传即一人一传,如《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

合传有的取其人品相近,如《张释之冯唐列传》;有的取其彼此相关,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有的取其学术思想相承袭,如《老子韩非列传》。在写法上,两人以上的合传,有的是并列叙述,无所谓孰轻孰重,如《管晏列传》,有的一人为主,旁人附录,这就是附传,如《孟子荀卿列传》,除孟子、荀卿为主传外,还附有驺子、田骈、慎到等十几个人物。类传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如《循吏列传》专记遵纪守法的官吏,《酷吏列传》专记严刑峻法的酷吏,《游侠列传》邮电部专记轻生尚义、救人危难的侠士。匈奴、南越、东粤、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四方少数民族列传分别插在人物列传之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同天子臣民,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统一思想。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从丰富的思想内容,从文笔的精彩,是值得视的重要部分。《史记》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纪传体通史,是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司马迁在开创五体结构撰史方法后,为了能够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他首先创造了“寓论断于序事之中”

的评论方法史评形式。顾炎武于《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日知录》中所说,都是司马迁借别人的评论表达自己观点的实例。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撰写《史记》中,仅靠“寓论断于序事”这种形式,还是远远不够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著作,在载述一个历史人物传记后,有时便需要对这个人物做一个总的评价,而“寓论断于序事”

的史评形式是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司马迁便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的基础上,创造了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如《项羽本纪》篇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先以非常简明的笔法,勾画出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形势,继而写出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的英雄业绩,称之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司马迁对项羽进行了批评,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段批评,非常深刻,是对项羽的全面评价,褒贬得十分得体,令人信服。

《史记》全书有“太史公曰”130余条,大多被安排在每篇结尾,个别的有放在篇首或散见于篇中的。(牛运震:《史记评注》)。“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记其游涉所亲见,或征引典籍相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个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自司马迁“太史公曰”史评新形式开创后,得到了后世史学家的相率效仿。班固《汉书》曰“赞”,荀悦《汉纪》曰“论”,陈寿《三国志》曰“评”等。

司马迁首创的一种撰史方法互见法。它把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补充。司马迁创造互见法的原因以及此法在《史记》中的具体运用和作用,学者们有详细的评论。勒德峻在《史记释例》中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各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则互文相足尚矣。”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说:

“古代历史书籍,特别是由一手写成的作品,在组织材料时,有着预定的义例,对于材料如何安排得更合理,更重要,是费了多番考虑的。尽管是一部规格庞大的书,也必然体现出篇与篇之间,错综离合,彼此关联的精神。这一精神运用在写作上最早而最成功的,自然要推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已将某段材料摆在甲篇,遇到了乙篇有关联时,便清楚地作出交代说:“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例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纪》说:“其事在商君语中”,又说:“其语在《始皇本纪》中”;《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吕后本纪》说:“语在齐王语中”;《孝文本纪》说:“事在吕后语中”;《礼书》说:“事在袁盎语中”;《赵世家》说:“语在晋事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事中”;《绛侯周勃世家》说:“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这一类的交代,在全书中不能尽举,都是唤起读者们不要把每篇记载孤立起来看,应该联系他篇来参考问题。”

从评论中看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互见法的原因,主要是组织材料的需要。《史记》五体彼此配合,能容纳丰富的历史材料。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史记》记载的时间长,事件多,人物众,场面大。有时一个场面就会牵涉到众多人物,联系到各个方面,都不是一纪一传所能全部概括的。比如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参加的人成千上万,主要角色有数十人,一个环节,一个场面,如鸿门宴,涉及到项羽、刘邦、张良、樊哙、项伯、范增等多人。假如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将这些在每个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中都加以叙述,那势必会造成记事重复冗赘。如果只在某一传中加以叙述,而在其他传中忽略不提,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历史,无法体现传主的全貌。为了合理解决这一矛盾,处理历史材料,司马迁创立了“详此略彼”、“互文相补”的互见法。据清人李笠在《史记订补》中说,司马迁创立互见法的另一原因是,因“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是非,(但亦)不忍隐蔽其事,故互见焉”。

这看法也颇有道理。司马迁是一位敢于秉笔直书,富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细读《史记》,司马迁写汉代帝王,每篇本纪都以肯定为主,将他们庸俗、暴戾的一面分散在其他传记之中。如《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国家统一、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刘邦的以德抚民得人心,顺应历史潮流,尚智不尚力,知人善任等等诸多优点大加渲染,生动描绘,证明他是一个具有雄心大略的政治家。对于刘邦的冷酷无情和恶劣品行,则大都写到其他篇章去。如《项羽本纪》中写刘邦的卑怯自私;在《淮阴侯列传》等篇中残杀功臣的种种卑劣手段。仅看《高祖本纪》还远远不够,对刘邦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只有在各篇中的记载,方可做到,这正是互见法的高明之处。

褚少孙曾补写过《史记》中的某些篇章,他在《三代世表》中,以问答的形式指出了《史记》的存疑手法:”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手!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即“两传存疑”。

这是司马迁所用互见法的一种形式。例如关于崇疑虎之谗西伯这段史实,《殷本纪》是根据《战国策·赵策》及《吕览·行论》所载材料而写的,《周本纪》所载为异说,《淮南子·应道训》有类似记载,说明司马迁另有所本,故两存之。

从《史记》中的纪传,可以看出,司马迁互见法的运用是刻画人物的需要。司马迁巧妙地运用互见法。在人物的本传中,围绕主题,集中叙述和描写那睦与人物相关的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事件,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将人物的次要方面,即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有损于人物形象完整性的其他史实,放到与之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去加以补述。如《魏公子列传》里,司马迁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急人所难的政治家形象。

司马迁《项羽本纪》是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形象最为出色的范例。项羽自叙七十余战,司马迁在传记中所记独矩鹿、垓下两战为详。在楚汉相争中,司马迁又通过重点写鸿门宴,塑造政治风云中的项羽的形象。《项羽本纪》主要是通过钜鹿之战、鸿门宴、核下之围这3个典型事件,描写了项羽在推翻暴秦统治斗争中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项羽并非一个完美的人物,他有许多缺点,打过败仗,品性凶残,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孤家寡人。为了保持项羽形象在本传中的统一完整,对项羽的种种缺点,司马迁在本纪中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是略而不载。而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黯布列传》等篇中作了补叙。例如,刘邦曾与群臣论项羽之败,集中叙写了项羽的缺点。而项羽的致命弱点刚愎自用,又是通过韩信之口说出来的。

司马迁运用互见法,既组织了历史素材,突出了人物形象,又保持了历史真实,收到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