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太喜欢《史记》。据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欧阳永叔不好社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后山诗话》）此话或有一定道理。据后人考证，苏轼文章学习模仿《史记》的地方亦不少。罗大经曾举出苏轼的《赤壁赋》与《史记·伯夷列传》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机轴略同”，为“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鹤林玉露》）。恽敬说苏轼《司马公神道碑》一文“变化则窃取子长，严正则窃取孟坚”（《大云山房文稿》）。另据《闲燕常谈》载：
王荆公在蒋山，一日，有传东坡所作《表志观碑》至。介甫反复读数遍，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体否？”
叶致远曰：“古无之，要是奇作。”蔡元度曰：“直是录奏状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诸公未知尔，此司马迁《三王世家》体。”
这故事说明苏轼师承《史记》之处，能绝去蹊径，使人无法窥见其踪迹，所以才有陈师道的以“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为“异事”的“怪叹”。这正是苏轼的高明处，即师法《史记》不求貌似，而贵在神似。
宋代以后，由于唐宋八大家的倡导，《史记》对散文发展的影响继续扩大，明代前后七子、李贽、归有光和公安派都十分推崇《史记》。前七子首领李梦阳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前后七子虽然很服膺司马迁，但正如时人所讥李梦阳的诗文那样，“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明史·文苑传）。他们盲目尊古、拟古的学习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归有光、唐顺之与李梦阳等人不同，他们学习《史记》，颇能拔俗，主张师法《史记》的“精神命脉骨髓”（《荆川先生文集》）。归有光在《五岳山人前集序》中说：“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万分之一，然不喜为今世之文，性独好《史记》。”其对《史记》的喜爱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他的《评点史记》一书，于《史记》文学成就的阐发和文学影响的扩大，贡献甚巨。
清代桐城派论文讲究“义法”。“义法”一词即本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次《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及该派的后起之秀吴汝纶都曾评点过《史记》，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多有发明。他们的文章风格也多得力于《史记》。
《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国古代小说本来就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自明代开始，学者不仅视司马迁为古文大师，也把《史记》当作小说来看待。
这一看法至清代大盛，更为近现代人士所强调。中国小说史可以分为五个时代，一小说之名未确立，大家认为小说是琐碎杂说的时代，这时代包括先秦到汉。二志怪时代，那就是汉魏六朝。三传奇时代，从隋唐到宋。四演义时代，从宋到明清。五受欧洲小说影响时代，那就是现代。以《庄子》那样的神怪寓言作为开端，司马迁的《史记》便恰又代表一个最高峰，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人情小说了。
《史记》中有许多六朝小说的成分。首先是志怪成分：一、记神话传说。如《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等神话；《殷本纪》写简狄吞玄鸟卵，因孕生契；《周本纪》写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弃；《秦本纪》写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大宛列传》写“乌孙王号昆莫……这是有关民族或国家起源的典型神话。二、记灾异祯祥，如《秦本纪》载：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样，丰大特”。陈宝、大特这两种怪物，后来被《搜神记》和《列异传》敷衍成志怪故事。
三、记征梦验卜。如《殷本纪》记武了梦得“圣人’博说；《外戚世家》记薄姬夜梦苍龙据腹，《佞幸列传》记汉文帝梦见一黄头郎把他推上天；《黥布列传》记英布少年时，有人相之曰“当刑而王”，后来果然受了黥刑，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史记》里的这种志怪倾向，同六朝小说颇有联系。后者不单单采《史记》所记怪异为本事，而且还采用《史记》的传记方式以描写人物。
传奇司马迁在传人事之奇方面采用旧材料，且增加新内容，特别是他在自己的“爱奇”精神的驱使下，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奇人奇事，无论对于丰富《史记》本身的文学性，还是关于启示后世作家和小说家从各个不同角度、多方面地刻画人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世说新语》里，作者以具体的故事或日常生活琐事来品藻人物，同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具体、琐细地记载他们的一生行事，以实事求是地进行褒贬的做法，颇有犀通之处。这部志人小说把人物言行分为“德行”、“言语”、“惑溺”、“仇隙”等36类加以品评，与《史记》每传一论以褒贬人物，及其按思想性格建立类传、合传，都是有渊源关系的。“司马迁的记鬼神之怪，影响及于六朝志怪小说；其传人事之奇，影响及于志人小说。唐传奇则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史记》对唐传奇以及后世其他小说的影响，有四方面：
第一，我国古代小说多为纪传体这一格局，是由《史记》所奠定的。纪传体在先秦典籍中还处于萌芽状态，到《史记》问世才正式形成。司马迁所写的人物传记一般都是先交代人物名字、籍贯，故事则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这些是纪传体的基本要求。对比一下唐传奇及后世小说，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如唐代传奇小说《任氏传》、《李娃传》、《柳毅传》等，宋代传奇小说《谭意哥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写鬼狐故事，但其中多篇作品不脱纪传体模式，明清长篇小说也带有纪传体的印记，如金圣叹说：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
第二，古代某些小说在描写人物上能避免雷同现象的这一优点，发端于《史记》。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他那如椽大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即使同为一种类型的人物，其性格、语言也绝不雷同。日本学者斋股正谦指出：“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的这一优点，为后世小说所继承，《水浒传》就是学得相当有成效的一部小说，金圣叹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是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读第五才子书法》）。
第三，我国古代小说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特色，承传于《史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可谓深得《史记》议论之妙，如《赏誉篇》说：“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这句评语显然是受《史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一语的启发。在唐传奇中，作家们除继承了《史记》的史才、议论之外，还把司马迁喜欢记录历史人物所赋之诗的传统大为发扬。宋赵彦卫评唐传奇说：“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卷八）今观《东城老父传》、《柳氏传》等，史才、诗笔、议论都非常出色。至曹雪芹为封建社会末世贵族写兴亡史，史才、诗笔、议论皆臻于极致。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称赞他是“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可见曹雪芹的艺术才能与司马迁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多是历史演义这一现象，与《史记》关系甚大。《史记》记事时间之长，所记事件之多，成为后世演义小说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如以《史记》内容为演义小说的有吴门啸客的《孙庞演义》、徐震的《乐田演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蔡东藩的《西汉演义》等。后两部小说历史真实性比较多，但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心里活动、谈吐、行动的描写多半出于想像和虚构。这原是司马迁所擅长的。有些演义小说虽然不取材于《史记》，但也明显受到《史记》的影响。《封神演义》写姜太公斩将封神，出自《史记·封禅书》。《隋唐演义》的结构方法本之《史记》，所以梁绍壬说，此书“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两般秋雨庵随笔》）。《三国演义》的写法与《史记》的继承关系洞若观火，仅叙事一项，毛宗岗就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读三国志书》）由于《史记》载有宏富的传奇的材料，成了后世戏曲家取材的宝库。在《元曲选》中，取材于《史记》的剧目有郑廷玉的《楚昭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高文秀的《谇范叔》、李寿卿的《伍员吹萧》、尚仲贤的《气英布》及无名氏的《赚蒯通》、《冻苏秦》、《马陵道》等。
在《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有郑光祖的《周公摄政》、狄君厚的《晋文公火烧介子推》、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等。在《脉望馆钞本元曲》中另有李文蔚的《把桥进履》、杨梓的《豫让吞炭》、郑光祖的《伊尹耕萃》、丹丘先生的《卓文君私奔相如》、高文秀的《渑池会》等。这是现存的132种元剧中的16种采自《史记》故事的剧本。还有逸套见于《雍熙乐府》中的两种：赵明道的《范蠡归湖》、王仲文的《汉张良辞朝归山》。在明杂剧中，以《史记》为题材的有朱权的《齐桓公九合诸侯》、叶宪祖的《灌将军使酒骂座记》、《壮荆卿易水离情》、陈与郊的《淮阴侯》及无名氏的《莽樊哙大闹鸿门会》、《司马相如归西蜀》等。清代杂剧有郑瑜的《泪罗江》、叶承宗的《羊角衰死报知心友》、尤侗的《读离骚》、袁栋的《陶朱公》、四费轩主人的《豫让报仇》等。
京剧中以《史记》为题材的剧目有《渭水河》、《武昭关》、《八义图》（或称《搜孤救孤》）、《文昭关》、《战樊城》、《浣纱计》、《长亭会》、《鱼肠剑》、《渑池会》（或称《完壁归赵》）、《未央宫》、《五雷神》（或称《孙庞斗智阿》）、《喜封侯》（或称《蒯彻装疯》）、《黄金台》、《盗宗卷》（或称《兴汉图》）、《宇宙锋》、《监酒令》、《博浪椎》、《文君当垆》、《霸王别姬》等。司马迁的《史记》成了元明清戏曲家的探宝之地。
《史记》除了为我国后世戏曲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外，在思想和艺术方法上给了后世戏曲以重大影响。从思想方面来说，《史记》大胆揭露黑暗现实的精神，极大地鼓舞着后世戏曲家，发扬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
的实录精神，写出了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生活气息的戏剧作品。仅以关汉卿为例，他写的表现现实人生的杂剧深刻地揭露了元代政治的黑暗和社会上恶势力的猖獗。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上层人物和恶棍，他无情地加以鞭挞；对那些善良、正直、聪明的下层人物，则热情地加以歌颂，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为其伸张正义。就是历史题材的剧本，他也严格区分剧中人物的忠奸善恶而表现出鲜明的爱憎感情。明人韩邦奇把关汉卿比作司马迁（见王世贞《曲藻》附）。《史记》从艺术方法上说，精彩的场面描写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为后世戏曲提供了必要的借鉴。《晋世家》写程婴和公孙柞臼救护赵武一事最有感染力的地方，一是谋议，二是殉难。纪君祥《赵氏孤儿》把这两个情节分别写成第二折和第三折。全剧震撼人心处就在这两折。孟称舜在第二折眉批中说它“堪与《史记》相映”（《古本戏曲丛刊》四集）。说明《赵氏孤儿》一剧的成功是得《史记》之助的。关汉卿《救风尘》中的赵盼儿与周舍的一番对话，充分展示了赵盼儿的机智、泼辣的性格。这一成就的获得，虽说是由于关汉卿本人生活底蕴丰厚，另一方面，据臧晋叔说，也是由于博采“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元曲选》序二）的结果。这说明关汉卿是深得《史记》写人物对话语言艺术真谛。
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杰出的思想家。《史记》内容宏富，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反映了他的政治、哲学、经济、人才、道德、民族方面的思想。《史记》是一座中国古代思想的宝库。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治国“大道”，是以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为其主要内涵。司马迁崇尚道家的自然主义，他的政治思想是以无为而治为其哲学基础。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对汉初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颇为赞赏。他认为治国最好是顺其自然。
司马迁十分信奉儒家的仁政学说，提倡德政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内容之一。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是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最常用的理论武器。
关于“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史记》中体现“仁”的思想，也是多方面的。
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中对召公奭“甚得兆民和”
的治国方法颇为赞赏，说：
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王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