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举了历史上的两个事例，进一步说明设官分职、各有所司的道理。杨禺页最后满怀深情地说：“丞相身系国家安危，怎么可以亲自做这种校阅簿书的琐事，并且汗流终日，劳累至极，这岂不是太苦太累了吗？”诸葛亮听了杨禺页一番动情的话以后，称谢不已，更加器重这位深明事务轻重缓急的部下。杨禺页死后，诸葛亮悲痛难忍，以至于“垂泣三日”。诸葛亮之所以这样终生操劳，固然知道忧劳损身的道理，他更清楚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更加勤奋操劳，更加忘我的做事。他受刘备托孤之重，惟恐自己做得不够，惟恐百官不能像他那样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宁可躬亲细琐，不敢稍有疏漏，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身体力行。诸葛亮忠顺勤劳的作风不仅影响了蜀汉朝廷的一代吏治，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象。
诸葛亮深知用人刑赏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他从不马虎从事，连责罚20板子以上的轻刑他也要亲自过问，惟恐有半点疏漏。诸葛亮在统领全国军政要务，躬亲一般事务的同时，还能及时总结治军治国的经验教训，阐发自己的见解，发布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教令、文告等。后来陈寿搜集、整理的《诸葛亮集》，就有24篇，计10万余字。这是诸葛亮后半生实践的总结，心血的结晶。诸葛亮还写出《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章条，用以训厉百官。为保证北伐中原战争的需要，他又在前人经验和自己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改制出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劲弩和灵便省力的运粮器具木牛、流马。
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勤勤恳恳，忧劳半生，及至第五次北伐曹魏时，他已经耗尽了全部心力。他仍然夙兴夜寐，忘我的操持，以至于食量大减，一病不起，最后病死军中。诸葛亮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治国安邦、谋求统一的伟大事业，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曾激励着后世许多有志之士，为自己的理想而终生辛劳，奋斗不息。
诸葛亮就是一个既长于治国，又严于治家，更善于修身的政治家。他修身的主要内容是养德，养德的重要途径是倡俭戒奢。诸葛亮在《戒子书》和《诫外生书》里，对其子女及晚辈提出了不要成为“徒碌碌滞于俗”
的“凡庸”之辈的要求，希望他们注意道德修养，勤俭为志，报效国家。他在《治人》篇里更进一步提出奢侈“妨害农事”，不是圣人的道德。他引用古圣人的话说：
“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他认为只要“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就是“治人之道”。这是诸葛亮严于律己、以廉俭治家修身的重要认识根源。
诸葛亮一生以匡复汉室。统一国家为己任，而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前提和较为清廉的政治条件。蜀国在三国中，地小力弱，它的国土约相当于魏国的1/3、吴国的1/2；人口在刘备称帝时约有90万，相当于魏国的l/5稍多一点，相当于吴国的2/5。就这样一个疲弱之国，却养兵10万有余，所统各级官吏足有4万左右。举全蜀百姓，平均9人供养一个士卒，7户人家负担一个官吏。再加上蜀汉连年用兵，不只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庶民百姓也皆有菜色。诸葛亮在这种背景下劝农殖谷、开源节流、倡俭去奢，就不完全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使然。尽管蜀国经济疲弊，在蜀国官员中，还有“侍婢数十”，沉于酒乐，尸位素餐的“侈靡”人物。诸葛亮除了用刑赏的手段制止这种腐败现象外，以自己的廉俭作风，率先垂范，影响教育全蜀官员将士，将个人的生活服从于国家政治、军事的需要。出于以上各种原因，诸葛亮在对自己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要求极严，一直保持着既廉且俭的作风。他生前曾给后主上表谈起过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表文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集》文集卷一《自表后主》）表文虽短，内容丰富。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自表后主》中所谈的并无半句虚言，均是实情。
诸葛亮在《又与李严书》中再次谈到“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集》文集卷一）的情况，说他的妻子竟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有。诸葛亮之家是否真苦到如此程度，史书并未细谈，但起码说明他们在生活上还是比较节俭的。诸葛亮生活在封建时代，事懦弱之主，手握军政大权，严格治家治身，倡俭禁奢，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仰。
诸葛亮对后事的安排。更令人叹服他在遗嘱里要求丧事从简，提出遗体不必运回成都，就近葬于汉中定军山即可。这位为刘氏两代耗尽心血的老臣，所做出如此安排不外乎两点：不忍心千里迢迢地再劳卒烦民；大概因壮志未酬，此恨难消，干脆就长眠于这块得之不易的汉中之地，以慰在天之灵。如后人所推度的那样，说是“生而治蜀，死而护蜀”。诸葛亮还特别嘱咐：“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他这种关于薄葬的安排与当时崇尚厚葬的颓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更加敬重这位功高德重的诸葛丞相。
在诸葛亮忠贞谋国思想和高风亮节的带动和影响下，蜀汉的不少官吏，多能以他为榜样，在不同程度上做到廉洁奉公，勤俭自律。如被誉为“四相”之一的费祎，不仅“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而且对子弟要求极严，“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如被诸葛亮器重的邓芝，也如诸葛亮一样，自身衣食“资养于官”，生活俭约，不治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蜀汉后期的大将军姜维，虽然“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大权在握。但他从官府领取的俸禄，很快就用光，以至于宅第不整，资财无余。他一生“侧室无妾腾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这种以俭为德、以俭养德的作风，对诸葛亮身后蜀汉政权的稳定，对倡俭去奢风气的养成，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诸葛亮始终没有放弃统一中国的大志，义无反顾地坚持着隆中对策中所提出的战略规划，并为此充分地发挥了他治国用兵的聪明才智，几度使曹魏惊恐，孙吴胆寒。但是，“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诸葛亮的壮志未酬，其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也未成功。其原因主要是：
一，诸葛亮面对的魏、吴两国均是非同寻常的强大对手。它们或控有中原，势力雄厚；或雄踞江东，根基已固。其综合国力远非地狭人少的蜀汉可比。
二，关羽的荆州之失，刘备的夷陵之败，不仅使蜀汉元气大伤，吴蜀联盟一度破裂，也严重地破坏了诸葛亮荆州、益州两路进兵，夹击曹魏、兴复汉室的原来设想。
使诸葛亮以后的伐魏之役只能以汉中为基地，失去东线的策应，没有形成对曹魏的致命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