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倡导的道德规范还有慈，即慈爱。当鲁国贵族季康子问到怎样才能使老百姓对上司尽心竭力时，孔子回答说：“孝慈，则忠。”就是说，在上位者提倡孝顺父母和慈爱子女的道德，老百姓就尽力地为你做事了。孔子重视孝，也提倡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他主张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理来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其和睦相处。孔子多次提到敏说“敏则有功”（《阳货》），“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等等。敏就是对待工作和学习要勤奋，不要赖散。
所以当他的学生宰我白天睡觉时，他严厉地批评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公冶长》）此外还有：俭，节俭；直，正直；温，温和；良，善良；知耻，有羞耻心；周而不比，讲团结而不搞宗派活动；和而不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而不无原则地屈从上级；以及三戒，即戒色、戒斗、戒得（贪得无厌）；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等等。
孔子提出的众多道德条目，仁是其总纲。孔子道德规范，多是在回答仁时谈出来的。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悌与仁有密切关系。樊迟问仁时，有一次他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另一次就回答说：“爱人。”（《颜渊》）子张问仁时，回答说：“恭、宽、信、敏、惠。”（《阳货》）等等。总之，这些具体道德条目是仁的一部分，是仁的分论，仁则是整体或总论。仁和条目的关系就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能做到某一部分虽然值得肯定和赞扬，但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整体的仁的地步。如孔子在听弟子子张介绍了楚国令尹子文的一些优秀品德之后评价说：“忠矣！”
当子张又问子文可称得上“仁矣乎？”孔子说：“未知，焉得仁？”子张又谈到齐国的陈文子时，孔子称赞说：
“清矣。”又问：“仁矣乎？”孔子仍说：“未知，焉得仁。”
（《公冶长》）当弟子宪问向孔子求教时说：“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他回答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等等。应该怎样把握“仁”呢？
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还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所提倡的以仁为其总纲的道德，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既要相互克制、原谅、妥协，又要相互亲善、关怀和照顾，以达到社会的协调和安定。孔子在弟子们进行道德教育时，对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明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达到最高道德境界“仁”的必由之路：一，仁德是以礼为其基本依据，要想养成仁的各种品德，就要学习和了解礼。孔子一再强调礼的重要性，如说：“兴于诗，立于礼。”（《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二，强调自我自觉修养。
如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两》）“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等。孔子非常注重自我检点和修养，他的学生曾子便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学而》）的修养方法。三，乐于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孔子经常对弟子们的不规范的言行进行批评，如批评宰我白天睡觉，批评子路粗野。
同时他自己也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如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两》）。他教育弟子要正确对待批评，要“过则无惮改”（《学而》），就是说不要怕改正错误。
四，择友而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很容易受他周围人的影响。孔子很明白这个道理，当子贡问到怎样才能养成自己的好品德时，他回答说：“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又说：“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乐多贤者，益矣。”（《季氏》）孔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Z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意思是：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信实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便会有益。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同当面恭维背面毁谤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便会有害。五，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道也，其至矣，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把中庸思想看得最高，认为中庸是人处身行事的最高道德标准。《后汉书·胡广列传》称引当时的谚语已有“天下中庸有胡公”，即把中庸看成是调和。宋代朱熹作《皇极辨》，指责当时诸儒把中庸说成“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当做的事，只略做些，不要做尽”。朱把中庸看成是调和折中是错误的。当子贡问孔子，他的两个弟子师与商“孰贤”时，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说：“过犹不及。”
孔子反对过和不及，正表明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用烹调作比喻，过是过火，不及是欠火。
过火不好，欠火当然也不好，最好是既不过火，也不欠火，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在孔子教学中，十分重视文化知识，他还特别强调《诗》的多种社会作用，使他成为学生们必修的一门独立课程。
春秋时期，各种礼仪活动很多。在举行对神的祭祀活动和大型宴会时，人们往往以《诗》来配合礼节的进行，增加悲伤或欢乐的程度和气氛。讽谏的诗大多是陈述人民的困苦与不满，统治者派人搜集起来以观民风，作为借鉴。赋诗则是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尤其是在诸侯会盟或聘问时，往往以诗明志，借以表达各自的心思和意图。《左传》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251次之多。
当时的士大夫如果不能赋诗，就要被人瞧不起。例如有一次，宋国的大夫华定被派出使鲁国聘问，为新立的宋元公通好。鲁国设享礼招待他，为他赋《蓼萧》（《诗叫。
雅》中的一章），他不知道，又不赋诗回答。昭子（鲁大夫叔孙姥）说：“他必然会逃亡。诗中所说宴会的笑语不怀念，宠信和光耀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禄不接受，他将怎么能终于其位？”（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华定因为不能赋《诗》回答，受到鲁人的嘲笑，丢尽了面子。由此可见学《诗》的重要性。孔子强调学《诗》，目的也是为了从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路》）这是说，学了《诗》，就要能灵活地应用，如果只会死记硬背，而不能利用它来处理政事，办外交时又不能据以应对，那么，《诗》背诵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这是说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孔门弟子中善于外交活动的子贡，能言善辩，就是得益于《诗》的学习，并因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孔子特别看重诗教。他对弟子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可以说是对《诗》教重要意义的最精辟的论述。可以兴，是说诗运用形象帮助人们认识事理、陶冶感情、振奋精神；可以观，是说从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考察政教得失；可以群，是说诗能交流思想感情，促进人们团结；可以怨，是说人们借助于诗可以批评时政，讽谏国君。诗的这些功能可以达到“事父”、“事君”即齐家治国的目的。此外，在学《诗》过程中，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从中了解更多的自然知识。孔子的这种诗学观，充分肯定了《诗》反映并影响生活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书》是孔子的历史课和政治课的教材。当时的《书》还没有统一的本子，仅以时代分编而散存于世，如《夏书》、《商书》、《周书》等。其内容主要是春秋以前的历代政治文献和社会传说。春秋时期，一些贵族人士在评论时事或讲述自己的意见时，多称引《夏书》、《商书》、《周书》的词句，作为言论的理论根据。这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吸取政治经验和思想营养。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国有桩关于争田的官司多年没有结案，后来叔向引用了《夏书》中关于“皋陶之刑”的法律依据，才了结了这桩官司。孔子以《书》设教，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要求。他的《书》教原则是“疏通致远”，即通过对历史的深刻了解，以探知古往今来。
他和他的弟子们经常祖述尧、舜，称道文、武，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找借鉴。《论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三次引《书》，都是以古喻今，讲解如何从政、做人的道理。
《礼》孔子用以为教材的《礼》，主要是指周礼。周人的礼则、礼仪特别丰富，据说具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的规模。孔子认为礼的作用十分重大，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礼记·哀公问》）这就是说，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无法敬礼天地之神；没有礼，就不能把人分为君臣上下的不同阶级；没有礼，就不能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孔子所讲的礼，是以仁为其思想基础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广（《八佾》）意思是说，不仁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礼和乐的。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就是说，没有仁的思想内容，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叫作礼的。孔子讲礼，并不计较于细节，着重要求弟子们掌握礼的本质精神。他常对门人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又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记·檀弓上》）这些话讲的都是强调人的伦理情感的实在性，只要感情真挚，“礼不足”也无关紧要了。例如，有一次，子路感叹自己家境贫寒，父母在世时没有好好供养；他们死了，又没有好好安葬。孔子对他说：尽管是吃豆粥、喝清水，只要能使老人家心里快乐，这就是孝；父母死后，仅用衣被把他们的形体掩盖起来，入殓后就下葬，没有棺停，只要这样做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财力，就算是礼。（见《礼记·檀弓下》）总之，在孔子看来，礼的本质是主敬，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礼仪方面的某些具体规定可视环境不同和财力状况而斟酌取舍。孔子进行的礼教，重在实践。礼是立身处世的行动准则，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要求弟子们做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乐》孔子把《乐》作为知识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教材，因为他的诗教、礼教和乐教是融为一体的，不可分割。
孔子十分重视音乐陶冶情性的审美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诗教、礼教的影响。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又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原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在孔子看来，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去自觉地陶冶性情。孔子把乐教作为完成诗、礼教育的必要手段。只有在音乐的陶冶下，诗和礼的内容才能转化为人的自觉要求，进入完美的自由境界。孔子的乐教不同于以往歌舞教程中的一般知识性传授，而是一种更深入与诗、礼密切结合的审美教育。孔子把《乐》作为教材，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以乐治国”。这是因为乐可以“和民力”，能“移风易俗”，而且“审乐可以知政”（《礼记·乐记》）。乐教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从政服务的。
《易》即《周易》，是一部讲阴阳八卦的占卜之书，内容十分庞杂，在鲁国保存得比较完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把串编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了三次，可见他曾下苦功深入研究过《易》。孔子在研究《易》的过程中，吸取并发挥了其中的哲学思想，并用来教育弟子。例如，《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恒卦》的交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能持之以恒做事的人，终有一天会招致羞耻。孔子接着解释说：“不占而已矣。”意即“这话的意思是叫无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卦罢了”。孔子用《易》的哲学思想教育弟子做事要有恒心。
《春秋》孔子作为教材的《春秋》，原是各国的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