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亿万人民敬仰和爱戴的女性
这是一个平凡人的极不平凡的故事。她从很小的时候就集聋、哑、盲于一身，但她却奇迹般地学会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她的著作被译成50余种文字，风靡了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她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受到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她不但给聋哑盲人以鼓舞，而且给正常人以力量。她，就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年诞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特撕开姆比亚。生下来19个月后，海伦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退后，妈妈给她洗澡时惊讶地发现，她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科医生的检查表明小海伦双目失明。紧接着妈妈又发现海伦失去了听力。3岁时，海伦连话都不会说了。
海伦长得很快，身体也很结实。但由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脾气很古怪，动辄大发雷霆。她经常扑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尖叫；起床后拒不洗脸；吃饭时调皮捣蛋。关于这般经历，海伦后来写道：“那时，我仿佛感到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着。于是，拼命想挣脱这种束缚。”但是海伦并不像大多数聋哑盲童那样落落寡合，她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她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1887年，经人介绍，一个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姑娘安妮·莎莉雯做了海伦的家庭教师。从那以后整整半个世纪，安妮一直是海伦朝夕相守的良师益友。
安妮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爸爸是个酒鬼，每逢酒醉经常对她拳脚相加。1880年安妮因患沙眼双目失明，被送进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经过两次手术，双眼恢复了视力。但她毕生却受到眼病的折磨，晚年再一次双目失明。
安妮一到亚拉巴马，就被海伦吸引住了。她刚下车，海伦就向她扑来，用手摸着她的衣服和脸。安妮拿出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的小朋友送的洋娃娃。海伦立刻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趁此机会，安妮在她手上写下“d—o—l—l”（洋娃娃）几个字母，海伦的注意力马上被这一陌生的举动吸引住，模仿起来。这是海伦第一次学习写字。
为了便于教育，安妮把海伦从双亲身旁领到附近的一所农庄。她发现海伦已经能够用许多方法表达自己的意图。想要冰棍，她就摇动一个想象中的制冷器的摇柄；想要面包加奶油，她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她还假装戴上眼镜模仿她爸爸的样子。安妮又用手语教给了她一些新字：针、帽子、杯子和坐、站、走等动词。
两个星期后，安妮带着海伦到水房去汲水，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时，她在海伦的手上拼下了“w—a—t—e—r”（水）这一单词。海伦后来回忆说：“不知怎的，语言的迷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这个活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给我以光明、希望、快乐。”
一个星期过后，海伦已经认识了400多个单词和许多短语。花丛旁、大树下成了她们的教室；蜜蜂、蝴蝶、小鸟、鲜花成了她们的教具。安妮用泥土给海伦做了个地图，用线绳、树枝做成赤道、子午线、南北两极。她还用串起的珠子教海伦数数，用幼儿园小朋友使的棍棍教加、减法。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海伦进步很快，可以一字不误地写信了。海伦写的字是方形的艺术字，一笔一画非常清楚。
海伦8岁时，安妮·莎莉雯把她带到了珀金斯盲人学校。一个新的世界向她打开了。她可以看许多盲文书籍，可以用手语和其他儿童交谈。她学习的课程有算术、地理、动物、植物和语文。学校的学习和家里不拘形式的学习完全不同，但海伦对每门课都非常认真，作业做不完，决不罢休。这种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作风一直坚持到她的晚年。
1890年春天，海伦听说一个挪威聋哑盲姑娘学会了说话，胸中燃起了希望。她在安妮的手上写道：“我要说话。”
安妮领着她去找波士顿霍勒斯·曼聋哑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富勒小姐立即开始教海伦说话。她把海伦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让海伦感觉她舌头、牙齿的位置和下颌的运动。
然后富勒小姐把舌头顶住下牙床，做好发“I”音的准备。接着把海伦的食指放在她牙齿旁，另一个指头放在咽喉处，再反复地发“I”音。富勒刚一停止，海伦就用手把自己的牙齿和舌位摆正，发出的音几乎和富勒的一模一样。
接着她们又开始练习“a”、“o”两个元音。这两个音海伦发得很清楚。学完“a”、“o”后，又开始学“Papa”和“Mama”，富勒一边念，一边在海伦的手上划出两个音节间的相对长度。模仿几遍后，海伦就可以正确地发这两个字的音了。
海伦跟着富勒小姐上了11节课，但这只是长期奋斗的开端。为了改进发音，她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苦练着。安妮说话时，她用手指去感觉安妮喉咙的振动，舌头和嘴唇的运动。
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里怪气，语调平平的，不分轻重音。每当需要加强语气时，就用攥成拳头的右手在左手手心上一击。尽管如此，她的声音代表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语言的掌握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以后不久，海伦通过用手摸别人的嘴唇的方法解决了“听”的问题。她把食指放在说话人的嘴唇上，中指放在鼻子上，大拇指放在喉咙上，就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
通过这种办法，她“听”到了马克·吐温妙趣横生的笑话和著名歌唱家恩赖克、卡鲁索的歌喉。更有趣的是：把手轻轻放在小提琴上，她竟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
几年后，海伦听说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接着她进了吉尔曼女子中学。上课时安妮总是坐在海伦身旁，把老师讲的内容写在她的手上。1900年，海伦考进了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高等学府的聋哑盲人。
但是大学生活使海伦感到有些失望。她觉得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上课时无法记笔记，因为她的手在忙着“听讲”。回到宿舍后再匆匆地把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写下来。她们从德国等地搞了一些盲文书籍，海伦贪婪地读着，直到手上磨起了血泡。
海伦毕业于1904年，在英语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刚一毕业，欧美各主要报刊的约稿信就像雪片般涌来。是年，海伦应邀至圣路易斯博览会，呼吁全世界关心聋盲人的教育问题。
1914年海伦和安妮开始了第一次演讲旅行，同行的有她的秘书兼管家波莉·汤姆森，一个活泼能干的苏格兰姑娘。
20世纪30年代海伦不断访问欧洲和亚洲各国。她非常关心聋哑盲人的状况，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募捐。为此，许多国家授予海伦荣誉学位和奖章。
与此同时，安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几乎双目失明，再也不能陪伴精力充沛的海伦了。她逝世于1930年。同年，美国政府授予海伦·凯勒和安妮·莎莉雯“罗斯福勋章”。
1950年，海伦和汤姆森小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附近。每天吃早饭时，汤姆森小姐都把当天的要闻念给她“听”。如果天气好，就在花园里干点活。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的打字机前度过。
海伦·凯勒逝世于1968年6月，终年87岁。
战胜死亡的抉择
巴尼·罗伯格是美国缅因州的一个伐木工人。一天早晨，巴尼像平时一样驾着吉普车去森林干活。由于下过一场暴雨。路上到处坑坑洼洼。他好不容易把车开到路的尽头。他走下车，拿了斧子和电锯，朝着林子深处又走了大约两英里路。
巴尼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树木，决定把一棵直径超过两英尺的松树锯倒。出人意料的是：松树倒下时，上端猛地撞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一下子松树弯成了一张弓，旋即又反弹回来，重重地压在巴尼的右腿上。
剧烈的疼痛使巴尼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但他知道，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是保持清醒。他试图把腿抽出来，可是办不到。腿给压得死死的，一点也动弹不得。巴尼很清楚，要是等到同伴们下工后发觉他不见了，再来找他的话，很可能会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他只能靠自己了。
巴尼拿起手边的斧子，狠命朝树身砍去。可是，由于用力过猛，砍了三四下后，斧子柄便断了。巴尼觉得自己真得什么都完了。他喘了口气，朝四周望了望。
还好，电锯就在不远处躺着。他用手里的断斧柄，一点一点地拨动着电锯，把它移到自己手够得着的地方，然后拿起电锯开始锯树。
刚锯了没几下，巴尼发现，由于倒下的松树呈45度角，巨大的压力随时会把锯条卡住；如果电锯出了故障，那么他只能束手待毙了。左思右想，巴尼终于认定，只有唯一一条路可走了。他狠了狠心，拿起电锯，对准自己的右腿，进行截肢……巴尼把断腿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决定爬回去。两英里的路程对于一个身受重伤的人来说，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一路上巴尼忍着剧痛，一寸一寸地爬着；他一次次地昏迷过去，又一次次地苏醒过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回去！大约四个多小时后，巴尼终于筋疲力尽地爬到了吉普车旁。他竭尽全力爬进了吉普车，并用左脚发动了汽车。
当他历尽艰辛，终于行驶完那段不平凡的五英里路程之后，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战胜死亡了。
萨拉的第二次生命
萨拉·爱德华兹在电话上和妈妈谈论着即将举行的舞会，蓝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神情。这场舞会对这位18岁的皇家利物浦大学医科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休息。“我真要去好好玩玩了。”萨拉告诉妈妈。
就在那个星期三，也就是1987年2月4日的晚上，她对妈妈说嗓子很疼，但她说很快会好的。
凌晨3点，萨拉被剧烈的病痛弄醒。4小时后，她的同学见她倒在地板上发高烧，急忙把她送进校医院。星期四晚10点30分，诊断结果为细菌性脑脊髓膜炎。这种疾病来势凶猛，每年吞噬世界上约6万人的生命。细菌侵入人的肌体后能够破坏身体的抵抗力，进入血液，感染脑膜。
萨拉被立即送进利物浦一家大医院。凌晨1点，她的父母从北威尔士的家乡赶来时，几乎认不出他们的女儿。由于病毒的蔓延，萨拉身上的毛细血管破裂，浑身布满了黑紫色有肿块，就像被人毒打过一般。
第二天，萨拉的呼吸功能减退。星期日，肝脏和肾功能衰竭，她被送回她所在的皇家利物浦大学医院会诊。
教科书中写道，人体的4种功能衰竭是致命的。而萨拉已经丧失这4种功能，她的血液循环和肠胃系统功能也减退了。医生们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脑脊髓膜炎病例。
护士告诉爱德华兹夫妇，恐怕她不行了。但是，玛格丽特与她的女儿有着同样执拗的个性，她坚信萨拉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你看吧，她一定能活下去。”
萨拉有位同学名叫大卫·韦伯斯特，她被送进医院时，大卫正在急诊室值班。这位三年级的医大学生第一次见到萨拉，就被她那迷人的微笑所倾倒。他曾经打算和她约会。此时看到躺在那里濒临死亡的萨拉，他伤心极了。他暗暗祈祷：上帝啊，让她活下来吧。
经历了病痛的种种折磨后，萨拉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但是由于病毒的破坏，她的腿部血管不再供血，开始出现了坏疽。
2月15日上午，医院急救室主任安东尼·吉尔伯森大夫告诉爱德华兹夫妇，如果他们同意，他将对萨拉进行腿部截肢。否则，坏疽会夺去她的生命。
“我宁愿要活着没有腿的萨拉，也不愿让她为保住腿而失去生命，”玛格丽特说，“做手术吧。”
半小时后，医生把萨拉两腿膝盖12厘米以下的部分截去。
3月5日，萨拉的病情趋于稳定了，她在入院4星期后睁开了双眼。
玛格丽特和丈夫在女儿恢复知觉后，立即告诉了她截肢的事。
从这时起，萨拉开始了她的第二场战斗——一场她相信自己还有价值生存下去的战斗。
5月4日，玛格丽特和丈夫带着女儿来到旅游景点——利物浦一阿伯特船坞。当父亲在鹅卵石地上吃力地推着萨拉的轮椅时，她注意到人们带着惊恐的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的残肢。
回到病房后，萨拉哭了一夜。她感到自己再也不能骑车了，不能穿游泳衣了，也不会有人爱她了。
但玛丽·克卢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玛丽是四年级的医大学生，因患骨癌失去了一条腿。一天，她来到萨拉的床前，撩起她那时髦的裙子问道：“哪条是我的真腿？”
“我分辨不出来。”萨拉回答。可到后来，萨拉急切地向玛丽询问有关假肢的情况：买什么样的衣裤合适，怎样挑选鞋。玛丽走后，萨拉想：她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萨拉拄着双拐，和父母一起，参加了教堂为她的康复举行的感恩仪式。大卫起身为她唱诵，但是由于激动，他的声音哽咽了，再也唱不下去了。
拜格罗夫斯在布道时，讲述了一件一把破旧的老式小提琴被拍卖的事情。拍卖开始后一直没人出价，后来有一人走上前拿起琴，调好音，然后用它演奏出了美妙动听的曲子，于是出价随之猛增。
那天晚上，萨拉正在床上躺着，看见大卫出现在门口，她对他笑了。大卫说：“我给你拿来一件东西。”
当她看见大卫从皮箱里拿出一把陈旧的小提琴时，眼里充满了泪水。“这把提琴是几年前我从旧货市场买的，”大卫说，“我现在明白了，你应该拥有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问道：“你愿意参加下星期医学院的学生聚会吗？同我一起去。好吗？”
萨拉暗想，他不会对一个残疾人感兴趣的，这仅仅是出于同情。但是当目光落到小提琴上时，她改变了主意：“行，我很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