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四处碰壁： 越南、缅甸、泰国、印度、日本、朝鲜、埃及、俄罗斯——蒙古人的衰落期——四大汗国的解体——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阿奇特湖和科布多河——河畔巨大的坟墓群——西藏人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蒙古人为什么皈依佛教——省会城市乌列盖——陶乐包湖边的雪峰——俺答汗会见索南嘉措——蒙古第二次皈依藏传佛教——彩虹之门
离开女王墓，进入山谷，风景也突然变化。这一天的早上我在高山湖泊边骑行，并翻了一座最难的山口，看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而傍晚时又已经回到了低海拔地带，在平坦宽阔的谷地骑行了。在一天之内经历了众多的地形变换，让我有一种在梦中的感觉。
一位牧民骑着马和我并行了半个小时，他的马比我的自行车快，不过由于是下坡，我的自行车也慢不了多少。我拒绝了用自行车换马骑的提议，为了赶路尽快离开了。
过了一个产煤的小镇之后，就可以看见远方几十公里外平地上的另一个湖泊： 阿奇特湖。虽然说这里海拔较低，可阿奇特湖的周围还是有四处雪山，除了已经移到东北方向的哈尔黑拉和布鲁根山之外，在东南方、西北方和西方还有三处雪山，西面的两处雪山都已经在与俄罗斯交界的边境上了。
到达阿奇特湖边时，天正好进入黄昏，于是我在满是石头的湖滩上扎了营。这里的蚊子不少，我来不及观赏美丽的风景，尽快进了帐篷。我的骑行还有几天就结束了，心中带着一丝怅然，对于蒙古的回忆也进入尾声。
即便蒙古人的扩张如此猛烈，但随着亚欧大陆的大部分被他们占领，他们膨胀的速度也降了下来。现在，全世界似乎联合起来对付蒙古人，在所有的国家，能够击败蒙古人都被看成是英勇的象征。
蒙古人在东南亚遭遇了数次惨败： 他们试图入侵越南南部的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中南部），但海上的入侵行动被占婆人坚壁清野拖住了。他们又试图借道越南北部的陈朝领地进攻占婆，但陈朝知道唇亡齿寒和假道灭虢的道理，越南陈朝最著名的将领陈兴道两次击败了蒙古人，陈兴道也成了越南人最尊崇的武圣。
蒙古人入侵过缅甸（蒲甘王国）和泰国（兰纳泰王国），但都无法在那儿建立长久的统治，只得撤回。蒙古人进攻爪哇也没有成功。
蒙古人曾经有机会征服印度。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时，就曾经进入过当时属于印度德里苏丹王国的巴基斯坦境内，率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至申河（即印度河）。但由于西部的蒙古人一直处于严重的内争之中，察合台汗国和波斯伊尔汗国之间长期敌对，察合台汗国还和忽必烈打仗，使得他们腾不出精力来对付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到蒙古人终于有时间对付印度的时候，印度已经进入了繁荣期，一个伟大的国王阿拉乌德丁毫不留情地击败了蒙古人，成为印度人的英雄。
在东亚，蒙古人也遭到了失败，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都以失败告终，朝鲜虽然暂时被征服，但其反叛力量始终没有被消除。
在西方，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成了******教的英雄，他们战胜了蒙古人，遏制了蒙古帝国的扩张。
在俄罗斯，蒙古人始终无法接近波罗的海，他们停留在距离诺夫哥罗德数百公里的地方。俄罗斯的王公们逐渐恢复了生气，积攒着实力，他们虽然臣服于蒙古人，却又保持着独立性，迟早会将蒙古人踩在脚下。
当各个汗国逐渐被优越的生活所腐蚀的时候，蒙古人的衰亡期到来了。
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的军队攻陷了元大都，元顺帝率军撤往关外的上都，之后又撤回了蒙古人的故地，在那儿建立起了残余的北元政权。但北元所控制的人口只有蒙古本部的百万人而已，与元帝国根本无法比拟。元朝的大汗国，这个蒙古汗王之首，在建立不过百年（从忽必烈算起）就在风雨飘摇中倒台。
在元帝国倒下之前的11年前，蒙古人的另一个巨大汗国——波斯伊尔汗国早已经倒下了。与元帝国相比，波斯伊尔汗国在101年间换了16位汗王，可见其内部斗争的激烈和不稳定。当旭烈兀打下江山之后，历任汗王都眼睁睁看着埃及人在跟前挑衅，却无法将其征服。
准确地说，在1335年，波斯伊尔汗国就已经解体了，许多个地方政权崛起，将旭烈兀的后代们变成了傀儡，最后的汗王甚至已经没有了记载，只能从发现的古钱上辨认他们。
察合台汗国存在的时间更久，这个汗国本有可能征服印度，但它的汗王们却更热衷于与北面的窝阔台汗国、西面的波斯伊尔汗国打仗，甚至与金帐汗国、元帝国发生冲突。结果印度还在那儿，察合台汗国却分裂了。它曾经兼有中亚的河中地区和新疆，但随后，汗国分裂成了两部分，西面的河中地区突厥化了，他们自称突厥人，而东面的新疆地区仍然自称察合台人。接着，突厥人帖木儿在河中兴起，扫净了波斯伊尔汗国的残余，再次将中亚统一起来。
帖木儿之后，一个从血缘上是帖木儿（父系）和成吉思汗（母系）双重后代的人——巴布尔终于挥兵印度，将这颗最璀璨的明珠收入囊中，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直到英国人进入印度才逐渐消亡，对印度影响深远，可以算是蒙古人难得的遗珠。
察合台的东部汗国存在到1570年，被同属于察合台世系的叶尔羌汗国所灭。不过，蒙古人仍然是新疆地区的主宰，直到他们被清朝的军队击败。
金帐汗国存在了200多年。俄罗斯的王公们先是服从于蒙古人，再逐渐积攒力量，到了伊凡雷帝时代终于击败了蒙古人。金帐汗国分裂成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几个汗国，这些汗国有的存在到18世纪晚期才被俄国人并吞。
到了后来，除了本部之外，人们已经很难定义什么是蒙古人了。由于蒙古人口稀少，许多地方除了王室之外都不是蒙古人，经过通婚和混血，即便王室也只有百分之一的蒙古人血统了。
在现代亚洲，受过蒙古人统治和没有受过统治的区域，仍然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在东亚，受过蒙古人统治的地域，现在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而越南、泰国、缅甸因为蒙古人没有立稳，赢得了宝贵的独立。大理、吐蕃曾是独立政权，它们被蒙古人征服之后，就再也没有逃脱中原文明的吸引力。日本、爪哇等岛国也因为没有受到蒙古人统治，仍然保留着它们的文化特征。
在中亚，凡是受过蒙古人统治的地界，都或多或少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即便经过了俄罗斯的征服，如今依然回到了原有的状态。现在保留在俄罗斯联邦之内的位于东部的数个自治共和国，也由于蒙古人遗留的自由传统，不肯驯服于中央的权威。
在印度，莫卧儿成就了印度最灿烂的文化，却又古怪地打着******教特征。印度现在的宗教信仰虽然主要为印度教、******教、锡克教，但泰姬陵、古瓦特清真寺、贾玛清真寺等******名胜享誉世界。
蒙古人还改变了西方的格局。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它们的目光最多就到达耶路撒冷的小山包，他们的心胸也只是地中海的小水池。可是蒙古帝国时代，众多西方人到达了东方，使得人们开始觊觎更加广阔的天地，久而久之，中东、埃及和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
在蒙古帝国时期来到东方的西方人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使节们，还有两个人显得更加特殊。如果说使节们代表了一种经院学术的传统，他们的游记和经历最多只在教会和王室内部流传，那么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则代表了一种夸张的俗文学，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使得西方对东方充满了向往。
马可·波罗过于知名，而我更重视的是鄂多立克。他也是方济各会的修士，但与其他来访的教会人士不同，这位修士更乐于把道听途说的消息都变成故事讲出来，也更像商人那样关注日常生活和商品价格。他的《东游录》风格更偏向马可·波罗的狂放恣肆，而不是鲁不鲁乞的严谨和自持。
马可·波罗从陆路到元大都，再从海路离开，而鄂多立克正好相反，他从海路进入广州，再到达元大都，然后从陆路回到欧洲。
他描写广州：“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而在这里，你用不着花上一个银币就能买到三百磅的鲜姜；鹅比世上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要好，要贱。”
他描写泉州：“你用不着花到半个银币便能买三磅八盎司的糖……我在那里访问的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尊偶像。”
他描写福州：“这里看得见世上最大的公鸡。也有白如雪的母鸡，无羽，但身上仅有像羊那样的毛。”
他描写杭州：“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城开十二座大门，而从每座门，城镇都伸延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为大。所以你可在其中一个郊区一直旅行六七天，而看来仅走了很少一段路。”
金陵府在他的笔下：“城中有三百六十座石桥，比全世界上的都要好。”
他和马可·波罗对于东方富庶的描写，成了西方人不断探索世界的动力之一，加上他们的书流传更广，使得西方人至今还保留着对于东方浪漫的好奇心。
7月29日，从阿奇特湖边醒来继续在东岸前行。
阿奇特湖在南部的尾巴上形成一道沙梁，东西湖岸缩小成一条河沟的宽度，人们在那儿架了一座桥，是观察湖面的最佳地点。在那儿，天上的云团、远方的雪山和近处碧蓝色的湖水，以及水中的水鸟构成了一幅最美的图画。我站在桥上久久不愿离开，欣赏着这里的美景。不知当年蒙古人匆匆向西方进军时，是否留意过这里美丽的景色。
过桥向西离开阿奇特湖，就进入了一团乱麻般纠结的道路，在到乌列盖之前，大部分路段都是上坡和顶风，非常消耗体力，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当天还经过一个巨大的峡谷，在峡谷里是汹涌的科布多河，这条河流经了蒙古国西部两个省，由于周围全都是雪山，河的水量非常丰沛。在河的两侧形成了大片的树林和草甸，把这里装点得不像是蒙古高原，反而像是中国新疆南部的绿洲。
在河谷的东侧，一个巨大的敖包耸立，带着石圈，很可能也是一个远古的坟墓。更多的坟墓出现在峡谷的出口处。在那儿，峡谷渐渐变成了开阔的平地，古人把这里当作了天然的坟场，大大小小的石头墓分布在道路的两侧。许多墓因为修路时的破坏已经不完整了，但更多的墓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 中间是个巨大的石堆，外侧围着一个不大的小圆环。可以想见，2000多年以前的游牧民族见到这个绿色的河谷时有多么兴奋，这条河谷不仅植物众多，旁边的山上就有着丰富的石材资源。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乃蛮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相继来到过这里，他们在这里生存、繁衍、死亡，但最后除了坟墓之外，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一天，我原本以为可以骑到乌列盖，但太阳已经落山时，我距离乌列盖还有十几公里，只好在一座山前扎了营。
那天晚上，我在帐篷里吃了最后一个罐头、最后一截火腿肠、最后一块月饼、最后一点面包，把最后一瓶水喝下去，第二天上路的时候，我的驮包里已经翻不出一点儿食物和水了。我必须赶到乌列盖，才能补充这一切。这是我第一次把后备粮完全消耗干净，也算是旅行中的惊险事。
不管是生活，还是历史，总有无数的奇点带着惊险一跃的味道。蒙古人接受不接受基督教，就是历史上一个关键性时刻。但西方也许夸大了一个事件的重要性，即便大汗接受了基督教，由于蒙古人的政权很快四分五裂，无法形成长时间的统一，各地的汗王还是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宗教。而在中亚地区有群众基础的******教仍然会获得某些汗国的皈依。
而在东方，基督教也很难抗衡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
但人们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蒙古人会信奉从西藏传过来的密宗佛教，而不是从中原输入的禅宗，也不是更符合佛教原始教义的小乘佛教呢？我们或许应当从当时蒙古草原和西藏多方面的相似性中寻找答案。
西藏的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和萨迦八思巴（简称八思巴）两位僧人，几乎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宗教格局。在他们之前，藏传佛教只是欧亚大陆一个封闭的孤岛上一种非主流的宗教，但在他们之后，欧亚大陆的霸主抛弃了其他更加流行的信仰，拥抱了藏传的佛教。蒙古人还把信仰传给了更加偏远的满洲（女真）人，使得藏传佛教在蒙古人退出中原后，仍然是东亚地区的主流。这样的功劳的确非同一般。
元代开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从蒙古草原去往西藏比从中原去往西藏，虽然路途更遥远，却要方便得多，这也使两地之间的联系比我们以为的更紧密。
公元1247年，在如今的甘肃武威（当时叫作凉州），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蒙古将领、王子阔端在这里会见了来自西藏的高僧萨迦班智达。这次史称凉州会盟的会见使西藏（当时名为吐蕃）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凉州会盟还产生了几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一，西藏的佛教地位大大上升，特别是萨班所属的萨迦派（花教）。在公元7世纪时，吐蕃出现过统一的赞普政权，与人们的认知不同，赞普政权是一个非宗教性的世俗政权，直到松赞干布才从尼泊尔和中国内地引入佛教。至于将佛教地位抬高到国教的程度，更是在公元8世纪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