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脏话谁不会？那些街头流氓难道不比你们骂的有水准？这不但是人身攻击，更确切地说是在亵渎文学，污染中国的文学评论环境。什么“旧钥匙”、“小太监”、“没脑袋”……这一个个令人乍舌的绰号被戴在了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人的头上。韩寒的作品究竟怎样才不是“旧钥匙”呢？我思量着大概是说，如果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通稿2003》等作品要写在建国初期那就应该算是一把“新钥匙”了吧？这位作者的意思是，在《三重门》等作品之前，已经有了抨击中国教育制度的文章了，韩寒不过是嚼了一回剩菜。想想这是何等滑稽，每一部作品都有它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主体反映，在看一部作品时，作品的主旨并不是评价好与坏的惟一标准。韩寒的一把“旧钥匙”如何赢得了众多读者，为何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形成了“韩寒现象”？把郭敬明侮辱成“小太监”更是让人不可思议，真的不知道“小太监”这个词和郭敬明的作品有什么必然联系。这就是对郭敬明的诽谤和人格污辱，就是搬上法庭也逃脱不了故意人身攻击的罪名。这样放肆的侮辱他人，真是让人心痛，同时也为我们的知识界担忧，说不准哪天会出现更多不堪入目的侮辱之辞赫然出现在我们国家正规的书刊上。说春树“谎言”、“没脑袋”更是让人云里雾里，难道春树改写纪实作品才算是不谎言吗？小说里的情节和故事内容是可以虚构的，小说创作不是新闻采写，没有任何方面规定，文学作品必须要实事求是。春树有没有脑袋这和她的作品有什么联系？她怎么就没脑袋了？不知道春树怎样写才会显得“有脑袋”，才会称得上是佳作，才会挑不出一根骨头。“流氓批评学”乃是“欺诈性”、“劣质性”、“诽谤性”语境的产物，是一种其性质、特征及内部样相依然有待进一步认清和揭示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流派。“流氓”批评家的武器是“口水”。他“仇恨”一切。他通过诅咒“放荡”，“体验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他透过“情欲”的孔道观察世界，把一切纯洁与高尚的东西，都变成了长舌妇的谈资和流言家的消费性话题。他的事业一时还不会寂寞，因为这个时代用以区别真实与虚假、高雅与卑俗的尺度与标准已经非常模糊，留待“流氓”“崛起”的空间和舞台依然很大，很大。
其实看来看去，写这篇批评文章的作者月千川才真的是满口谎言，而且显得很没有脑袋。满纸胡言乱语，显得很幼稚很虚伪。月千川解释说，“本来那不是标题，被编辑改过了。我的主体文章还是很伟岸的。”他表示，《文学小太监》一文虽然题目有些噱头，但是文章内容还是相当伟岸和正统的，“并无人身攻击行为”。很少见到这样滑稽的言辞，他不但把自己的责任推的干干净净，而且还告诉人们，他的文章很“伟岸”很“正统”，用词和他吹牛皮一样不假思索。“我们是严肃的文学批评，我们没有人身攻击。” 、“我国平庸、干瘪、浮夸的文学评论充斥已久”、“激烈的文学批判是激活文学生力的兴奋剂”、“‘80后’文学浪潮中，媒体的追捧和商业的刺激促生了许多‘文学泡沫’”、“他们借文学的名义发青春的横财，霸占着青春文坛的话语权，而激烈的文学批评就是为了击碎某些顽强的泡沫”。这几句话真正反映出了他的内心所想的本质，言语中似乎透露出只有他们才能使这些“80后”作家茁壮成长起来，只有他们才能拯救中国文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文学霸权，按月千川的原话说目的就是要“争夺话语权”。诸如强加在这些少年作家头上的“旧钥匙”、“小太监”、“没脑袋”等绰号，也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吗？也是没有人身攻击吗？先锋评论家朱大可一语道破：“‘小太监’、‘没脑袋’等的挖苦却构成了对作者的攻击和羞辱。”在朱大可看来，批评新秀的话语方式需要一定的调整和改正。“评论家可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也可以用一些暴力、偏激的词语，但只能针对作品，而不是对作者本人的侮辱。”朱大可表示，“只有在一个理性的评论平台上，韩寒等人才能在善意的批判中得到进步。”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不但没有一丝善意的批评，而且真正反映出是几个在文学方面毫无建树或一知半解的娃娃，在几个大人的操纵下，制造出了这些宣泄个人情绪的垃圾文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年头，凡是出了名的人或物总会被一些人利用，当作搂钱的筛子，更有胜者还会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来借着品牌赚取黑心钱。
螳螂捕蝉的故事大家都听过，我也记得不大清楚了，大概是讲，螳螂在炎热的夏季顶着太阳的酷晒，辛辛苦苦汗流浃背地好不容易捕到了蝉，饱餐了一顿，没想到它的身后却突然冒出一只狡诈的黄雀，黄雀看见螳螂正好吃了个嘴油肚圆，便猛地扑上去把螳螂吞了。
用这样的故事来形容《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或许不太确切，但意思大致相似。十少年作家的作品也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呕心沥血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汗水换来“著名80后作家”的美誉，其间何等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却遭到无端的批判，并且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列举出诸多不是，由此还赚到了不少金钱和名气，就如黄雀一样，美美地吃了一顿。
这是借十大少年作家的名气为自己聚敛名利。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无可辩驳。
怎么不来批判我殷谦？原因很简单，批判我没有市场，没有价值，赚不来银子，弄不好还会偷鸡不成赊把米。
在《新京报》上看到这样的文章，大意是指责现今的文学批评缺乏对“80后”的正确批评，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传统文学极力守护着文学的尊严；而初出茅庐的“80后”作家却在文学羽毛未丰之时，成为了市场的宠儿，作品动辄几十万册的市场销售量使传统文学显得异常尴尬。他们还在借着网络和媒体的平台向着更深远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也在对文学的审美方法和主题产生着影响。这一切都使文学界形成了明显的代际划分，同时也证明了“80后”深广的影响力。正是这深广的影响力市场宠儿为一些商家创造了机会，商家的嗅觉灵敏非凡，他们借鸡生蛋的功力更是可见一斑。
“幼稚也好，误读也好；批评也好，赞扬也好，有关‘80后作家’的争论，最为本质的结论是：‘80后’一代人已经登上舞台，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评论家孤云这样说。
总而言之，我觉得《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就是一个畸形的出版物，它是在策划者商业目的驱使下的一个产物，玩弄文字，愚弄读者，给读者玩了一个“耍猴”的把戏，里面着实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策划者想赚钱，撰写者想出名，就是这么个理儿，这里面有商家的精明也有作者的稚气，不值得去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