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关系的独立学科，自19世纪中期形成以来，在国际上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策性学科，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显学。
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并曾在30年代至40年代得到过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李源、吴泽霖、林惠祥、杨成志、凌纯声、费孝通、林耀华、岑家梧等这些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着的《江村经济》还成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作，从而开创了国际人类学发展的新时期。
毋庸讳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以后，人类学作为一门所谓“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缔，致使其元气大伤，直至70年代末乾坤扭转以后，社会学、民族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人类学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恢复较缓，发展较慢。中国人类学会虽然于1981年5月宣告成立，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仍处于缓慢发展的态势之中，与突飞猛进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批出国留学的人类学博士、博士后们的纷纷归来，为缓慢发展中的中国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激发了中国人类学的活跃。1995年的第1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乔健教授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一文，一时间人们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问题议论纷纷，形成了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由此开始的学术讨论，后来都集中到了“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上。
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项重大使命；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项更重大的使命。因此，“人类学文库”的宗旨是：在人类学本土化中提倡和引导人类学田野考察，从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关系丰富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指导现实生活的规律性的东西，使中国人类学在走向人民、走向社会中得到洗礼、得到发展。
了解人类学史的人们都知道，人类学学科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国际人类学界大师们有价值的着作、有影响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田野调查的提炼、概括和升华。
——古典进化论学派最着名的大师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1～1917）曾深入墨西哥的偏僻山乡游历，对那里的民风民情以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于1861年出版了《阿那瓦克：或古代及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1]这部墨西哥之旅的游记，作为泰勒关于人类学的处女作，奠定了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此后他于1865年推出的《人类早期历史及其文明发展之研究》，[2]以及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进化论思想。尤其是他的皇皇巨着《原始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从田野调查中得来的民族志资料。而他在书中所用的资料，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都有目的地导向“人类的文化基本上都受到进化发展的特定规律的支配”[3]这一理论原则的建立。古典进化论的另一位大师摩尔根（Lews Henry Morgan 1818～1881）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他曾长期深入印第安人居留地，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机构。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摩尔根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被易洛魁人塞纳卡部落鹰氏族收养入族。在这个深厚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摩尔根从1851年发表《易洛魁联盟》开始，继而于1870年出版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4]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初期的杂乱性交，经过群婚制的各种形式而达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进化理论，以及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而导致氏族制度最终走向灭亡的氏族进化理论。最后于1877年出版了最能代表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力作——《古代社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这部书时说：“这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科学论述。”[5]从田野调查到古典进化论，泰勒成了“人类学之父”，而摩尔根则是“为数无几”的“对20世纪有巨大影响的19世纪社会思想家”。[6]
——曾风靡于欧洲的传播论学派作为反对古典进化论学说的一个学派，也没有离开过田野调查。如德国传播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 1873～1938）为了论证“西部非洲文化圈”的存在，曾经11次对非洲进行考察，于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着：《非洲文化的起源》，明确地把刚果河流域、下几内亚和上几内亚河沿岸确定为“西非文化圈”，并论证了该文化圈的特征包括两面坡房顶的直角房屋、用植物作弦的弓、用植物作弦的多弦乐器、沙漏计时器式样的鼓、假面具等诸方面，从而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圈”的概念，认为整个“文化圈”都可以迁移和传播。又如英国传播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里弗斯（W．H．A．Rivers 1864～1912），1905年后曾对印度南部的托达人进行了第一手的研究工作，1906年出版了《托达人》；1908年完成了对美拉尼西亚诸岛的田野调查，1914年出版了《美拉尼西亚社会史》。此书对大洋洲移民史的研究，虽今学术界不敢苟同，但他在该书导言中对美拉尼西亚所作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各族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7]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开山祖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1）从转向从事人类学研究开始，就在巴芬兰的爱斯基摩人当中作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其后出版了《中部的爱斯基摩人》。在此后人类学研究的生涯中，他大力提倡长时间地在小范围内进行详细深入的田野调查，开创了文化人类学“透视性”（Perspective）的一代学风。正是在这种大力提倡田野调查的背景下，博厄斯虽曾一度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却没有归附到进化论派的大旗下；同时，他又认为传播论派的学说漏洞较多，也没有认同该派的学说。[8]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及科研和教学实践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独具一格的包括文化相对论、文化观的发展与“文化区”的概念的文化观，这使他获得“文化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之父”的美誉。
——英国功能学派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row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1）受名着《金枝》的启发，也转向专攻人类学，之后即身体力行进行田野调查。他于1914年9月抵达新几内亚，先后在麦鲁岛、多布岛以及特罗布里恩岛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蔓延而于1918年10月才离开特罗布里恩岛抵达澳大利亚，并于1919年在墨尔本居留了一段时间，从事田野调查。直至1920年他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每逢假期，他总是到欧美诸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讲学，或去非洲等地指导他的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正是在如此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基础上，他在批判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等派学说的同时，不仅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以文化变迁的动态研究为主的功能学说，而且还总结了田野调查的经验，提出人类学家不应当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应当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观察者，从而创立了参与观察法，并成为当代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先驱。
——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女将之一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 1887～1948）最早曾到皮玛（Pima）印第安人部落作田野调查，发现这里与她早期所熟悉的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此后，她多次到阿帕契（Apache）、科契蒂（Cochiti）以及布莱克福（Blackfoot）等印第安人部落中进行田野调查，并于1934年出版了《文化模式》，提出了轰动学术界的“文化模式论”（Patterns of Culture）。而她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菊花与剑》一书却是她运用“文化模式”理论研究的一个成功个案，它使得研究原始民族为主要任务的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导向了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使人类学走出了原始社会，转而走进了现代社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学学科的地位。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另一女将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更是从田野调查中获得了辉煌。在她的前期学术生涯中，1915年她只身远赴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萨摩亚人中作了9个月的田野调查，从而完成了博士论文《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生活》；1918年，她又动身前往新几内亚北部阿米拉提群岛的马努斯人（the Manus）中作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着作，从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在米德后期的学术生涯中，她的研究从原始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学生运动、性解放、代沟等一连串问题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发表了一系列着作，从而使人类学家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本学科的范围，使人类学开始从人类学家的书斋里走向社会，走向人民。
——新进化论学派的斯德华（Julia N．Steward 1901～1971）大师在30年代初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曾携新婚的妻子在松松尼、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中作田野调查。1935年在国立史密森博物馆所属的美国民族学局任职后，又曾深入到南太平洋沿岸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进行田野考察。1943年他作为美国民族学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邀请近百名欧美诸国的专家学者对南美印第安人进行调查，完成了6卷本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正是在这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斯德华于195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进化的方法论》，从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生态学”以及新进化论的理论，从而为新进化论的重振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他的文化生态学还对当今与未来世界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