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有一句名言，谓之“大有大的难处”。汉民族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庞然大物”，要认识它也真是太难了。为什么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汉民族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为什么一些学者总是在汉民族与中国之间画上等号？除了人们熟知的封建正统观作怪以外，现在看来，人们还缺乏一种理论工具去研究它、解剖它。面对这样一个有上下五千年（一说上下一万年）历史的汉民族，又拥有近12亿人口的“庞然大物”，如何下手呢？从什么地方切入呢？
徐杰舜曾从历史学和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切入，对汉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及其特征和文化作过论述，于1992年出版了《汉民族发展史》一书，对汉民族作过全景式的粗线条的鸟瞰。现在，在人类学的视野中，通过对“贺州族群认同与民族团结”课题的研究，启发我们可以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对“汉”民族重新进行思考。
这种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族群互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因
汉民族这样一个拥有近12亿人口的庞然大物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和同化的结果。对此，《汉民族发展史》曾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会导致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呢？当时由于理论的缺乏，没有能探讨这个问题，现在从族群理论来看，应该是族群的互动导致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发生。
先秦之时，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夏、商、周诸族群的边界是十分鲜明的，就服饰的边界来说，不仅衣服的颜色不同，夏尚黑，殷尚白，周则兼用之[1]，而且衣服的纹饰也不同，“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2]此外，葬制[3]、社树[4]、历法[5]、宗教信仰[6]等也都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族群性，此即《礼记·在记》所云：夏“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嘉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表现出朴质、温厚，又比较野蛮的族群性；商“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表现出放荡、凶狠、好胜的族群性格；周“亲而不尊。其民之敞，利而巧，文而不慙”，表现了温文尔雅，以巧取利的族群性。
不仅中原的夏、商、周诸族群边界鲜明，就是中原诸族群与周边诸族群的边界也是十分鲜明的，《礼记·王制》中就有一段学者们熟知的论述，其云：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日狄，北方曰译。”
先秦族群的边界虽然十分鲜明，但族群之间的互动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婚姻的互动，《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而晋公子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隗，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7]唐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又如东夷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僖公之妾；赤狄别种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凡此种种，婚姻互动的情况不胜枚举。
第二方面是文化的互动，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它反映的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民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日：‘……《诗》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8]说明楚民族对夏、商、周三族都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力的象征以外，也反映了文化上的互动。
正是由于族群互动这个内因的作用，才使春秋战国之时的民族大融合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而促成了汉民族的横空出世。
秦汉之时，刚刚横空出世的汉民族约有3，200万人，发展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时也仅达5，900万人[9]但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前期人口已达8，000万到9，000万人之间；又经唐末五代的发展，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人口突破1亿，达10，441万余人；再经宋辽夏金元的发展，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10]从上述汉族人口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每经历一次****和战乱，人口不是锐减而是激增，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所谓少数民族“汉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分裂时期，即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期，在这两次大分裂中，出现了汉民族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南移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的“汉化”浪潮，给汉民族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汉化”现象呢？原因很多，但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族群的互动是一个重要的内因。
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例．一是语言的互动十分深入．如汉语成了匈奴和氏人的通用语言，北魏孝文帝更是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二是婚姻互动十分频繁，如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受到鼓励；三是文化互动十分激烈，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史籍经典，前秦苻坚入师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与此同时，汉族又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不仅具体地表现在唐代汉族生活习惯的“胡化”上，如“胡床”的传入，从此改变了汉族长期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胡服”的影响，从此改变了汉族服饰宽袖长裳的特点为唐代被称为“襴衫”的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烧饼、馅饼、饺子等“的食”的流入，大大丰富了汉族的饮食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音韵，以及宗教信仰的互动，从而凝结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唐文化。
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辽圣宗不仅喜读《贞观政要》，善吟诗作曲，还仿汉族政权的修史体制，编修实录。辽太宗会同三年（939年）宣布：“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与汉人婚姻。”[12]章宗规定对汉民族的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吴、颛顼、高辛、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享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纪书，科举以纪书为标准。所以史书记载，女真族“好变夷狄风俗。作中国礼乐如魏孝文”[13]，“屯田军与所居民为婚姻者所”。[14]西夏元昊以来用新制定的西夏文字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党项族中出现了儒学渊深的斡道冲，诗才超妙的汉王仁忠，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王舍等是汲取汉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正是这种族群间的互动，尤其向强势族群倾斜的互动，才导致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浪潮的不断涌现．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学族群理论的观照下，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仅仅是汉族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显现行为，族群互动才是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因。
二、多元一体：汉民族的结构模式
过去，由于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没有能够对汉民族的结构进行探讨和分析．现在，用族群理论这台“显微镜”一照，我们不难发现汉民族的结构。
众所周知，物质的单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以此相喻，如果我们把汉民族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由族群构成的。
构成汉民族的族群很多，人口多少不等，文化因素的认同也不一，有的成片聚居，如闽南人，广府人等；有的大分散、小聚居，如客家人，平话人等，有的处于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呈“族群岛”，如广西的“高山汉”等；有的聚居在城市，如北京人、苏州人等，有的聚居在农村，如贵州的屯堡人等。汉族究竟有多少族群，目前还无法统计，但从大致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以方言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客家人、广府人、平话人、闽南福佬人、桂柳人等；一类是以地域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陕北人、河湟人、河北人、河南人等；一类是以大城市为代表划分的族群，如北京人、沈阳人、长春人、哈尔滨人、大连人、杭州人、温州人、宁波人、南京人、苏州人等；一类是以风俗习惯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蛋民、广西的“高山汉”、贵州的屯堡人等。[15]
这样，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族群组成的汉民族，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在这里，各个族群单位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
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一是由汉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所决定。据《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汉民族起源有两个主源，即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三个支源，即苗蛮族群集团、百越集团和戎狄族群集团[16]。这种起源的多元性为汉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奠定了基础。
二是由汉民族形成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据《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汉民族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即夏、商、周三代之时黄河和长江流域夏、商、周、楚、越诸族群相继崛起为第一阶段；春秋战国到秦之时夏、商、周、楚、赵以及部分蛮、夷、戎、狄在大融合中育成华夏民族为第二阶段；西汉之时为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为第三阶段。这种形成以多元性为主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
三是由汉民族发展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发展至今，两千多年来，在族群互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契丹、党项、女真，以及部分蛮、俚、僚、馔等少数民族族群大多“汉化”而成了汉民族的新鲜血液，所以史书中少数民族被“汉化”后“同之齐人”[17]“遂同华人”[18]，“与蜀人相类”[19]“殆与华不别”[20]，“与诸华不别”[21]的记载不胜枚举，于是汉民族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2]，这就造成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岸身躯。
总之，由于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多元性，才导致了汉民族结构多元一体模式的形成。
那么，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从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贺州族群关系来看，“多元”族群要成为“一体”，必须经历一个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为“一体”的调适过程。所谓磨合，就是族群在互动的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通过文化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的社会交往活动，既交流文化，又交流思想和情感，沟通心理，以减少和调适各族群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达到相互适应和和谐一致的过程。我们在考察贺州的族群关系时，处处可见汉族各族群互动的磨合。而这种族群多元磨合的结果就是整合。所谓整合，就是随着族群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族群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互不相关，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其实，这种多元磨合到整合一体情况不仅在贺州，就是在广西，乃至在全国，汉族不同族群之间互动的磨合也是比比皆是：
例证1：甘肃永昌县“古罗马人”的磨合与整合
公元前53年，与恺撒、庞培同为罗马共和国三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十万罗马军队与罗马在东方最强大的敌人帕提亚王国（安息）的精锐骑兵发生激战。结果，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克拉苏及其子小克拉苏战死，所部仅第一军团一部死战突出重围，他们有可能向东逃遁事见阿庀安《罗马史·内战史第二卷》及有关罗马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