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在某个程度上可能受到孔子的启迪。孔子在石门遇见隐者就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到了战国时代，孟子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战国时代是一个相当混乱而变动剧烈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扉页快速翻动的时代，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之快，往往令人目不暇接。春秋时代的社会，血缘因素常常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指标，但是在战国时代，个人的能力才是决定其能否独占鳌头的主要因素，血缘退居次要地位，“布衣可致卿相”，因此造就了许多平民的崛起。举例言之：张仪和苏秦即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个游士。有一次张仪去游说诸侯，差点赔上性命，当张仪好不容易从九死一生中苏醒过来，随即问道：“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发现自己的舌头完好如初，才如释重负地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一切就没有问题！”对于专靠一张嘴巴吃饭的谋士而言，只要三寸不烂之舌尚在，便可东山再起。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正是这样的时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逐渐进入成熟期。孟子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使历代帝王坐立难安，寝食忐忑。孟子就是这样的具有典范意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孔子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孔子这个人比较有修养，我们读《论语》时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盍各言尔志》那一章：有一天，孔子对徒弟们说，你们何不说说自己有什么志趣，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就觉得拘谨。说起自己的志趣，孔子这些学生就不禁雀跃了起来，一个学生就说：如果让我做外交部长，短期内就可以做到协和万国，敦睦邦谊。孔子怎么回应呢？《论语》记载说：“夫子哂之！”就是说孔子只是笑笑而不具体回应。接下来，孔子又听到他的学生们有的想做行政院长，有的要做外交部长，各有各的雄心壮志。孔子在听过这些学生陈述自己的志愿之后都只是微笑不语，并未做任何具体回应。最后，轮到一个叫曾点的学生，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孝子曾参的父亲，当他的同学们踊跃畅谈未来志向时他只在一旁悠闲地弹着琴。当大家都概略叙述完自己的志趣之后，孔子转头对曾点说：“点！不妨也聊聊你的志趣吧！”曾点于是诚恳地回答说：“我只希望能在淡淡的暮春三月时，穿着新做好的春服，跟着五、六个成年人及六、七个小孩，大家一起悠闲地在小溪中洗浴玩耍，洗完澡后又能闲适地在舞雩的祭台上快乐地乘凉，然后大家愉悦地哼着歌，一起开开心心地回家”。孔子听完后点点头称许地说：“吾与点也！”也就是：“嗯！我与曾点的志趣相投！”（《论语·先进》）孔子这个人的风范正是这样让人深有如沐春风之感。孔子待人处世之道一向以敦厚、温和圆融著称，他正是典型的春秋时代人物。
所以，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做过放牛娃，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他为了希望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而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嫉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嫉俗。孔子也愤世嫉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在孟子的性格中就表现出有很强的战斗性。面对黑暗政治，孔子采取了退让的方法。孟子则与孔子恰恰相反，他鼓励人民起来造黑暗政治的反，杀掉厉王、纣王这样的暴君不算“弑君”。是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君”：他恣意猎食人民的血汗，他已经成了披着君王外衣的吃人的野兽，人民不打到他，他就要吃掉人民。杀掉那暴君安慰那百姓，好像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非常高兴！（《孟子·縢文公》）据说，历史上有的皇帝畏惧孟子的这些话，在新出版《孟子》一书时命令编者将孟子带有战斗性的话语删去。孟子善养浩然正气，这也是孔子不及孟子的地方。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意思是说，内心的志向是义气的主导；义气是充满浑身的力量。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才没有妨害，就能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要跟义与道相配合。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缺乏力量。这是积累了正义才产生大力量，不是凭偶然的正义之举所获取的。孟子养的气，就是正气，就是充满胸间的正义精神和力量。孔子的“气”没有孟子充盈，所以孔子没有孟子的战斗精神强。孟子用这种浩然正气去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去唤醒民众向罪恶的统治作斗争。孟子的这种浩然正气贯穿他全部行为和言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话多么具有力量！后来，一些知识分子将“浩然正气”书成巨匾，悬于明堂，激励和鼓励自己。毫无疑问，孟子这种精神滋养、润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民族的精英。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形成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设计者和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具体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地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可以说孟子的思想比孔子更具有人民性。孟子是站在普通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是为群众着想的。孟子的“仁”是建立在“民”的基础之上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他提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治行为观。这体现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的心为心”的科学政治思想。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雔。”（《孟子·离娄》）孔子“仁”虽然也是“民本”的，但没有孟子具体和鲜明。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纲领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和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得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职责，不能超越界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两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第四，从治民思想来看，孔子认为，上对下的基本原则是“君使臣以礼”（《八佾》）。所谓礼，即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的礼（见《论语·为政》），亦即夏代草创、殷代发展、周初成熟的宗法制度。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颜渊》）也就是维护、恢复周初的宗法制度。它的关键有两条：一是各级统治者世袭，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二是上级领属下级，长辈领属晚辈，即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是治民法宝。
在“大人世及”的前提下，“君君、臣臣”，等级森严，则是孔子思想和一生言行的大纲。而贯彻这个大纲的方法则是“正名”。为此，他还曾跟子路吵过架：“野哉由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如此重视的“名”，就是爵位、官阶、身份、名号，它和当时习称为“器”的政权同等重要，他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左传·成二年》）
有了“大人世及”和“正名”这两件治民法宝，就不至于争天下、乱名分、动干戈。至于大人们是否圣明，小人们是否能活下去，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孔子力求完善，对统治阶级提了好多高雅的建议，设计了一套居高临下的治民手段。
1.王侯们要行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2.当政者以身作则。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3.政刑与德礼并用，德礼是上策，政刑是下策。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4.对下民要先“富之”，后“教之”（《论语·子路》），目的是为了“使之”。他说：“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
5.役使人民要合乎义理，适于时令。他说：“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又说：“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孔子的这些劝谏如果确能生效，则周室将代代如文武周公，年景也一如“小康”，可惜当权者殊不爱可怜穷人，故厉王暴政有之，幽王淫政有之，小康之治亦成空中阁楼，且孔子奔走呼号一生也无济于事。孟子则吸取教训，政论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