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散文直接继承了汉代散文的传统，且较汉代散文又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散文不但突破了政论、史传、书信等形式，而且还兴起了山水地理游记散文，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散文开始从哲学和史学中独立出来。但这一时期的散文逐渐走向骈化，骈体文成为官方文章正体，散体文章受到压抑，变得无足轻重。由于骈文片面追求形式，文风显得轻浮奢华，虽不乏妙文奇句，但并未取得较大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逐渐从不自觉发展到自觉阶段。文学脱离了种种束缚和局限，逐渐成为独立的门类。此时，在语言上要求对仗、声律、用典和藻饰的新文风出现，散文在原有的形式中派生出新的文体：骈俪文。骈俪文又叫骈体文、骈文、四六文，或简称骈俪、骈偶、四六。在这一时期，散文形式的骈俪化逐渐成为时尚，渗透到各类文章中，对魏晋时代的散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骈体文兴起于东汉，大盛于南北朝时期。具体而言，三国时期，散文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艺术形式自由多样。该时期的散文基本上不用骈偶，但却追求辞藻，讲究字句，代表作品有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求逸才令》和诸葛亮《出师表》。魏晋之际，虽然文章主要倾向是骈散相间，但是骈句的使用范围已经开始向书、表、檄等应用文中迅速扩展，文学创作讲究语言工整流丽，追求辞彩。两晋时期，文人创作的文章讲究对仗、声韵，辞彩华美，用典丰富，有的整篇用骈偶，骈文的句式拓展到序、疏、颂乃至吊文中。南北朝时期，从晋、宋之际到梁、陈时代，是骈体文飞速发展和发达的时期，士族文人在艺术中追求形式美，讲究对偶、平仄、多用典故和华丽辞藻的骈文渗透到记叙、抒情、议论，甚至应用文体中，造成了散文的形式主义倾向，使得该时期的散文内容多空洞贫乏，流于形式。虽然骈体文中也不乏一些声情并茂的代表作，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宋元思书》、丘迟《与陈伯之书》等，但骈体文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四 唐宋古文运动
中国散文在先秦、两汉时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以来，骈文兴起，散文创作开始一味追求骈俪，导致了梁、陈时代以及晚唐、宋初时期散文风的骈俪化。空洞无物、华而不实、讲求对偶的骈俪化散文成为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因此，反对浮华的骈文，恢复质朴的散文，成为散文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这一文学弊端，唐宋时期一批具有远见的文学健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骈文的文学革新运动。由于古人将先秦、两汉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的散文称之为古文，故将魏晋以来盛行的以浮华夸张、对仗骈偶为特点的骈文称为“时文”。因此，后人将这一革新文风、文体的运动称之为“古文运动”。
(一)韩愈、柳宗元与唐代古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的目的。唐代的古文运动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准备过程。从西晋到初唐是古文运动的萌芽期，盛唐是古文运动的准备期，中唐德宗贞元(785-805)至宪宗元和(806-820)二三十年是古文运动的高潮期。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古文运动的胜利不仅扭转了三百多年的骈俪文风，还使平实质朴的散文取代了骈文的地位。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但大力提倡先秦、两汉散文，批判六朝骈文，而且还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明确而完整的古文理论。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打破骈文占据文坛的局面，创造新的散文体制，开创了内容充沛的现实主义文风。
1.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昌黎为其郡望，故世称韩昌黎。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为唐代古文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文学理论上，韩愈提出了“修辞以明道”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离开伦理便没有价值，离开了教化便没有功用。他提出“不平则鸣”，指明文学是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韩愈主张作文要“言必由己”、“务去陈言”，反对剽窃，强调语言的创造性。
韩愈不但在古文理论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同时在创作实践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为后人留下了三百多篇散文。这些散文被分为杂著、书信、序文与碑志四大类。韩愈散文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是议论文。今人又将这些议论文分为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和文学论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原”及《师说》、《进学解》等。这些议论文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语言锋利，而且饱含感情。此外，韩愈的抒情散文写得也非常好，其《祭十二郎文》更堪称为“千古绝调”。韩愈的散文对扫荡六朝以来的柔靡文风起了重要作用。苏轼赞其功绩为“文起八代之衰”。但是，韩愈在散文创作中过分追求奇异怪癖，语言生僻，加之韩愈晚年的政治思想趋向落后，对后期古文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2.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又称柳河东。他21岁中进士，在政治上主张革新朝政，并投入到“永贞革新”的实践中去。改革遭到失败后，柳宗元受到贬黜，从此开始了坎坷的仕宦生涯。仕途的不畅并没有影响柳宗元才华的发挥，他与韩愈一起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柳宗元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以明道”，主张用文学作品来阐明思想和主张，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的口号，也是他毕生从事写作实践的指导思想。柳宗元一生共创作散文四百多篇。他的作品与韩愈的作品一起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柳宗元的散文从内容、形式上可以分为论说、传记、寓言和游记四类。论说文中著名的有《天说》、《封建论》、《捕蛇者说》等。这些文章阐述了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其传记散文的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童区寄传》等。寓言是柳宗元继承和发展先秦诸子文学传统而写作的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学作品，如《三戒》、《黔之驴》等。游记是柳宗元散文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类，其《永州八记》是最为著名的一组，也是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典范之作。在这组游记散文中，柳宗元一方面运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再现自然的美丽景色，另一方面又在描写自然风光与鸟兽虫鱼的同时，将自己坎坷的政治遭遇和忧郁的个人心情融入进去，形成了自然景色与个人情感天衣无缝的结合，使得文章情景交融，情浓景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唐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唐代古文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欧阳修、王安石与宋代古文运动
骈俪文体虽然受到唐代古文运动的打击，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被取替。在与古文运动的长期斗争中，骈文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加之唐人在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成果时产生曲解，使古文运动走向衰落，导致晚唐、五代时期骈偶之风再度兴盛。在宋代初期还形成了以“四六体”骈文做指导，专写华艳轻靡文字的“西昆派”。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在当时社会中颇为流行。为了打击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宋代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再次高举文学革新的旗帜，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次古文运动。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是欧阳修与王安石。
1.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虽出生微寒，但勤奋好学。他不但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是继韩愈、柳宗元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大旗的健将。在古文理论上，欧阳修提出“文道并重、道先文后”的观点，认为既要注重文章的思想性，又要注重文章的艺术性，思想性要先于艺术性。这一观点扫清了西昆体只重艺术形式，轻视思想内容的创作倾向。在文学内容和功用方面，欧阳修反对重道废文的道统观念，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认为好的文章是建立在文章内容的充实和文章形式的感人之上。在对文学创作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欧阳修关注社会人文际遇和作家感情的关系和作用，将韩愈的“不平则鸣”论发展为“穷而后工”论，从客观上证明文学和现实的密切关系。
在进行理论规范与建设的同时，欧阳修以“平易通顺”为标准，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学作品，如政论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游记散文《醉翁亭记》，以及《新五代史》中《伶官传记》、《宦者传记》等传论。在欧阳修的领导下，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为优秀的作家，如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王安石、曾巩等，并由此出现了古文创作的全盛时期。
2.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在政治上，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在文学上，王安石将文章有补于世的功能放在第一位，主张文以贯道，贵在实用，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反对空言无实。同时，王安石针对韩愈思想上的局限性和政治上的落后性给予了尖锐批评。在当时以韩愈为偶像的崇拜风气中，王安石无疑是古文作家中的超然不群者。
王安石创作的散文多为政论文。他的政论文在思想、立意和逻辑思维诸方面均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在这些政论文中，他以敏锐的目光、鲜明的政治态度，超然卓著的思想以及精辟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读柳宗元传》、《读孟尝君传》等。此外，王安石还创作了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名篇佳作。在这类散文中，王安石从他人容易忽略的角度进行深入发掘，于平凡之中揭示出超凡脱俗的哲理。
五 明清散文
明清时期的散文创作比之前代并无太大创新，也未取得突出的成就，但该时期产生了许多有着不同创作主张的文学流派。在这些派别的促进下，明清时期的散文领域出现了具有一定创作特色的作品，其中最能代表明代散文创作成就的是受性灵派影响的“小品文”，而清代的散文则深受到了桐城派的影响。
(一)明代小品文
明代散文虽然在明朝前期和中期出现过一些有较高社会意义和新鲜气息的作品，如刘基的《卖桔者言》，“后七子”宗臣的《报刘一丈书》，但是真正取得较高成就的则是明末出现的小品文。小品原是佛家的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的“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记、序跋等均可包括在内。明代的小品文体制短小，受到性灵派的影响，喜好轻灵，表现活泼新鲜的生活感受，偏重于思想的机智，讲究情绪、韵致，有不少作品还带有诙谐的特点。
虽然小品风格的散文在晚唐时期已经出现，但是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文的盛行却是晚明时期的社会产物。晚明的小品文大致以公安派作为开端。张岱是晚明的散文大家。他的风格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同时又在描写刻画上夹杂竟陵派的冷峭，有诙谐之味。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部小品专集，写作手法细腻，以清丽的文笔追忆故乡的山水园林，洋溢着人生情趣。张岱的作品代表了晚明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二)桐城派与清代散文
清朝统治建立之后，封建正统文化再次强化，晚明时期兴盛的脱离道统立场、富于个性自由抒发的小品文逐渐衰退。在清王朝统治的加固和思想控制的逐渐强化下，清朝中期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提倡唐宋古文的“桐城派”应运而起。其代表人物是方苞、姚鼐、刘大櫆三人。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散文流派，影响很大。其文学理论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社会为目的。他们主张文章以“义法”为主，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要通经明道，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要语言“雅洁”，“明于体要”。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一批好作品，如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等。
虽然桐城派在清代影响很大，但是由于它只是统治力量和传统势力在文学领域的阴影，创作的作品大多流于空疏浮浅，本身没有活跃的生命力，因此当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民族危机加重时，桐城派那套以孔孟、程朱为准绳的文学理论自然遭到了唾弃。
（第三节） 古典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可以推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和先秦、两汉的史传作品，但真正的小说创作则开始于魏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对后代的笔记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出现了传奇小说。唐代传奇在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方面已达到很高的成就。到了宋代，随着“说话”的兴盛与话本的产生，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白话话本小说，实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白话小说成为我国小说的主流。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长篇章回小说。明清中国古典小说中四大名著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达到了高峰，从而确立了小说的历史地位。
一 远古神话传说
在原始时代，除了原始的歌谣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流传在远古人类口头上的关于天神、怪异的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这些就是“原始神话”或“古代神话”。此外，原始时代还有一些以一定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为基础，通过幻想进行加工、充实，具有历史和文学双重性质的口头传说故事，如“大禹治水”等。神话与传说虽然有区别，但是二者又常常融为一体，因此后世习惯于把传说也归入神话，或者将二者并称为神话传说。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些口头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所以大多散佚了，现存的零星片断主要保留在《山海经》、《淮南子》、《列子》、《楚辞·天问》、《庄子》等古籍中。古籍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在这些神话中，有反映原始人类的生活与斗争的，有关于原始社会部落间战争的，也有原始人对天体和人类起源的探索。古代神话的产生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巨大。神话中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强意志，哺育了历代的进步作家。神话中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神奇奔放的幻想和夸张的描绘，开掘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国的古典小说就是从这些神话传说发展而来，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杂史、人物轶事和寓言散文等艺术经验，并逐渐走向成熟的。直到现代，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依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 魏晋六朝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