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最先介绍中国园林建筑风格的是1585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志》。该书被视为中国园林艺术西传的开端。18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在欧洲掀起了园林中国化的热潮。中国园林艺术之所以引起欧洲人的浓厚兴趣，主要在于中国园林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园林艺术寓自然美于人力创造之中，一切崇尚自然，追求“浑然天成”，既有变幻多姿的个体结构，又有和谐完美的整体布局，曲径幽深，回廊婉转，湖光塔影，虚实相涵。每一个园林都是一幅淡雅、含蓄的美丽图画。而这些与当时欧洲建筑中的整齐规则的刻板风格较之，显然就具有更佳的美感和更强的生命力。英国著名的自然神论者沙夫茨伯里撰文说：“粗糙的岩石，长满苔藓的山洞，不规则和不加雕琢的岩穴，以及断断续续的瀑布，都具有荒野之地令人见而生畏的美。因为它们更接近自然，所以更能扣人心弦。所谓的皇家园林是不足与之相比拟的。”英国著名的建筑师钱伯斯认为，中国园林艺术的精华就在于师法自然。他说：“他们的模特就是大自然。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模仿自然界的不规则之美。”也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现了大批中国式的园林建筑。
中国的绘画艺术也对欧洲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随着中国的商品如丝绸、锦缎、陶瓷等传入欧洲。当时中国绘画对欧洲的最大影响是使欧洲人的绘画由客观规则，开始带有如“梦”似“幻”的特点。有学者认为，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显然受了中国绘画的影响。其背景正是采用了中国画所擅长的自然山水作点缀。
(二)中国学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
学术思想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集中表现，其传播过程自然要复杂得多。中国学术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通过传教士和一些西方学者来完成。
中国学术思想的西传，首先靠传教士的努力。其代表人物首推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的著述里面，很多地方都引证儒家典籍。这表明他对中国学术，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了解较为深刻。其他一些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为了达到在华传教的目的，也都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的古代典籍。正是这样，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百余年间，外国传教士翻译了许多中国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并使这些译本传入欧洲，掀起了研究儒学的热潮。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被称为“欧洲汉学之父”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四书》最早是由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成拉丁文的。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性专门著作和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如畅尚贤的《易经注》，马若瑟的《书经以前之时代及中国神话》、《中国经学研究导论》、《经传议论》，钱德明法文版《孔子传》及《孔门弟子传略》等。其中马若瑟的《经传议论》曾受到康熙皇帝的称赞，称他对于中国的“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通读不辗，已十余年矣”。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产生了促动作用。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丰富的道德理性和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好符合了启蒙思想家们反对宗教神学的需要。
18世纪，中国文化对德国、法国和俄国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德国，中国文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对德国的一些哲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德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之一。中国思想文化受到了以莱布尼茨(1646-1716)为代表的哲学家们的推崇。莱布尼茨认为，欧洲文化长于数学、天文学、政治学和军事学等方面，但在实践哲学和伦理道德等领域，则明显地落后于中国。因此，欧洲人有必要认真学习中国的哲学思想。莱布尼茨还接受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赞赏中国有关以禅让方式改朝换代的主张，认为它是民主的精华。他由此提出了自己建立“开明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1697年，莱布尼茨完成了一部中国问题的书籍——《中国近闻》。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也十分推崇中国的哲学思想。沃尔夫在《论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中声称，自己赞同中国的古代思想，也坚信基督教神学理论，认为它们二者在本质方面是一致的。他还指出，孔子的道德观念和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并无矛盾，两者的自然观也充分一致。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以后的德国思想家和德国的哲学。
在法国，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大权威，他盛赞中国文化，尤其崇拜孔子。在他看来，孔子的道德观与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道德观一样，严肃、纯正、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他以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性为依据来攻击宗教的非理性狂热。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应该惭愧，尤其应该效仿”。“在中国确实有很多读书人是相信唯物论的，但他们的道德观却没有违背儒教。他们认为道德对人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就其本身来讲也是很可爱的。因为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并非一定要信仰什么宗教不可。”魁奈(1694-1774)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与其他百科全书派不同，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的“天理”、“天命”、“天道”以及道家主张的自然主义，恰恰是他们提倡的自然规律。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安定局面是由于推行重农政策的结果。1767年魁奈著《中国的专制》一文，盛称中国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因为中国文化制度一切以自然律为依据，就连皇帝也要受天理支配，遵守自然律之大法。魁奈一生热爱中国文化，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是以自然律为基础而达到高度道德理性化的国家。他特别尊崇孔子，以孔子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由此有“欧洲孔子”之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也十分推崇中国文化。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承认中华民族具有许多欧洲人所不及的优点。霍尔巴赫在《社会的体系》一书中，极力主张政治与道德的统一关系，赞美中国是最好的政治典范。他在该书第二卷中得出一个结论说：“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中国文化在俄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与俄国的交往，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考古工作者曾在叶尼塞河中游发现了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中国庭院遗址，在里海的西北沿海地区、高加索和撒马尔罕等地，还发现有中国汉代的弓箭和铜镜。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曾几次提到中国。从伊凡雷帝时代起，俄国人就开始寻找前往中国的路径。17世纪时，第一批俄国人来到中国。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式交往始于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组织了第一个东正教使团来华。该团于1711年来到北京。其成员A·列昂捷夫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以及《易经》的一部分。他还向俄国读者介绍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的制作方法，并把中国象棋介绍给俄国人。在这个时期，中俄两国医学界开始了交往。1758年，俄国人在《论中国人种痘》一文中说：“种痘在中国应用已久，看来这个民族的各门科学都抢在我们的前面。”俄国人还认为：“在中医中，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原理的惊人的融合，后来欧洲一些引以自豪的发现，几个世纪前在中国已为人所知。”“非常重要的是，尽管在理论上和欧洲医学不同，但我可以大胆地说，中国医生能够做到的，欧洲医生并不都能做到。如果不总是这样的话，但常常是这样的。”
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俄国杰出的汉学家、俄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毕丘林(1786-1853)。毕丘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5年，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撰写有一百多部研究中国的专著，如《社会状态和道德状态中的中国》、《对中华帝国的统计描述》、《汉语语音学》等，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他撰写的《汉语语法》，是俄国第一部详尽研究中国语言的学术著作，对俄国人学习汉语起到重大作用。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批驳风行西欧的所谓中国文明来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理论，以及所谓中国人“野蛮”、“无知”、“不如基督教民族”等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论。毕丘林的大量专著和译著，拓宽了俄国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视野，促进了当时俄国文学中“中国题材”的出现，并影响了一批著名的俄国作家。其中普希金和列·托尔斯泰就是典型代表。列·托尔斯泰承认，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和孟子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老子。他对译成俄、英、德、法四种语言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专题论文。另外，像门捷列夫等其他一些俄国人，也都对中国文化充满深厚的兴趣。
总之，近代中国文化仍深深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她那辉煌的成就，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二 中国人对待近代西方文化的态度
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与挑战，中国人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由盲目排外到洋为中用的过程。
(一)全盘拒绝西方文化
1840年以后，除少数进步人士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均对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持排斥与全面拒绝的态度。长期以来，在创造过灿烂文化的中国人眼里，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之外的国家都是蛮夷戎狄，中国之外的人民也都是化外之民。以至于像林则徐这样的先进人物，也曾认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中国一旦绝市闭关，西方各国人民的生计就会没有着落。又如曾积极抗英、为国捐躯的两江总督裕谦也发布命令道：“有传抄夷书夷事者，即行销毁，不准传播。”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曾为修筑铁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守旧官员居然提出修铁路有“五害”：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有的官员又提出修建铁路有“四失”：资敌、扰民、失土、夺民生计。更有甚者，列举出铁路弊端25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文祥盲目排外，竟到了“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的地步。在义和团中，连“洋”字都提不得，即使是必须使用的东西，也只能改名后方能使用。洋货改称广货，洋药改称土药，洋钱改称鬼钞，洋枪改称鬼铳，东洋车改称为太平车，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
(二)“中体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