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她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儒雅的中国人。她曾极大地影响了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成为东亚文明的象征。“五四运动”以来，在“打倒孔家店”、“批孔、批周公”等口号下，她几度受到冲击和撕裂。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有“新儒学”的传承发扬，后有儒学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洲四小龙”，更有“国学热”、“建设和谐社会”等新的浪潮，儒学文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以经学原典为基础，不断向前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大致可以划分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义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及现代新儒学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节） 儒学原典
儒家学说以儒学原典为核心，经过历代儒士阐释发扬而不断完善。以“十三经”为中心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以“述而不作”或“以述代作”方式进行的经典阐释之学。
一 “十三经”及“四书”的形成
春秋之时，孔子整理、编订古代文献资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六经”体系，这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保存于太师，经秦火而亡，到汉武帝立经学博士时，便只有五经博士了。
《论语》主要记录孔子言行，《孝经》讲求孝道。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统治者规定《论语》、《孝经》为学生识字后的必读之书，治五经者可以诸经分治，但《论语》、《孝经》人人必读。东汉时，便在五经之外增加《论语》、《孝经》，统称为“七经”。
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下令孔颖达等为《毛诗》、《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五经作“正义”，其后又出现了《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四经的义疏，于是形成了“九经”之说。唐朝廷规定太学学习及科举考试必须以唐代九经注疏为标准，同时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论语》、《孝经》，称之为“兼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朝廷下令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立石，刻九经及《论语》、《孝经》、《尔雅》，作为士人传习和考试的学科及文字定本，称为开成石经，于是便有“十二经”之称。
唐末北宋时，《孟子》一书受到推崇，出现了一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最终由子书上升为经部之书，与“十二经”一道并称为“十三经”。也就是在宋代，人们把十三经及其较好的注疏合刻在一起，形成一套系统的经书及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广泛流传，以至于今日。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继承宋代前辈学者的努力，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在一起，合称“四书”，与“五经”相配，称为“四书五经”。他刻意调整诸经次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先后为次，作为学习“五经”的阶梯。从此，“四书”成为封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地位更优先于“五经”。
二 “十三经”及“四书”简介
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古典文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
《周易》居群经之首，包含《易经》、《易传》两部分，后世又统称为“易经”。汉儒以为《周易》经过伏羲画卦，周文王、周公旦作卦爻辞，孔子作传，“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成。《易经》是古人卜筮用书，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两两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构成。《易传》则由《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构成，统称为“十翼”，是对《易经》加以哲理化阐释的作品。
《尚书》原称《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述的汇编之作，记事上起传说中的尧、舜，下讫春秋中叶的秦穆公，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夏书》是商、周时人根据远古传说和部分从夏代传承下来的历史资料追记而成的文献作品；《商书》是商代留传下来的文献，一部分经过后人的加工；《周书》则是周代的档案文献。传统上将《尚书》的文体分成典、谟、训、诰、誓、命六种，除《禹贡》为地理记类的著作外，其余各篇均为训下、告上之词，相当于后世帝王的诏命和臣僚的奏议，包括部分谈话记录、讲演词、命令、宣言等。经秦火而后，《尚书》在西汉时期形成《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个系统。前者流传至今，而后者逐渐失传。今天所见的《古文尚书》乃是东晋时期出现的一部离析《今文尚书》并增补一些散逸《尚书》文字在内的“伪古文尚书”。
《诗经》原单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至今的作品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雅》又分为《小雅》、《大雅》，全为贵族作品。《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主要是政治讽喻诗、怨刺诗及反映贵族生活习俗的诗。《大雅》主要是颂扬周文王及大臣功业的颂歌。《颂》主要是祭祀先王和山川神明的庙堂颂歌，也有一部分祈祷丰收的农事诗。在西汉时，《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在魏晋以后逐渐衰亡，只有《毛诗》流传至今。
《周礼》、《仪礼》、《礼记》统称“三礼”。《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全书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组成，记载了三百多种所谓周朝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具体的说明，其中也牵涉到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书中的《冬官司空》在西汉时已经亡佚，当时学者以先秦类似古籍《考工记》加以补足。《周礼》对后世政治影响很大，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西魏宇文泰任用苏绰改革官制、宋代王安石变法等都曾以《周礼》相号召。《仪礼》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始称《仪礼》。《仪礼》详细记载古代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贵族礼仪。全书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十七篇。《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包括对《仪礼》的说明，杂记丧服、丧事，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记述孔子言论，论述儒家思想，记叙时令等多个方面。在汉代，《礼记》主要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两种。流传后世最广的是《小戴礼记》，成为十三经之一，而《大戴礼记》则有所散佚。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因绝笔于“西狩获麟”，故又称为《麟经》。孔子修订《春秋》，运用意含褒贬的“春秋笔法”，赋以鲁史“微言大义”，对后世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经文十分简略，自汉代起便主要流行《左传》、《公羊》、《穀梁》三种《春秋》传记之作，统称为“《春秋》三传”。《左传》旧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以叙事为主，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实。其书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十七年。《公羊传》、《穀梁传》的记事起讫与《春秋》经相同，主要从微言大义的角度出发，采用问答体的方式对《春秋》经文作义理式阐发。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辑录的有关孔子及其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作品。《论语》一书传至汉代，出现了《鲁论》、《齐论》、《古论》三种不同的本子。今传世的《论语》乃由东汉郑玄参照以上三种本子整理而成，共有二十篇。在西汉时，《论语》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传、记一类的著作，东汉时才正式列入经书之列。
《孟子》是一部记录战国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与时人、门弟子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今有七篇，主要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所记，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学说及其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体例类似《论语》。在宋代以前，《孟子》一直被当作传、记之作，列入子书之中，直到宋代才上升为经，列入十三经之中。
《孝经》是一部阐述孝道思想及孝治等社会功能的著作。全书分为十八章，据宋郑畊老统计，全文有1903字。《孝经》按等级地位，将孝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对孝的内容、意义、价值作了全面的阐述，并主张移孝于忠。《孝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成为人们必须熟读掌握的、流传最为广远的经书。在历史上，汉、唐两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而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主都曾对《孝经》作过注。今天流传最广的注文就是唐玄宗所为。
《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训诂学专著，据传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为，今人一般认为出于汉儒之手。《尔雅》之“尔”为近，“雅”为正，指雅正之言，即作为政治、文化、社交活动中使用的词汇。《尔雅》共有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各篇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全书大体可以分为语言、人文关系、建筑器物、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五大类。
《四书》由宋代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而成。朱熹对“四书”还加以训释注解，形成《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科举取士的标准，影响极为深远。其中，《大学》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为核心，阐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抱负，展示其内圣外王之道；《中庸》分为两部分，分别对儒家中庸思想及诚明、明诚思想作了深入地阐述分析。
（第二节） 先秦原始儒学
先秦原始儒学是儒学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孔子、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从多个侧面提出并丰富了儒学的基本命题，奠定了后世儒学发展的基础。
一 儒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学术下移，由殷商、西周的“学在官府”发展到春秋时的“学在民间”。春秋战国之时，士阶层已经成长为一支传播文化、发展学术的社会力量。他们通过一系列政治、学术活动，逐渐创立学派，提出解决现实困惑的政治与思想主张，游说诸侯，诸子百家之学渐次兴起。儒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经过孔门后学的传播，在战国时期与墨学一道，成为优于诸子百家的“显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学派创始人，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孔子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至鲁，为鲁人。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随母居住曲阜，过着贫贱的生活。他少年好学，博学多能，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以后，孔子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离职后，他周游卫、宋、郑、陈、蔡、楚等国，到处游说。晚年时，孔子又回到鲁国，专意于讲学与整理文献。孔子的言行，由其门弟子记录整理成为《论语》一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依据。
在政治方面，孔子考察夏、商、周三代历史，主张损益三代，恢复周礼。他赞赏周公的为政，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希望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有道社会。为此，孔子提出“正名”说，要求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守其本分，不越位，不僭礼。在传统的以政、刑为治之法外，孔子进一步提出以德、礼来治理天下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所以，复兴周礼、施行德治是孔子恢复社会秩序，减轻人民痛苦的最根本的政治主张。
在思想学说方面，孔子以“仁”、“礼”为中心，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他希望通过每个人的自身修养，使人人都成为具备仁德的士人君子。孔子的仁既要有“爱人”的和谐相处，也要有“克己复礼为仁”的名分之别。这种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仁说，讲求“能近取譬”的“忠恕之道”，由己及人，由家而及天下国家。从积极方面讲，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消极方面讲，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仁”的境界很高，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士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同时，仁又极易施行，因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提倡“仁”的核心理念下，孔子强调维护等级、名分、秩序的“礼”。一方面，仁是礼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另一方面，礼是仁的目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礼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不仅能约束人的言行，而且能维持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孔子崇尚周礼，把恢复周礼作为一生的追求。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大半生从事教育活动。他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授弟子，培养弟子数千人，而学术、名位显达的就有七十二人。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倡导“有教无类”，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子弟入学。在教学方法上，孔子采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重视启发弟子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举一反三”的能动性。孔子强调实事求是、“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主张学、思结合，“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孔子还善于“因材施教”。对于同样的问题，他总是针对弟子材质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回答，从而培养、造就了一批个性、特色鲜明，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方面各具专长的人才。在教学目标上，孔子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为终身教育及下层士人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道路。
二 列名“显学”
《韩非子·显学》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战国时期，儒家分为八派，墨学分为三派，而同称为显学。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战国时的儒学主要以子思、孟子传道学派与子夏、荀子传经学派最为重要。
(一)子思、孟子传道学派
子思名伋，孔子之孙，据说《中庸》就是他的作品。子思以曾参为师，而曾参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以践履孝道著名，《孝经》就是孔子为曾参陈述孝道的书。子思门人又传道孟子，最终形成思孟学派，而以弘扬孔子之道，重视心性道德，阐释“仁、义、礼、智、圣”五行著称。
孟子(约前371前289)名轲，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后世尊称为“亚圣”。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幼年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后世传有孟母“三迁”、“断织”等教育孟子的故事。孟子初仕于邹，不得意而先后游历了齐、宋、鲁、滕、梁等国，以宣讲“王道”、推行“仁政”。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只讲富国强兵之术，孟子“仁义”之说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被采信。于是孟子在晚年回到邹国，不再出游，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