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他遗物也有诸多新解。例如吉林省公安厅副调研员、吉林省公安摄影协会秘书长、吉林省企业文联摄影学会主席、摄影专家台禄林先生最近就川岛芳子生前最后年代照片（A）、川岛芳子行刑结束时照片（B）和张钰比照“皈依证”上“方姥”一寸黑白照片而画的肖像（C），进行了影像比对鉴定。
按照“三庭五眼”、“光影重合”等专业方式，台禄林首先对A图与C图进行了比对。首先从直观上看，这两张脸的五官比较相像。再从专业角度看，正常人脸部宽度约相当于眼睛宽度的5倍，而A图眼睛较大，脸部宽度相当于眼睛宽度的4倍到4.5倍之间；脸部中庭较长，左颧骨略高，长着一对元宝耳，这些都与C图吻合。而且A图和C图，连肩膀的曲线也基本相同，这些体貌特征是终生也无法改变的。从两张图中可以找到唯一的差别是眉毛高度。然而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人到老年，眉毛将不会那么坚挺，所以C图的眉毛会略微下垂。由此可以认定A图和C图确为同一人，也就是说“方老太太”与川岛芳子是同一人。
台禄林又对三张图像进行视觉比对和骨髂比对，确认A图、C图与B图非同一人。这就从另一途径证明：当年被行刑者确系替身而非其本人。
2008年12月29日，又从日本传来信息：前此曾来长春采访的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后藤华，始终对刻在“方姥”那架法国造望远镜上的字母“KH”而被日本学者野崎晃市认定为川岛芳子中文名金璧辉之日语发音的英文缩写，以为“有些牵强”。在后藤华看来，按照日本习惯她不太可能把金璧辉用日本发音的英文缩写这种方式来表达，而“川岛芳子”的英文缩写应该是“KY”。于是，带着怀疑回到日本的后藤华又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一本1940年出版的日文着作，那是川岛芳子本人所写的前半生自传，把书名译成中文应为《****之幕后——我的前半生》。据川岛芳子自述，她15岁时在日本长野县避暑，曾爱恋一位男孩，并送他一块手帕，还以英文缩写亲手绣上了自己的名字，恰恰就是“KH”这两个字母。后藤华非常震惊，因为书是川岛芳子本人所写，其真实性毋庸怀疑，看来这正是她本人按“金璧辉”三字的日语发音，为自己确定了姓名英文缩写的写法，且与那架望远镜镜架上刀刻的“KH”字样惊人的一致。
出版于1940年的川岛芳子自传《****之幕后——我的前半生》一书、内封及内页中自称姓名为“KH”两个字母的文字描述。此外，野崎晃市也曾对“老方太太”遗物中，那一又细又长的药勺进行目测，确认它与日本关东军用过的药勺一样，因而又使“老方太太”向川岛芳子靠近了一步。
野崎晃市介入考证近一年来，利用自己日本学者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为川岛芳子的生死之谜考证取得进展提供了帮助。如他因为曾研究过关东军的资料，对可能是川岛芳子遗物的“关东军文件”这一所谓物证，经过考证判断，认定这些关东军文件是古董贩子造假的仿制品，排除了是川岛芳子遗物的误区。
野崎晃市所做的这些考察，为日后课题组赴日本求证奠定了基础。
三、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神秘人物1。神秘莫测的“老七”、“秀竹”和“广幸”段连祥在临终遗言中说，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平死里逃生后，在“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的护送下，途经沈阳时找到了他。他们三男一女来到长春市附近的新立城镇齐家村房东逯家落脚。
经过考证确认，1948年末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的，是段连祥、于景泰和“秀竹”三个人。称为“秀竹”的这位人士，乃是段连祥和于景泰在伪满四平警察学校时的教官保护川岛芳子来东北的主要人物。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七哥”、“秀竹”又究竟是什麽身份？
据段续擎回忆，1949年春，她第一次跟父亲去“方姨”家，这位“方姨”称为的人就在现场。“方姨”让段续擎称“秀竹”为“七叔”，但可能是保密的需要，段续擎从未听说过“秀竹”的真名实姓。
在段连祥的遗物中，有三件物品是“秀竹”留下的。
第一件是半副对联，上写“诗思竹间浔”大字行书，题款是小字“秀竹先生属”，说明这是朋友赠给秀竹的，也验证了段续擎所说的“七叔”即是“秀竹”的旁证。
第二件是一幅伪满画家张紫枫所绘“老虎图”（曾听父亲说过，秀竹的画是张紫枫送给秀竹的，因此绰号叫“老虎”）。
第三件是一根国民党军队指挥官用的“指挥棒”，上端黄铜帽，木杆，根部是不锈铁套，加铁端头。据此可以推测，秀竹极有可能曾是国民党的军官。
秀竹的遗物——张紫枫画的老虎图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菲比寻常。段续擎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年夏季，父亲段连祥把她送到新立城“方姨”家，当天就返回四平铁路车辆段。第二天，“七叔”（秀竹）不知从哪里回来，身穿一身灰色短袖夏装，两手拎着不少东西，满头汗水地走进院来。“方姨”正和段续擎在屋里包饺子，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抬头朝窗外看，来人是“七叔”。“方姨”异常兴奋，立时放下手里的活，迅速下炕，接过“七叔”手中的东西，一边高兴地招呼：“老七，你可回来啦！”这是“方姨”当着段续擎的面，第一次称秀竹“老七”。由此可见，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同一般。
从佛家用语分析，“广幸”一名又多用于僧人、居士的法号。据王庆祥、何景方在浙江国清寺调查，该寺78岁的高僧乘方，早年就曾听说过有“广幸”这位僧人。因此可以推论，1981年，从浙江国清寺来吉林四平取走川岛芳子骨灰的老僧，可能是即这位“广幸”即秀竹。
2、痴心陪伴川岛芳子身边的于景泰于景泰是段连祥在伪满警察学校的同学。1948年末，他不但参与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而且还是领路人。这一点已被长春市郊新立城镇齐家村“方老太太”的房东后人、于景泰的外甥逯兴凯所证实。尽管于景泰于1966年初不明不白地死去，但他留给段续擎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
根据段续擎的回忆，父亲生前曾和她说过于景泰的家事：于景泰的母亲姓樊，名莲花，祖籍宁波，她父亲樊运生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樊莲花自幼聪明俊俏，酷爱读书，且善诗词歌赋。但莲花命运不好，刚满15岁，父亲就中年早逝。为了活命，母亲荣氏便带着莲花投亲靠友来到东北沈阳，后来母亲也患肺病而死。因为母亲生前治病借了高利贷，莲花就被债主卖到了赌场，做吸鸦片赌客的“装烟女”。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对她中意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旅长，才为她赎身并娶她做为“外室”，其后所生男孩儿就是于景泰。这位旅长虽然没有给樊莲花和于景泰母子什么名份，但在生活上让他们娘俩过得还算舒适。
因为段连祥的舅舅于德海当年也常到樊莲花服务的这家赌场取乐，不但认识于景泰的母亲樊莲花，而且也支持那位奉军旅长讨樊莲花做“外室”，并与那位旅长结拜成把兄弟。由于父辈的关系，儿时的段连祥便和长他一岁的于景泰关系亲密，成为好友。1945年1月，于景泰和段连祥又同时考入了四平伪警察学校，共同度过大半年的培训生活，视彼此为知己。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于景泰和段连祥所在的伪警察学校解散，于景泰跟随升了官的父亲前去南京。段续擎回忆，父亲段连祥曾很夸耀地讲起于景泰的父亲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关系甚密。说戴笠第一次见到于景泰时，就非常喜欢他，并承诺对他要重点培养。不久于景泰果真被军统派往美国受训一年，回国后做了军统情报员。
1949年，于景泰的父亲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走之前还给于景泰母亲樊莲花留下一笔生活费，之后就再也没了音信。于景泰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照顾母亲。
据段续擎回忆，她第一次见到于景泰的母亲于奶奶是1957年的农历九月初九，那天正是重阳节，也是于奶奶的60岁生日。“方姨”还特意给于奶奶画好了一幅仿日本祝寿图：漆画画了两只上下飞舞的仙鹤，周围配有玫瑰花，菊花以及樱花，表达对于母长寿吉祥的祝福。父亲把“方姨”的画用相框镶好，于九月初九那天，就领她去于奶奶家祝寿。于奶奶身材不太高，身材瘦俏，言语温和，说话非常好听，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使人感到她年轻时一定是位漂亮而不平凡的女人。1965年，于奶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于景泰就把“方姨”所画的那幅祝寿图交给了段续擎。
据段续擎的记忆，于叔叔就住在房东逯家的厢房，房间里摆设很简单，只有一对箱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于叔人长得又瘦又高，性格温和有耐心，善于察言观色的大眼睛就像会说话，待人非常热情，对她非常好。所以，她也常到于叔的房里去玩。一去于叔就把好吃的拿出来让她吃，还从箱子里拿出书来给她看。
段连祥1958年被劳动教养，一直到1965年期满，这7年间，在新立城就只有于景泰一个人陪伴“方老太太”。
1960年夏季某日，段续擎向工作单位请几天假，来到长春新立城看“方姨”。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于叔也在场。“方姨”向段续擎打听了辉南劳教总队的地址和探视制度后，就对段续擎说；“我和于叔都很惦记连祥，正好你来了，今天你也别在这住了，抓紧时间，就让于叔陪你去一趟辉南，也带去我们对他的一份关心。”段续擎和于景泰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和汽车，才来到辉南杉松岗劳教所。于景泰没有进监所里去，只让段续擎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段连祥。段连祥含着泪读了“方姨”和于叔的信后，用颤抖的手反复抚摸着“方姨”给做的被褥，显得非常激动。
1966年，听到收音机里广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当年夏季某日，只见段连祥面色苍白，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像丢了魂似的坐在炕上，口中还不停地喘着粗气。段续擎见状就问怎么了，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告诉段续擎，“七叔”从长春捎来不幸的消息，于叔被“群众专政”抓走，“方姨”很着急，让“七叔”找我商量怎么办。
三天后的晚上，段连祥心情沉重地回到四平家中，带回了一个更坏的消息，说于叔已经在拘留地服毒自杀。段续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震惊，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说这次回来是特意来接她的，因为于叔的死“方姨”很难过，要让段续擎去新立城陪“方姨”住几天，单位那边他已经代她请了假。次日上午，段续擎和父亲赶到“方姨”家，见七叔在炕头上抽着卷烟，见到他们父女只点了点头，一句话都没说，还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方姨”此时正在屋地中间站着，泪痕满面显得很悲痛。靠墙的八仙桌上焚香设案，于叔的遗像已摆在香案上，相框上还挂了条黑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