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也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平常也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十大儒，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招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地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实际的职位。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无意中看到一首《不动心说》的诗，是某位老儒所写。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话：“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忍不住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新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了。
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最后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
李鸿裔只好老实地回答：“是。”
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这番教诲，从这以后，也就慢慢地收敛了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二、轻薄的人。一个人最忌的就是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之后，就会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健、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他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在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曾国藩在其人生经历中，最反对那些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接济和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的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苦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不知，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予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一定的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地指出了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更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这样规劝有关人士：
“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而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精心育才，治事育人
曾氏名言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译文：天底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不存在生来就具有的卓越见识，这两者大概都是通过艰苦的磨炼而成的。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这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
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委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
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他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他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于潜移默化中，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则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天底下很少有现存的人才可以用，大多数人才无不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现代的领导者，培养人才也应讲究仁礼两端，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属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的培养。只要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会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