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裕固、保安族当代书面文学研究
马自祥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西部边疆省份，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始终是甘肃文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是甘肃省的三个特有民族。新中国诞生5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我省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的作家文学创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现已形成本民族的作家队伍。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三个民族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他们带着各自民族特有的风貌和浓郁的特色，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园圃增添了别具色香的芳卉，逐渐受到广大读者的瞩目。据不完全统计，我省三个独有民族现已结集出版的纯文学作品专集已多达22种，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评论，总字数达500万多字。为了便于检索，不妨把这些文学书籍罗列出来：
《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诗集，汪玉良，196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米拉尕黑》（诗集，汪玉良，198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汪玉良诗选》（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大地情思》（诗集，汪玉良，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水磨房》（诗集，汪玉良，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踱步集》（诗集，舍·尤素夫，199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五瓣梅》（诗集，舍·尤素夫等，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狂奔的彩虹马》（诗集，贺继新、白文林、贺中等，199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群山之中》（诗集，贺中，1995年，北京民族出版社）；《袅袅话东乡》（儿童文学，舍·尤素夫，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爱神，死神》（长篇小说，张锐、汪玉良，1991年，作家出版社）；《夜空，也有两只眼睛》（小说集，舍·尤素夫等，1986年，台湾新地出版社）；《山情》（小说集，舍·龙素夫，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积石山路》（散文小说集，马少青，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风景这边独好》（散文集，冉丹、舍·尤素夫，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东乡秋雨》（散文集，舍·尤素夫，1987年，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鸽子飞了》（小说集，舍·尤素夫，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裕固族文学集》（贺继新、杜曼等，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狂奔的彩虹马》（散文集，铁穆尔等，199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保安族文学史》（马克勋，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东乡族文学史》（马自祥，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等等。
历年来，三个民族的作家在全国获大奖的已有13篇（目），在各类省级评奖中获奖的已达50多篇。这都表明，我省三个特有民族的作家文学已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喜人局面。由此可见，甘肃特有的三个民族的当代文学，是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和我们甘肃文学乃至全国的民族文学有着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性质，面临着共同的时代大环境，也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但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相比较，它仍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甘肃三个特有民族东乡、保安、裕固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间文学的历史传统，继承和宏扬这种历史传统，使他们的作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精神意韵。
第二，东乡、保安、裕固族都有各自鲜明的地域特点。三个民族的作家们都植根于丰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因而他们的作品都飘逸出浓烈的东乡山庄、积石山村寨、肃南草原的独特风味和社会情感。
第三，东乡、保安、裕固族当代作家文学，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文学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亲密协作、共同繁荣，形成了甘肃多民族文学的整体。
因此，探析和研究我省三个特有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对于加强甘肃少数民族与全国广大读者之间的文学交流，发展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促进新时期甘肃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共同繁荣，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三个民族诗坛的奇葩芳卉
若论古老的口承文化传统中的韵文类作品，东乡、保安、裕固三个民族的涛歌源远流长；说到民间叙事诗和抒情民歌的口头创作，这三个民族的诗歌也有较长的一段历史；至于书面形式的新诗创作，在三个民族中则出现得较晚。如果把那些仿民歌的书面诗歌作品归入新民歌，那么应该说，这三个民族个人创作的书面新诗作品，也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出现的。
诗歌创作是甘肃三个特有民族书面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东乡、保安、裕固族作家中，有不少人都同时兼而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在三个民族的作家中间，主要从事诗歌创作而成绩突出的有东乡族的汪玉良、舍·尤素夫，裕固族的贺继新、白文林，就此而论，汪玉良、贺继新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东乡族、裕固族新诗创作的成就。
汪玉良，是东乡族第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诗人，也是东乡族文坛的第一位拓荒者。1949年10月，他就以民歌——家乡人民所熟悉的花儿的形式，激情盎然地讴歌了民族新生的欢乐（两首花儿发表在《甘肃日报》上）。从此他就以花儿起步，踏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1956年至1965年，是他创作精力比较旺盛的时期。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而编选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合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将汪玉良诗作专刊一辑，收录诗歌20多首，正式将这位东乡族诗人的作品介绍给全国读者。196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民歌体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以后，他发奋创作，辛勤笔耕，先后在国内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近百首抒情短诗。这些诗歌处处辉映着故乡山山水水的丽影。他的诗委婉细腻，清丽动人，表现出隽永而含蓄的艺术风格。十年动乱，他失去了写作和吟唱的机会。但他那饱受压抑和折磨的心灵，默默地企盼“穿过夜幕的日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归燕来，汪玉良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他除了继续写一些短诗外，把主要精力转向探索和追求长篇叙事诗的创作，《阿娜》、《伊卜拉欣》、《麻五哥与尕豆妹》、《水磨房》、《勇敢的阿里》、《从前，有个克里木》、《不合格的猎人》、《秋天，一个真实的故事》、《米拉尕黑》等叙事长诗相继问世。汪玉良用一种更加雄阔的背景和更加酣畅的笔墨探求自己祖先的历史足迹，表现自己民族的奋斗精神和业绩。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他则从早期的严谨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大胆的虚构，神奇的想象，如九曲婉转的反复咏叹，用感性的认识塑造出东乡族众多的可亲可爱的形象。，新时期以来，汪玉良又陆续出版了《米拉尕黑》、《汪玉良诗选》、《大地情思》、《水磨房》四本诗集，并两度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此外，东乡族的舍·尤素夫、马如基、马颖、马忠翔等人，亦作为热爱生活、讴歌生活的诗人，面对故土奇异的人文景观，他们的艺术触角敏锐而充满激情，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其中以舍·尤素夫的诗集《踱步集》（甘肃作家丛书之一），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追求诗情画意的佳境，追求蕴藏于朴素之中的哲理，具有极富个性特征的独特感情，因而他的诗在1981年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创作奖。
裕固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自古以来就用狂放豪迈的歌喉吟唱着自己的历史，民族的盛衰，爱情的甘苦，六畜的生息，代代相传，延续至今。贺继新就是从裕固族牧人帐篷里走出来的诗人，他已发表诗歌、歌词近200首，很多诗作在省内外各类评奖中获奖。他是一名乡文化站的专干，羊鞭和牧群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80年代初，贺继新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他的诗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是他在诗歌领域内的探索时期，诗作《裕固族草原好地方》、《可爱的家乡》、《草原欢歌》等，内容上都是歌颂新时期和草原牧民的心灵变化，体例上属于典型的裕固族民歌形式，但又突破了民歌的思想局限。过去，裕固族流行着一首《驼户哥》。这首民歌是旧社会裕固族驼队在飞沙走石的大漠行旅，饱经冻馁为阔老商贾驮运货物的生动写照，全歌充满了凄惨、悲凉。而贺继新面对新生活，将它重新创作成一首充满情趣的新作，于是，《驼户人的歌》油然而生：“哎，驼户人乐，哎，驼户人心里歌儿多；驮来盐巴驮来煤，驮来了美满的新生活。”民歌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汲取民歌的乳汁，用饱蘸深情之笔挥洒着对新生活的无限爱意。
第二阶段是90年代以来，贺继新的诗逐渐趋于成熟，从风格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突破，他从过去的民歌体转入自由体，且把两种诗体融会贯通，诗风清新明朗，并把独特的体验和思考融入诗作中。如《如灯》：我深深地爱着呀／银色的马灯／你在茫茫的暗夜里／永不知疲倦地睁着眼睛……，狂风，卷走了飞鸟／卷走了灰尘……／你忍着饥，忍着渴／露着甜蜜的笑容／送走黑暗和愚昧／迎来多情的黎明，有多少苦，就有多少乐，你像母亲慈祥的爱抚／对大地一切都那样赤诚相待／像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生命，有灵魂，如牧歌般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很有一种旋律感，同时具有游牧人生来与天地共溶一体的天然秉性和博大气势，对草原深深的夜色寄与的深情和牧马人查夜的抒怀，只简略几笔，就赋予一盏普通的马灯以生命的神奇。
一般的读者所难以想象的是，贺继新的诗作大都产生在荒寂的草原之夜那昏暗的煤油灯下。严冬季节，祁连山麓的凛冽寒风里，牧人挥手甩鞭的无奈中，牧民诗人贺继新却点燃一堆堆牛粪火坚持写诗。夏日酷暑，在信马由缰的驰骋中去追逐诗歌之泉的奔流水波，他孜孜不倦求索的，正是那“自己脚下的道路通向天堂，和那水域般无边无际的辽阔。”
对创作风格的探索既是一种美学追求，也是诗人视野开阔的标志。爱情、事业、蓝天、草原，冲动的生命、伫立的雪山都是他诗歌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朴实的裕固族诗人，他的诗情始终关注着裕固族牧人的生活，因而他的诗荣获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别奖。与贺继新相反，裕固族尚有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在开始的一个时期里，都是孕育于他们各自的大学校园生活。在大学里，新的天地、新的生活、新的感受激发了他们萌动的诗情，促使他们情不自禁地要唱出自己的新声。他们初期的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学生腔”的稚嫩，就这一点来说，裕固族青年诗人白文林的处女作《笛》较为典型：“你又要上路了／你送我一支短短的苇笛／为那一次小小的搁浅／我哭了，泪珠儿偷偷闪烁在你的琴声里／柔甜的长丛里／黎明，带着紫色的微笑／从我窗前轻轻走远／我会随它而去，带着收藏已久的双桨／我不会怕了，只要跟着这支会唱歌的苇笛，你我的世界里，从此再没有遥远的距离／。”
从事诗歌创作之后，白文林便注意从本民族丰厚的文化传统土壤中吸取营养，诸如《沙漠里的故事》、《驼夫和沙枣林》、《远去的歌手》、《隆畅河边》、《黑骏马·牧人·草原》、《梦中的鄂博》等篇什，就是直接取材于裕固族民间的传统事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本民族歌谣的一些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这使他初期的诗作难免有“学生腔”的同时，也不失一种自然朴实的“风土味”。白文林诗歌创作的起步之路，无疑也是许多裕固族青年诗作者们从事诗歌创作之初所走过的路。
裕固族青年诗人铁穆尔、萨尔丁诺夫、玛尔简、哈尔斯兰等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这些青年诗作者大都是大学生。良好的教育不仅使他们掌握了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活还使他们处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化氛围中，更为强烈地体验到了裕固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反差及相互之间的撞击。这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不同时空之间的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文化因子的相互撞击之中，他们得到一种新的感受，激发出一种新的诗情和新起点。
诗歌创作要求作者们以独特的语言来表现独特的感受，个人的诗歌创作是这样，一个民族的诗歌创作也是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裕固族的青年诗人群里，许多人转而向自己民族古老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以新的思维、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民族的古老的文化传统，从中寻找特有的诗歌表现力，并写出许多受世人瞩目的好作品。如白文林的《萨拉玛的长剑》、铁穆尔的《白鸟》、萨尔丁诺夫的《马头上的星辰》、玛尔简的《我从山那边来》、哈尔斯兰的《黎明·马群》等。裕固族的历史，裕固族的传统，都凝聚在他们那高昂的旋律之中，那里面有古昔的悲壮和英武，有今日的激奋和自豪，他们正期盼着自己民族能有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腾飞。
保安族的诗歌创作，近些年也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保安族的诗作者丁生智的《保安山庄》、马文渊的《山庄锤声》、马世仁的《山乡诗韵》、马学武等的《保安腰刀》等诗歌创作者有着一个巨大的花儿文化背景存在；保安山乡，保安文化，就像血液一样流荡在他们的每一句诗中。比如马文渊的《山庄锤声》：春绿树丫／雨落山庄人家／叮当，叮当，勾吱勾吱／一曲悦耳的交响／就在炉火旁敲打／风箱，吹旺了炉火，锤下，溅起了钢花／十样锦腰刀又是一把，这锤声，恰似刀子匠的心声／干吧，奥拉（小伙子之意）／今天的生活如蜜如花／。又如马学武的诗《保安腰刀》：保安腰刀／你这可爱的精灵／你用特有的魅力／擦亮了这个民族的眼睛／马世仁的《农庄小景》：雨后河水响／薄雾掩山岗／农民不等晴／坡上放牛羊／。保安族诗作者们关注语言的精当简约，着意从民歌体花儿中炼意炼句。明亮、生动处宛如花儿与少年；雄壮处激烈壮阔，饱蘸激情，深重有力。他们多从自己民族古老口承文化的民歌作品中寻找创作灵感，显示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保安族诗歌问世。
二、三块厚重土地上的小说创作
进入新时期以来，甘肃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的小说创作日益增多，且令人眼花缭乱，使读者惊喜和震动。于是，读者开始注意于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汪玉良、马少青、舍·尤素夫、汪玉祥、杜曼·纳木嘉、铁穆尔等作家以及他们的小说创作，对他们的作品给于极大的热情和关爱。许多读者惊喜地看到：甘肃三个特有民族的文学创作已从诗歌时代进入小说时代，这虽说是略有点夸张，但甘肃三个特有民族的小说创作有了较多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