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张铁生事件”。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长。1973年6月在参加高考中，面对理化试卷，他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的2／3，眼看录取无望，便将事先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答卷的背面。信中标榜自己“为人民热忱忘我地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而其他被推荐参加考试的工农兵青年则是“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决定要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所谓“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编者按语”中还指出，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7月19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被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成为江青一伙人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
3．“小学生日记事件”。1973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小学生，因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于10月21日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迟群和谢静宜看到以后，把这个小学生看成反潮流的典型，抬出来大加吹捧。他们还亲自接见这位小学生，表示支持她，并在1973年12月12日的《北京日报》上，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这位小学生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由《北京日报》选编的日记摘抄。“编者按”写道：“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等等。《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转载了它，并加了“编者按语”，说什么这位小学生“敢于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也广为宣传。一时间，中、小学教育又陷入极度的混乱中，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最时髦的口号。
4．“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工业，1973年，四机部向中央建议，从国外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年底，四机部派人赴美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礼品作为纪念。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有人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国康宁公司玻璃蜗牛礼品一事。2月10日清晨，江青突然乘车到四机部，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什么，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在四机部，她还狂叫道：“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作展览!”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还信口开河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企图制造国际事件，给周恩来施加压力。为此，周恩来当即指示外事部门查清事情真相。经调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蜗牛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化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江青后来又悄悄地把她拿去的那只玻璃蜗牛退了回去。然而，江青亲自去四机部制造的“蜗牛事件”已在群众中散布开来，它在实际上起了给周恩来施加压力的作用。
5．“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曾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卓有成效的措施。风庆轮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1974年初，风庆轮完成组装，开始试航。当时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能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风庆轮海员贴出大字报，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5月4日，风庆轮正式由上海港启航驶往远洋。江青最初也没有支持风庆轮远航，但风庆轮于9月30日远航归来后，她便借此大作文章。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破万里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章把造船同向外国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的卖国主义路线”、“儒家卖国主义路线”。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并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路线”，借以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还在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上写批语，并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什么“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6．“黑画”展览。早在19ll至1973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根据这一精神，有关部门当时集中了一批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两千余幅宾馆布置画，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逐幅审查通过。但是“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一伙便不遗余力地要把这些画与“批林批孔”连在一起。根据江青的指示，文化部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布置画收集起来，举办了一个所谓“黑画展览”。在画展的前言里写道：“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并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接着，上海也开始大批“黑画”、“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进行反击”。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为“重磅炮弹”，同时以通栏标题抛出一篇题为《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画册——评〈中国画〉的长文。然后，上海市革委会又批示两报：“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标《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界的复辟潮流》，以和北京即将发表的文章相衔接”，并在上海筹办了“黑画展”。江青一伙以批“黑画”为名，横扫全国很多省市，其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批后台”，形成对周恩来的巨大攻势。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大大冲击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再次下降。据1974年1至5月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在这5个月中，前3个月还能勉强做到逐月略有增长，从4月份开始急剧下降。同3月份相比，四五两个月的平均产值分别下降6％和3％。1至5月累计，全国重点煤矿欠产835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6．2％；钢欠产188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欠产185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3．7％；铁路货运量欠运2100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2．5％；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5亿元，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25亿元。这一时期，收支相抵，支大于收3．5亿元。而去年同期是收大于支27．4亿元。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决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势。因而，从运动一开始，他就对江青等人的这些做法表示并不完全同意，有的还作了批评和制止。如1974年1月24日到25日，江青一伙背着党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后，江青、姚文元等修改、整理了会议的讲话录音准备下发，被毛泽东制止。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也遭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抵制和揭露。1月30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自己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毛泽东及时了解了有关情况，2月15日对叶剑英的来信作了批示，指出“小谢、迟群讲话(指迟群、谢静宜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讲话的整理稿)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后来还批评他们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压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3月20日，他又在致江青的信中批评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规定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有关劳动、工资等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通知》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指出：“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的执行情况，定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
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作出了规定：(1)“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95％的干部，团结95％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2)“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3)“确定陆、海、空军的军(不含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含野战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4)“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逐步地造就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5)“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最好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7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为遭到林彪迫害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当毛泽东意识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特别是江青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篡权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告诫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并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决定为遭到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病故的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后，“批林批孔”运动的声浪逐步减弱，到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要求把这个学习和批林批孔紧密结合起来后，基本上不再单独提“批林批孔”，这场运动终于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