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孙子》到《齐孙子》相距100多年。关于《孙膑兵法》，由于它久已失传，所以人们一直不能确切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临沂竹简《孙膑兵法》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窥见它的大致内容和特征。它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体例上，都与《孙子兵法》有很大不同。以篇幅论，《孙膑兵法》较《孙子兵法》大。孙武兵法不到6 000宇，孙膑兵法残简的文字就比它多；以体例论，《孙膑兵法》主要以孙膑同齐威王、田忌等人的对话形式，论述了有关兵略、作战、阵法以及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这与《孙子兵法》以较为概括的语言，论证了有关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的问题，是大不相同的。
当然，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他肯定读过《孙子兵法》，受过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因此《孙膑兵法》在军事思想上对《孙子兵法》有所继承和发展。其中有关战略思想、战术问题的某些论述，就不为孙武所涉及，详情这里就不再赘述。
千年冤案今始翻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古籍，除了恢复了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原有面目和历史地位外，还使一批被疑为伪书的古籍，如《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等的千年冤案得以翻正。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兵书。现存六卷，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主要是用周文王与姜太公《吕望》答问应对的形式，阐述兵家军事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
《六韬》吸收了先秦兵家和诸子兵论的精华，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具有独立体系的重要兵书，在战争观、治军、战略、战术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同时它所记述的参谋机构组成、攻防战具的配备、宿营警戒、通信联络等保障手段，也极其详备，是研究古代军事的难得资料。
《六韬》问世后，在汉以前就广为流传，是造就大批古代兵家名将的理论养料。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等都非常重视该书，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还号召部将潜心研究。唐人著书论兵，多加引用。宋代又把它收入作为兵学经典的《武经七书》，而后对《六韬》注解、集释、汇解者，累世不断，流传至今的各种注本已有70余种。在日本已有30余部研究专著问世，在朝鲜、越南也有译本。
此书的作者，历来传说为周吕尚所著，但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书，不是汉以前所作，而是后人伪造。现在，《六韬》残简在西汉前期墓葬出土，足证它在西汉前期已广为流传，不是后人伪托。
《尉缭子》也是一部著名兵书，现存5卷24篇。作者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国家富足安定，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在文武关系上，提出“以武为植，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外部表现的卓越见解；在战争观上，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师出有名；在治军上主张以法制兵，强调将帅要恩威并施，执法公允，身先士卒，并系统地提出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书中所记的一系列律令，丰富具体，包括战斗编组、队形、指挥信号、奖惩条例、宿营、警戒、着装、徽章等规定，保存了我国早期的战斗、内务、纪律等法规，有重要资料价值；在攻守上，讲奇正，重变通，主张先发制人、积极防御。
《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吴子》有关军事思想，颇得用兵之意，其“敦本务实、峻法明刑”的特色深受后世推祟。宋元丰年间被收入作为兵学经典的《武经七书》。后世兵家在著书时也多加引用。
作者尉绦，是战国中期梁惠王时代的人，相传为鬼谷子的高足，精通兵法。《尉缭子》最初不是一部系统的专著，而是由尉缭及其弟子根据他的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几十篇作品的合编。今本《尉缭子》仅存34篇，即北宋《武经七书》的传本。南宋以来，有学者怀疑它为伪书。临沂汉墓出土的汉人手书《尉缭子》残简，虽然不全，但已有兵谈、守权、政权、将理、原官、兵今六篇，足证此书实是汉以前的作品，后人伪作之说，不攻自破。
《管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综合性著作，体系庞杂，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哲学等多个方面，曾影响了一代学人。作者管仲，曾任齐国宰相40年，完成齐国各方面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大概也是自南宋起，便有人认为《管子》一书不是出自管仲之手，是后人好事者所加。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管子》残简，证明该书的确是汉以前的作品，后人伪作之说显然不成立。但学者们认为，说《管子》非管仲亲著固然不对，但恐怕也不是他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战国时管仲学派的著作总汇。
《晏子春秋》，又名《晏子》。共8卷，包括内篇6卷、外篇2卷。内篇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以及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全书由200多个短故事汇集而成，无固定体例。在这些故事中，反映了晏婴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郑州商城出土早期青铜卣
作者晏子。姓晏名婴，春秋时曾在齐国做官，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公，为政有贤名。
关于此书的性质、作者和写作年代，曾有多种不同见解。《汉书·艺文志》将它著录在儒家；唐代柳宗元之后，许多人视之为墨家类著作；也有人断之为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把它列在史部传记类；还有人认为此书属于记叙文学类。关于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自古至今有四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此书是春秋后期晏婴本人写作的；一是认为是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假托的；一是认为六朝时人伪造的；还有人认为是后人采缀有关晏子言论、事迹的材料汇编而成。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晏子》八篇大部分都有，可以肯定是西汉以前作品。伪书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郑州商城出土青铜圆鼎
除了为一批被疑为伪书的古籍验明证身外，银雀山竹简还为校勘古籍提供了最早的范本。竹简对传世著作的篇章组合、段落分合、句读、字句的错误都有校正作用。此外，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以10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证了自宋代以来有关错误。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根据出土遗物，考古学家对墓主人的身份作了如下推测：
1号墓、2号墓相距甚近，墓葬形制和下葬时代相同，因而可能是夫妇合葬墓。从墓中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写的隶书“司马”来看，1号墓的主人可能姓司马；2号墓内的一件陶罐上刻有“召氏十斗”的字样，可能是墓主人妻子的姓氏。根据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可以推定，两座墓葬的下葬年代都在西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当早于此时。抄写竹简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帝、景帝至武帝初期写成的。1号墓出的竹简多是兵书，还有阴阳书及风候杂占的简，这也是古兵书的附录，由此推知墓主人可能是将军幕府中的谋土。墓中出土遗物中无一件武器，推想墓主人可能不是武人。
比殷墟更古老的都城——郑州商城遗址
在河南省郑州市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城区内，1955年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它就是比安阳殷墟还要古老的商代都城——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西二城门遗址（揭示了大小城的叠压关系)
勘探研究表明，这座商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垣周长6 960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 700米，西墙长约1 870米，北墙长约1 69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城墙最高处5米左右。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相当坚固，在城墙内外两侧还发现有护城坡。在城址的布局上最近又有重大发现，就是在原城的西部和南部又发现一道外城墙，建筑时代与大城基本同时。
城址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商代早期文化层，发现房基以及其他一些生活遗迹。东北部近40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分布着成群的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商王室及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在宫殿区的东北部还发现了石板蓄水池，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达2 000平方米。从石板蓄水池的结构看，它应是宫殿区的大型供水设施。这种供水系统在更早的时代还没有发现过，它是古代中国城市供水系统的创举，为后世城市供水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外发现了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还有中小型墓地。通过对这些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获得了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的许多精美文物更显王者气派，如铭功路、二七路、白家庄等处发现的商代中型铜器墓，出土了几组青铜器，花纹简单纯朴，形态厚实庄重，是商代早期铜器的代表。先后3次发现了青铜器大型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有方鼎、圆鼎、鬲、尊、提梁卣、盂、盘、爵、簋、戈、等，共28件。这些青铜礼器，不仅形体较大，而且多数都是郑州商代墓葬中所不见的，如大型方鼎、大型圆鼎、扁足鼎、提梁卣、尊等，都应是商王室的重型礼器。这些发现对于研究郑州商城的性质和探讨商代早期青铜礼器组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商城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找到的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城遗址，使我们对商代物质文化的认识从安阳殷墟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丰富了对商代前期文化及其阶段性变化的认识，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
夏商文化的分界——偃师商城
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极大地鼓舞着夏商文化的探索者。既然夏商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夏王朝是什么时间灭亡的？商又是什么时间建立的？关于这些，文献中记载只言片语，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因此，夏商文化的分界只有靠考古学的手段来解决。令人欣喜的是，在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并通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城址的大致轮廓已经探明，大量的文化遗迹被揭示出来，并被证实——它就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第一座都城。
偃师市西4千米的塔庄和高庄一带，北依临山，南邙洛河，东阻成皋，西挡崤函，依山带水，地势平坦，是人们生产、生活理想的地方。素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誉。其中高村附近地势隆起，当地人相传是商汤王建都西毫的地方；塔庄附近有一漫坡低洼的地方，叫尸乡沟。就是在这个地方，1983年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尸乡沟，即东汉班固记载的的汤都西毫的故城，终于找到了沉睡3 000多年的商代城址，发现了城内的宫殿遗址，并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这是我国考古界在夏商研究工作方面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引起学术界的轰动。1988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偃师商城的布局
考古发现，堰师商城城垣平面呈南北长方形，东墙南段内收，南墙已被洛河冲毁。南北长1 700余米，东西宽度不等，最北部宽为1 215米，中部宽1 120米，南部宽740米，总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在城墙的四面，目前已找到7座城门，其中北墙正中1座，东墙和西墙各3座。城内有纵横道路若干条。已发现东西向大道5条，南北向大道6条，与城门的方位基本对应。
在城内南部地势较高的平地上发现有3座城址。居中的为宫城，平面近方形，四周有2米厚的夯土墙，周长800多米。四周以3米厚的夯土墙相围，南面开一大门，围墙中部是一座长宽数十米的主体宫殿，左右两侧配置有两座侧殿。前面是笔直的大道直通南门之外，在大道的两旁和主体宫殿后面还有多座宫殿建筑，有的面积较大，有的面积较小，左右对峙。这些建筑错落有致，共同围绕着主体宫殿，组成一个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内还有多座水井和较完备的排水系统，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用石板垒砌或上铺木料封益的排水暗渠，其中一条长800米，其工程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另外两座小城分别位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平面皆呈方形，面积稍小，边长近200米，周围都有2米厚的夯土围墙，城内布满了长条形房屋建筑，可能是武库、仓廪或防卫和拱卫城。
1996年5～11月，僵师商城的发掘再传捷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文物工作队在偃师商城东北隅清理出了商代的城墙、城壕、道路、墓葬、陶窑、排水沟和灰坑等遗址，出土一批陶器、铜器等。城墙的顶部，存宽14米，基部宽19米，现存高度23米。夯土层平整规划，土质致密坚实，护城坡由人工夯筑土层和人工铺筑料礓土层构成，城墙外侧有城壕。在城内则发现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陶窑，窑体下半部分保存完好。在城墙内侧护城坡顶层发现有一层人工铺垫的硬面，内含大量料礓石颗粒，已经长期践踏形成路面，且在路面上近城墙根部发现两道顺城墙而行的车辙印，轨距约12米左右。商代前期车辙印的发现，将我国车子的使用时间大约提前300年，这不仅证明我国商代前期已在城市中使用了双轮车，同时亦可推测古文献记载商汤灭夏桀时使用了战车及夏人发明了车子等，当为史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继1996年的发掘之后，偃师商城的考古又获重偃师商城城墙解剖情况
大突破。在偃师商城的中部和南部，新发现了更早的小城，即“内城”，其平面呈纵长方形，南北长1 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城墙体宽约6～7米。建筑方法与大城城墙基本一致，其南墙和西墙的南段同大城城墙重合。通过对南墙和西墙的发掘证明，小城的修建早于大城。这就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宫城的城墙至少经过两次扩建。据此证明偃师商城的宫殿起码可分为三个时期。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商城遗址又发现一处商代早期池苑遗迹。遗迹位于偃师商城宫城的北部，规模壮观，城市水利设施保存完好，为我国最早的帝王宫殿池苑遗存。其主体是一座人工挖掘、用石块垒砌成的长方形水池，水池东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15米。在水池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条渠道与水池相通并连接护城河，形成一个完整的水系。在帝王宫殿的附近凿渠掘池，引水造景，形成“青林重复，绿水弥漫”的御用池苑，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落不可缺少的园林陪衬，因而成为我国古代帝都的重要内涵。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唐东都洛阳城、宋汴梁城、元大都以及明清北京城，无不在宫殿区附近开辟御用池苑。偃师商城帝王池苑的发现，说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御用池苑的建筑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早期。
尸乡沟商城内还发掘不少商代墓葬，出土一些青铜器和大批陶器。在宫城基址内出土有铜镞、玉镞、釉陶和卜骨等。在门内侧发掘的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有铜、铜戈、钢刀、玉璜和陶鬲等一批珍贵文物。
偃师商城发现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