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卡夫卡
传票要求我以证人的身份到法庭作证，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法庭。
门那么多，走廊那么多。我向人打听传唤我的地方法庭在哪里，他们告诉我：往里走，一直往里走。走道上阴冷幽暗，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人们来去匆匆，交谈时用的是密码般的语言，里头常夹着拉丁词。所有舵门都一模一样，门旁有一块铜牌，由于年长日久，上面刻着的字已经模糊不清。我打算拦住夹公文包的人，请他们指一下路。可是他们对我怒目圆睁，回答道：in situ，a quo，ut retro（拉丁文法律用语——译注）。我在这座迷宫里走得精疲力竭，最后随便推开一扇门走了进去。一个身穿光亮绸上衣傲气十足的年轻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是证人。他说：你得在这儿等。我便开始等，小心谨慎地等，一等等了五、六天。这时我感到不耐烦了。主要是为了解解闷儿，我开始给那个穿光亮绸上衣的年轻人帮起忙来。不多久，我就知道一场场初看起来完全相同的诉讼各有各的特点。腋下夹公文包的人和我相识了，彬彬有礼地同我打招呼，有的还塞给我装了钱的小信封。我不断进步，到了年底便进入法院的里屋办公。我在那儿坐在写字桌后边，起草一份份判决书。一天，法官把我叫去。年轻人，他对我说，我对你很满意，决定让你当我的秘书。我结结巴巴地向他道谢，却发现他没在听。他眼睛近视，身体极胖，面色苍白，自得只有在暗处才能看见他。他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只相信我一个人。要是我老婆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样呢？他常常叹息，她还能活过来吗？我的孩子呢？老大今年该二十了吧。不久，这个郁郁寡欢的人去世了，我相信是去世（也可能只是消失）。我顶了他的空缺。从此，我便成了法官。我颇具修养，很受人尊重。人人称我为阁下。那个穿光亮绸上衣的年轻人每次走进我房间，都要鞠躬行礼。我觉得他好象不是第一天按待我的那个年轻人，可是他同他长得很象。由于整天坐着，我体重日渐增加。我视力变得很差：自昼黑夜都用人造的灯光是很伤视力的。可是我在别的方面得到了补偿：不管天冷天热，都穿同一套衣服。这样钱就省下来了。此外，夹公文包的人递过来的信封比以前更厚了。一个仆人专门给我端饭：有肉、有菜，还有一只苹果，跟他端给我前任的一样。我躺在沙发上过夜，浴室稍嫌小了一些。有时我会想念家和家人。某几天（如圣诞节）里，呆在法院味道不太好受，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法官呀。昨天，我的秘书（一个值得称道的小伙子）要我在一份判决书上签字（判决书是由他起草的）。这是对一个作伪证的人的缺席判决，判决的结果是：罚款和取消为原告或被告作证人的资格。这人的名字我隐隐约约地觉得眼熟，不会是我的名字吧？不过，现在我是法官，所以就在判决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1901年入布拉格的日耳曼语大学学习文学，后改修法律。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在工伤保险公司任职直至1922年。
卡夫卡在大学学习时就开始写作，但是早期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他的主要作品有：《判决》（1912）、《变形记》（1912）、《司炉》（1913）、《在苦役营》（1914）、《乡村医生》（1917）、《饥饿艺术家》，此外，卡夫卡创作了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美国》（1912—1914），《诉讼》（一译《审判》，1914—1918）、《城堡》（1922）。他晚期作品中的《地洞》（1923-1924）和《歌女约瑟芬或耗子民众》被誉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