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把我无法投入、喜欢或愿意像汤祯兆般对待“港产片”的理由界定为，我太“中产”了。于是乎，在阅读汤一篇篇解构“港产片”的文章时，使我无法不再面对自己对“中产”一词所下的定义。从我懂事开始，“电影”代表的便是南辕北辙的两种价值观——父亲来自中上阶层，带我去的电影院只有尖沙咀的伦敦、乐宫和港岛的皇后、娱乐；母亲因家道中落，少年便踏足社会，家住在西洋菜街，我每逢到外婆家度暑假，一定造访石硖尾的美丽宫无数次。也就是说，虽然我是在国、粤、西片的轮番浸淫中长大，但真正进入体内而成为后来的我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一定不是以描写贫穷、封建，或以模仿西方电影来追求脱贫为主题的粤语片。何况生长在电视登堂人室的年代，我的生活里忽然多了一个更加方便的“示范单位”：英语频道。如果以前是要上电影院才能得见窗明几净的世界，有了“明珠台”后，单击钮便立刻与“文明”同在。在那里，人人都侃侃而谈，理直气壮，没有委屈，没有怨恨，最重要的还是，没有“贫穷”。
不论是对哪一个层面上的“贫穷”的恐惧，都一直叫我对港产片（当时叫粤语片）既喜欢又看不起。就是迷上了楚原，也是因为只有他的电影会让我“在贫穷中看见豪华”——当然，事过情迁再看那一堂堂大而无当的“客厅”，确是让我红了脸——今天的电视剧以“豪宅”为背景时，粗鄙和伧俗何尝不是犹有过之，是戏剧模拟现实之故？就算不是布景，楚原永远还有南红、嘉玲和萧芳芳。你可有留意到我并未提及陈宝珠？因为当年的陈宝珠不是林凤，更不是萧芳芳。所以尽管《玉女添丁》好评如潮，我还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有人属意我把它再次搬上银幕才把它看了第一遍。对于少时的我，陈宝珠并不“楚原”。又因为楚原是中产的，或“波波族”的，他后来能在第一时间跳槽国泰转拍国语片，便一点也不叫我意外。
然而历史也藉着DVD的大行其道而让我们重新看到七八十年代的港产国语片原来是多么“贫瘠”——经常只有形式，没有血和肉。更可悲的是，由于是工厂式生产，连心也没有。直至无线电视进入它的青春期，由粱淑怡倡导以菲林拍摄剧集，带来了“香港新浪潮”的几朵浪花。家传户晓的那几部“传世之作”毋庸再叙，倒是在刚过去的圣诞节推出的《轮流传》的头十集让我大吃一惊：甘国亮的微型史诗式剧本固然已成绝唱，那十集的影像却一样叫人看了又兴奋，又伤感——这不是以肥皂剧之名来拍摄的文学电视剧，甚至文艺片吗？为何只能落得昙花一现便无疾而终？在我写给朋友的一封电邮里，我以同样面世于八一年的英国电视剧《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和英国经典电视剧Upstairs，Downstairs跟《轮流传》相提并论，因为在文本镜头的携手合作之下，它拍出了香港电视以至银幕上从没有过的一份sophistication。而由于VCD没有尊重任何创作人的“义务”，我是在甘国亮口中才得知，那些“绝对文学”的影像操刀人是昨日的杜琪峰！
《轮流传》的腰斩无疑是香港社会大众文化的最佳反照——套我某位友人的一句话：“随着无线这艘大邮轮的搁浅”，香港人从八十年代开始经历时间缓慢但速度飞快的精神下沉。《轮流传》虽然也是套用长剧最爱用（或不可能不用）的“脱贫心态”作为出发点，但它的真正题旨，不是教人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而是“假设社会已经富庶到某个程度往回看，再反省是如何一路走来与怎样向前”。这便是我所指的sophistication。而香港人当年不接受《轮流传》而选择《大地恩情》，局部说明了八十年代的香港社会并不认同自己已经“脱贫”，相反的，是抱着对贫穷的又恨又爱不敢放手。
时至今天，我仍然认为这种对“（物质）贫穷”的既恨又爱，和不断不断借电影来宣泄不安全感的社会诉求（所谓市场需要），是香港电影要脱离港产片心态（价值观），放眼世界大展拳脚的最大阻碍。我认为外国人看《功夫》与《少林足球》和我们看《功夫》与《少林足球》的最大分别是，他们可以省去文化历史社会等背景的负担，去享受周星驰和特技带来的趣味，我却无法不在电影中看见鲁迅笔下的阿O等等心理投影。就算是对李小龙的“致敬”，也是源自对被（自我）压迫的投射和神经质反应。所有这些，都与“贫”字有着割不掉的渊源。又，当精神上的贫穷遇上发达的科技时，我宛如看见香港电影在未来的另一条路：完全成为荷里活殖民。而那种视野，又该用“贫”还是“富”来形容呢？
加上近年流行的“人性心理”（人格分裂）剧种，不论是在荧幕或是银幕，香港的电视剧与电影已经深陷只能谈“生存”而不可能谈“生活”的泥淖。但当真人秀（reality show）已发展至各行各业以及各种人生领域无孔不入之际，同样以“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为主题的戏剧，又怎能说服观众戏剧性会比“虚拟真实的真实”更引人人胜——尤其当我们的戏剧根本缺乏承载人性深度的力量，犹如开口闭口大道理的一个人，其实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上述比喻也许不适用于我所看见的大多数港产片——它们都不爱“讲道理”，它们只追求“感动”观众。但我相信“感动”不应只是手段的代名词，它将反映出作者与受众的狭隘。偏偏港产片一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探讨——我在看《哈利·波特》时被“魔法”（特效）感动，是它提升了人物的层次——像借ridiculous这句法术语来化解心中的恐惧，但在看《情癫大圣》时，连场的星球大战似乎只是要证明荷里活做到的，我们也能。
为了“证明”而拍片，会令香港电影矮人一截。但要令香港电影站得起来，我想香港人还是先要有在精神上脱贫的追求和决心。
2006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