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次跟哥哥碰面已是九八年的春天。九八年的柏林影展，他是评判之一。我呢？则是自九〇年以来第一次不用为Cay Teddy Prize当评审。Teddy是爱德华的昵称，不知由几时开始，它也成了所有未成年小熊（玩具）的名字，而众所周知，熊抱是基佬的恩物，所以连这个由“国际同志电影节联盟”负责在每年柏林影展颁发给优秀同志影片的奖座，也是以“泰迪”命名。
但是，“同志影片”不等于全部都是“男同志”影片。我记得某年在评审会议上便有“女同志”提出抗议，不满她们应得的荣誉，却会有一个男性的名字。折中之计，“联盟”便增设了新的奖项，叫LesbianTiger。“虎”与“熊”似乎很少并肩作战，就是同场出现，我只能想到中国成语中的“虎背熊腰”，或许是我的英文不济，德语更差劲，所以没法把这四个字的弦外之音译得传神，致使席上的荷、德、英、法、希腊、俄等评判们不能分享我对它的联想——魁梧得来带点畸形。
说回九八年的柏林影展，香港人选竞赛的影片是《愈快乐愈堕落》，它在Cay Teddy Night得了好像不止一个奖，当晚出席领奖的编剧魏绍恩和女主角邱淑贞，颁奖的是哥哥，以及——从巴黎飞来的张曼玉。之后十数人驱车前往前东柏林的一家咖啡馆聊天，那地方只有几张木桌木椅，地板很旧，天花板却好高，哥哥坐定之后对我说：“这便是我理想中的咖啡馆的样子。”
（二）
张国荣的五年祭刚刚过去，早阵子有报刊向我这个和他几次擦肩而过的人约稿之余，又问我和他可曾合照。一听这问题我的恶作剧性格马上作祟：“合成照可以有，但该不合用吧？”
希望哥哥听了也会笑。“合照”，在那个年代哪会像现在般容易？我就是因为不习惯“悉知悉见”（《水浒传》剧本语），才买了有摄影功能的手机都久久拍不到两张照片。反倒是别人的手机经常在我身上找到方便：街上遇到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有次说是新加坡来的，也有是国内来的，不知在哪里认得我，“可以和你拍张照吗”的询问不可能用“不”来回答，因为手机早举起来了，就差拍摄的人的手指未按下快门。近年拍下的雾水合照可说数不胜数，口头上答允寄回给我的人多，终究在计算机上回收的少之又少。拍了就忘了，养成完全不把跟谁曾经合照放在心上。
心底里当然有些不一样。生命中毕竟对几张有拍没拍的照片念念不忘。有拍的可能又想看又怕看——如此珍惜，一定渗杂既爱又恨的情感。明明没有拍过的，却好像在脑海里把胶卷冲洗成比实物更留得住画面的相片。印象中我和哥哥没有合照，却不因为一直没有机会。一九九八年在柏林电影节的十天本来可以大拍特拍，或起码“咔嚓”一张。但是，当时的我或张先生一定以为来日方长，机会只会多不会少——在各自回港前，我记得就我们合作舞台剧的事，他说：“这两个名字加在一起会让人生出很多期待，我们必须从详计议，好好谈。”
同桌有他和我的好朋友诺文·王先生，和《霸王别姬》导演的特别助理，也是哥哥的好朋友张签缄小姐。
我和他那次在柏林没有留下合影还不是最可惜。最可惜的是：在同志泰迪熊颁奖礼上，从法国过来的张曼玉，香港去的关锦鹏、邱淑贞伉俪和编剧魏绍恩，济济一堂。张先生那晚真是开心，两部车把大伙送到前东德去喝咖啡。一张长桌宛如一部大卡士电影。当时因没今天这样普遍的手机而错失了一张大合照，实在是历史的遗憾。
2001年5月8日
2008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