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月一日，我（和拍档陈米记）给教统局局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约五千字的信——算不算长呢？答案要问收信人才知道。
写的时候，我并不担心罗太没有耐性把它读完，但我不希望她会觉得眼前一片字呀字呀的，不过是领着她“游花园”。更不想让她感到内容乏善可陈，明明是第一次读到却有如看过了一百零一次一般的空泛、重复、主观——毕竟，我写这类信件是新手，罗太的工作（之一）则是把每篇揭示香港教育问题的文章都要看得很仔细。
但，信还是写出来了，我用钢笔起草，同事们在我潦呀潦的同时以中文打字把字体重新执拾成四平八稳，而陈米记就负责把它再次画成大花脸——在欠发展和阐述不够清晰的段落旁以原子笔加上批注。改了数次，还要再改，因为当大家拿着二稿、三稿讨论，还是发现有些地方应该修正。写着写着，开始问自己：这可该是一本书，而不是一封信？
整个过程当然是吃力的——对我来说，“制度”与葡文法文日文无异，若不是只懂几只单字，便是鸡同鸭讲，而当我明白到生活是不能尽靠别人翻译或瞎子摸象，提起笔便有如学讲外语的第一步——最好是争取与讲这种语言的native speaker直接沟通。我之所以会想到给罗太写信，便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想学习。
生活是由不同的制度组合而成，而负责管辖及统领的人士均有义务面对公众——如果要你写信给其中一位，你的选择是？
（二）
给教统局局长写信，最难处理是“开场白”。这是我在平常工序里必须经常面对的题目——如何向不认识我的人道明来意及介绍自己？通常在这种时刻，“林奕华”三个字可以全无意义：先不说书面上的陌生感，有几次要劳烦秘书小姐通传，话筒那边传来一而再的反问：“林乜华？林旭华？”
就是电话被接进了校长室、政府官办公室，或到了任何一位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的人士手上，也不代表目标已经在望——远得很哩。这使我想起今早忽然收到的来电，对方一串爆竹般的话在我耳畔烧起来：“恭喜你，我是某酒店至尊会员计划的代表，幸运的阁下已被‘抽中’为我们的至尊会员，你现在有两分钟时间让我向你解释这计划的优惠吗……”——一个上门来向你“要”某些东西的人，却反过来把语调装成有很多很多的可以“给”，怎不教人继续聆听不是，粗暴把谈话（其实是对方的独白）打断中止也不是？简单的说，如果你想推销的并不是我感兴趣的——起码在目前不是——那么，一切唇舌都将是白费的。
说回写给罗太的信。我并不担忧她对我的认识是多是少——只要我有信心“我关心的也是她所关心的”，所以我开门见山地写出题旨：“寻找理想学校”。然后，我写：“罗范椒芬：你好吗？我是林奕华。一直都想跟你联络——去年当《明报周刊》记者陈晓蕾访问你之后，马上在教统局打了个电话给我，很兴奋地说：‘罗太说你应该去搞小学……’”
在写信给教统局局长时，我不能假设她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写：
容许我先简略介绍自己。
我是‘进念·二十面体’创始团员之一，在八十年代，它经常被标签为‘前卫’，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最早借着新意念和新形式来‘教育’群众的先驱。我把教育放在引号之内，是因为相信‘进念’并不是刻意地要去教化社会，只是，它有一定的影响力，最起码，它‘教育’了我。
“我在香港出生，受教育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在本地完成。然而学校教给我的，绝对比不上我的兴趣所教给我的——虽然我在中五毕业时，也对自己说要去念会计，但我心里十分清楚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人与人的沟通，而不是人与数字之间的：加上当年十分幸运，巧合地遇上了我的启蒙老师荣念曾，使我在十九岁便知道了戏剧形式不止于电视剧和香港话剧团，还有简约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印象主义的形式等等。在和他谈天、合作时，我的眼界逐渐扩阔，我的世界也与之前大不相同了。为了延续向他学习，我和一班同学组成了‘进念·二十面体’，所以开玩笑地说句，‘进念’是因为‘自学’而成立，后来却成了推动社会改变的一种动力。我在八七年离开进念，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去欧洲。本来只是一个月的短假，结果留了八个月才回港，之后我便有了清楚的目标：我要试着一个人在外地生活。先后得到两个奖学金的赞助，我终于在伦敦落脚。”
（三）
在我写信给罗太的同时，无法不想到罗太写给名校校长们的信——乍看两件事并无直接关联，但我认为它们之间，可以有着一个极具关键性的共通点，那便是写信人与收信人的“位置”问题：谁写给谁？彼此的角色、身份，有多少（不）对等？
一封信之所以是一封“信”，其实端赖写的人跟收的人有多少意愿把信任建立在字里行间，而信任的多寡，又视乎彼此怎样处理“位置”上的差距——假如我和罗太不是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对比：她是官，我是民；她代表正统，我是“非常”人；她有被确认的专业资格，我是半途出家再半途出家——当我写信给她的时候，便不会那么自觉到我在下而她在上。换言之，出于某些原因——如写信者有太多或太少的自信——而随时失去平衡，致使一封信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诚然，令人一边看一边觉得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的信，也许便不是“一封信”了。
所以，我才会在交代完大段自己做过的事情后，还要心虚地补上一句：骤看这些履历都与教育无关，你可能会奇怪我怎么变成现在的‘我’？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既有远因，亦有近果。前者在先前已有提及：‘进念’的作品不排除娱乐性，但更注重的是思考性和实验性。而这些元素，其实都包含了启发自己和别人的精神，所以由‘进念’过渡到‘非常林奕华’，我想这种精神仍然跟随着我。近果，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
我在某程度上是个很‘孩子气’的人，身边周围的事情，几近每一样都觉得有趣，因此常想发掘它们有趣的原因，亦即是说，我很喜欢想并喜欢问：为什么？
我的戏剧也都在问：‘为什么？’如果观众看完了又问：‘为什么？’对话/互动就开始了。但我发现香港好多人都不会/不敢/不想/不知道如何去问‘为什么？’，尤其在每天都应有无数‘为什么？’诞生的学校环境里，学生原来都因为怕麻烦、怕突出、怕被孤立而不敢发问。于是，一个新的目标又走进了我的脑袋：我要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找出有效（有趣）的方法来分析这现象，改变这观念，打破这成规。
我在九七年前排了一出由二十五个年轻人主演的《智取扯旗山》，当中提出了‘我玩完了’的讯息——不是对香港和它的年轻人消极悲观，而是我对我的创作模式的告别。同年十月，我在舞台上呈现了沉静的《爱的教育》，这作品后来不单是一出戏，还成为了我替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部策划兼主讲的课程。
“在主持课程的经验里，我发现了（大）学生竟然可以如此‘被动’。在大学那‘自由’的环境里，本来正好让学生积极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塑造自己，但我看见的，却是对学习只有‘守’，没有‘攻’。从上课的入座情况已可见一斑，学生大多选择后排和通道两旁的座位，因为‘安全’；又只期望导师‘给’他们东西，而不主动发问，不‘给’同学听到彼此的意见和想法。”
（四）
较为认识我这个人，包括我的剧场作品的读者，读了这几天连载的文章，也许会嫌我说来说去三幅被——毫无“创意”。有这想法，其实也没什么不妥——自去年演出《爱在考试的季节》、《我×学校》，到设计一千在港大、科大、中大，及近期在各中学进行的工作坊，我都是在“重复”着一个母题：鼓励大家不要老是执住“答案”的传统定义不放。因我相信依赖“答案”会使人失去对独立的诉求，反过来看，“问题”有时才是答案的所在。（如果我们愿意反问自己为何会问那样的问题。）
我是愈来愈觉得一切创意都应源自个人对内在的发掘——在给教统局局长的信里，我写：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筹备一个艺术和教育融汇的计划，计划的目的，若按现今的潮流来定位，它可以被笼统地称为‘创意教育’，但我想‘创意’二字近一年来已有被滥用，甚至被异化的迹象。基本上，一般人如果不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肯定它——政府及商人尤其喜欢把它等同为商机——就是把它当成解决现存各种社会问题的灵药。所以，大学、中学纷纷挪用更多资源搞（被架空了的）‘创意培育’，而不是把‘创意’灌注在日常的教学方法里。上班族下了班也要花上数百元买票去听有关‘如何才有创意’的讲座，目的是替自己‘增值’。也即是说，仿佛是给香港人提供了一条出路的这个名词，背后的意义，有可能仍是‘钱’。由此可知，香港人在面对不同形势时，多么懂得改变口风，观念却丝毫不变。
我认为，‘创意’已变成了一个（被我们）借来转移视点的工具。大家可以假设它是一种新的东西，需要时间才能掌握，才能学会，而一日未有这能力之前，所有个人或社会问题，都是欠缺‘创意’之过，而不是自己的思想、人格和价值观值得商榷。
试想想，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有多少是因为香港人缺乏？创意教育？所致？譬如说，十七岁和十二岁中学生在公众场合‘行为不检’，难道是因为十七岁的那一位没有创意？抑或十二岁那位？又抑或，目睹了整个过程才采取行动拘捕两个少年的警员最明白‘创意’的实用价值？因为，如果不是透过他的描述，传媒便没有机会制造巨细无遗的头条报道，大众也就不能以安全的方式代入偷窥的位置，同时抹去当事人的背景与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在获得快感之后，再对两个少年进行道德批判。
又譬如，如果九八年没有金融风暴，假定香港社会继续繁荣下去，那目前困扰我们的问题如中学生跳楼自杀、青少年服用毒品，以至上一代的包二奶和各式各样的‘道德沦亡’等，是否也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现在天天见报、上电视，然后被大众习以为常地消费掉，又是否应该归咎社会上的普遍没有受过‘创意教育’？
“事实上香港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创意。以主流传播媒体小报化的现象为例，其实亦不失为‘成功’的赚钱手法。问题是‘创意’也可以是双面刃，它既会使人长远受益，亦可叫人变得短视、投机。”
（五）
《卧虎藏龙》捧走四枚奥斯卡，对于感到与有荣焉的香港人来说，本来也是很好的一课——新派武侠片的浪潮，早在九三年《东方不败》便兴起了，我记得在柏林影展的午夜场与全院满座的德国观众一同看它，场内气氛一片鼎沸，但是甫散场便鸟兽散了。而在发祥地的香港，以至台湾，一时间便出现了一股武侠片热，但是能在卖座上追得上《东方不败》的，印象中一出也没有，赔本的、拍了却上不成戏院的倒有许多。
除了类型本身缺乏新鲜感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投资拍摄这些电影的人都太相信“方程式”了。若说他们的信仰是来自《东方不败》的成功，那便难怪之后一窝蜂的武侠片都要找林青霞当主角，还要永远的东洋式古装，然后每出电影都坚持用上相同的美指、武指。就算这些“指导”有意主动破格，导演还是会以老板的意旨为依归：最好“像”《东方不败》。
就像某本老字号电视周刊，忽然在报摊上隐没了——不是它停刊了，而是改版之后，由封面到内容，它已变成众多看来差不多一样的周刊的其中一本。
在给教统局局长的信里，我问：“为什么我们常会看见一种方程式被证实受到欢迎之后，其他人便一窝蜂地抄袭？真是因为不知如何动脑筋，还是情愿坐享其成，贪舒服贪方便？假若真是贪（现成）和懒（不想思考），那便是一个”人“的问题，而非关大家知不知道何谓”创意了。
有时我会想，政府这边厢通过教育改革高调强调‘创意’的重要性，那边厢在长期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前，最终还是以无奈的方式如放宽楼市来纾缓压力，这种手法引证了香港人纵有长远的计划，也是要向眼前的现实妥协。而由政府带头的实际行动，往往胜过空口讲白话（如政策）的千言万语，难怪普罗大众都学晓了讲一套做一套，常常口不对心。
长期的言行不一，可以令一个人从自我抽离变成人格分裂。事实上香港现正盛行各式各样的‘抽离’和‘分裂’。以学生为例，当他们明知上学不是为兴趣而只是担心将来赚不到钱，交朋友不是为了沟通，而交流只是为了解闷或利用异性朋友来炫耀，他们自然会把自己的情感从肉身抽离，把责任感从学习、工作和恋爱的过程中抽离，把自己从环境中抽离，最后造成情绪归情绪、脑袋归脑袋、言论归言论、行为归行为、身体归身体、道德归道德、效率归效率、理想归理想，以至一个人只是为了‘效果’、‘功能’、‘利益’而生存——是单求存在，而不是生活。
“对我来说，‘存’和‘活’的比较，反映出生命的不同层次：‘存’较被动，‘活’则是不断变化、追求。我们不说‘要生存得好’，却说‘要生活得好’，说明了生命的珍贵不在乎我们对自己及别人的要求有多低限，而是可以有多么高。对自己有‘要求’，本来可以是提高（社会整体）生活素质的原动力，可惜得很……”
（六）
我很幸运，过去一年有机会与一个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共事，他便是我现在的拍档陈米记。陈自己经营两家商店，同时与我合伙搞有关学习的“实验”：inspiring learning。他给我的最大启发，乃言行合一：要给别人竖立模范标准（set standard）。
乍听，是会叫人皱眉的吧？“你算老几呢？凭什么当自己是把人人适用的尺？”但上述反应若只是情绪上的而不是理性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会在想深一层后回心转意——香港的确需要有人站出来拍心口，以实力来印证承担。
故此，我们不宜把一句话随便架空。对我来说，陈米记若是口头上随便说说，如开出数字甚大却原来不可能兑现的期票，那就是大言不惭。但，我每天看着他如何以“要给别人竖立模范标准”作为目标，做每件事时都先去要求自己，而且是以认真地、严厉地、不怕挫折自己和别人（例如合作者我）地去摸索、寻找、肯定之后再敢于否定的“标准”。
写信给教统局局长是我的主意，在信中就“（自我）要求”这一点向罗太提问，则是他给我的灵感。信中，我写：“对自己有‘要求’，本来可以是提高（社会整体）生活质素的原动力，可惜得很，香港却选择以不去要求别人来达到不用要求自己。又或，对别人要求得过分严苛，来达到同样无须要求自己的目的。但，不论是哪一种的不去要求自己，其实都是因为不敢/不愿意/不懂得/没信心把自己看清楚。”
（七）
写给教统局局长罗范椒芬的五千字长文，我是这样作结的：写到这里，我想大胆地作出假设：香港教育的失败，不是没有把‘创意’——和其他外在化的科目，有可能包括‘艺术’教给学生，而是它有着太多‘目的’、‘名目’和‘前提’，单单就是没有空间给学生一小步一小步地尝试‘做人’的滋味，由‘认识自己’开始。
《课程发展议会艺术教育改革咨询文件》里倡议以艺术教育来提高学生九种共通能力如‘创造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是否终于又会变成外化了的技能训练呢？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可以有全了九种共通能力，而且把它们驾驭得随心所欲，然而这个人不一定就会有同理心、同情心、慈悲心、幽默感，和宽容、忍让、慷慨、为他人着想等精神。总而言之，他可能有很高的能力，只是更像（计算周到的）计算机和机械人，多于是一个‘人’。
“如果我能批评该份文件的倡议，我会说，它亦是有着追求功利的预设——‘艺术’应该成为提升学生的‘能力’的工具——因而继续重复原来教育制度中把学生的生命（力）从考试、学习和教学模式中抽离的弊病。更令人担心的是，把问题轻率地推落在‘因教师/学生缺乏创意’，又同时假设‘每个艺术家都有创意’，所以最佳的（或权宜的）解决方法，便是由艺术家来担起‘创意教学’的责任。这种想法，忽略了本地艺术家的取向、志趣、眼界以至个人修养及艺术水平可以完全不同，甚至情况参差的事实。”
2001年3月20日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