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自己整个儿躯体已经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上的肉,深深的颊纹刻在嘴的周围,黄色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在点头,仿佛听见无量数的张开的大口在那里狞笑。
我舔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粗糙的石头,一块烧红的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他们的脸使我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来歌咏这许多张脸正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掏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真挚地热烈地讲着。他们讲到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到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他们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听到这句带有尖刺的话,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暗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诚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的微笑,又仿佛鼻子里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抖抖地,显出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如受奇耻大辱,看见这种种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消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上!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1925年5月31日作
白采
那一年我从角直搬回苏州,一个晴朗的朝晨,白采君忽地来看我。先前没有通过信,来了这样轻装而背着画具的人,觉得突兀。但略一问答之后,也就了然,他是游苏州写风景来的,因为知道我的住址,顺便来看我。我始终自信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虽然有愿意了解别人以善意恳切对待别人的诚心,但是从小很少受语言的训练,在人前难得开口,开口又说不通畅,往往被疑为城府很深甚至是颇近傲慢的人。而白采君忽地来看我,我感激并且惭愧。
白采君颇白皙,躯干挺挺的使人羡慕。坐了一会,他说附近有什么可看的地方愿意去看看。我就同他到沧浪亭,在桥上望尚未凋残的荷盖。转到文庙,踏着泮池上没踝的丛草,蚱蜢之类便三三两两飞起来。
大成殿森然峙立在我们面前,微闻秋虫丝丝的声音,更显得这境界的寂寥。我们站在殿前的阴影里,不说话。白采君凝睛而望,一手按着内装画板的袋子。我想他找到画题了吧,看他作画倒是有味的事。但是他并不画,从他带笑的颧颊上知道他得到的感兴却不平常。
我想同他出城游虎丘,但是他阻住我,说太远了,他不愿多费我的时间,——其实我的时间算得什么,我声明无妨,他只是阻住,于是非分别不可了。就在文庙墙外,他雇了一头驴子,带着颇感兴趣的神情跨了上去。驴夫一鞭子,那串小铜铃康郎康郎作响,不多时就渺无所闻,只见长街远处小玩具似的背影在那里移动。
我的记性真不行,那一天谈些什么,现在全想不起来了。
后来也通过好几回信,都是简短的,并不能增进对于他的了解。但是他的几篇小说随后看到了,我很满意。我们读无论怎样好的文字,最初的感觉也无非是个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字字句句入我意中,觉得应该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对。但是,单说满意似乎太寒伧了,于是找些渊博的典雅的话来这样那样烘托,这就是文学批评。去年,他的深自珍秘的一首长诗《羸疾者的爱》刊布出来了,我读了如食异味,深觉与平日吃惯了的青菜豆腐乃至鱼肉不同,咀嚼之余,颇想写一点文字。但是念头一转,我又不懂什么文学批评,何必强作解人呢,就把这意思打消了。不过我坚强地相信这是一首好诗,虽然称道的人不大有。
去年冬,我们到江湾看子恺君的漫画。在立达学园门前散步的时候,白采君与别的几位教师从里面出来,就一一招呼,错落聚谈。白采君不是前几年的模样了,变得消瘦,黝黑,干枯,说话带伤风的鼻音。后来知道他有吐血的病。
今年大热天的一个午后,愈之君跑来突然说:“白采死了!”
“啊!”大家愕然。
我恍惚地想大概是自杀吧;当时虽不曾想到他的诗与小说。但是他的诗与小说早使我认定他是骨子里悲观的人。
经愈之君说明,才知道是病死在船上的。
“人生如朝露”等古老的感慨,心里固然没有,但是一个相识而且了解他的心情的人离开我们去了,永不回来了,决不是暂时的哀伤。
他的遗箧里有许多珍秘的作品,我愿意尽数地读它们。已经刊布的一篇诗一本小说集,近来特地检出来重读了。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他,他虽然死了,会永远生存在我们的心里。
1926年10月5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