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一点文字吧。”杂志编者这样叮嘱我。我当然感激他们的好意,同时就想努力写一点什么,报答他们。
然而结果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写。见面,当面道歉;不见面,写封信去。
写一点什么总得有个意思,这个意思又得肢体完整,眉目清楚,朦朦胧胧像一团烟雾是不成的。我也时常有一些意思,不幸朦朦胧胧的居多。这自然因为学问不够,经验短少的缘故。
譬如读了人家的一篇小说或者散文,我也会觉得某一部分满意,某一部分未免有些欠缺。那么,好,来一篇评论吧。这个我可干不来。评论自有“评论之学”,外行去干,一定非驴非马。譬如,看了《渔光曲》,我就觉得前半部凝练、自然,后半部比较松散、牵强;如果用文体来比拟,这个影片是一篇记叙文,不是一篇小说。可是我不敢写“影评”。就只有这一两句话,写出来岂不笑杀“影评”的专家。譬如,听说张天师求雨,某要人主持“时轮金刚法会”,耳闻驱逐吃月亮的天狗的锣鼓鞭炮声,眼见街头飘飘地挂着“盂兰盆会”的纸锭,我就止不住心头的恨,恨这个鬼神充塞的地方。我能写一点什么去唤醒这批装神弄鬼的家伙吗?一来是没有多少话好说,“鬼神,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样一句就完了;二来呢,这批家伙是无法唤醒的,除非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条件改变过了。所以,恨了也就完事,从不曾想到写一点什么。
一定要勉强写一点,那也未尝不可。就把那朦朦胧胧的意思作根子,对着它苦苦地想,待它发出枝条,长出叶子来。笔杆儿常常停在手里,写第一句的时候不知道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有了,第三句还没有在一团烟雾里露脸。只要有相当的耐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也就可以成篇。但是,这样写成功的文字至多像一棵将要枯萎的树,缺少精力,毫无生趣。这种东西,自己看看就觉得讨厌,又怎么能够给人家看?对于人家,又怎么会有丝毫的益处?那么,开头就不要勉强,让笔尖儿插在笔帽里好得多了。
见许多友朋对于无论什么都有层出不穷的意见,嘴里时常滔滔不绝,提起笔来就连篇累牍写个不休,我唯有羡慕,没法追随。又听他们说“我预备写一部东西,大概有二十来万字”,或者说“这不过是一篇小论文,才只有十万字光景罢了”。这时候我就惊诧他们的“多”,同时惭愧自己的“少”,少到几乎等于零。
如果我懂得一点礼义廉耻之类的古义或者新诠,就可以写几篇《四维论》、《礼义廉耻通释》,去应市面。可惜我对于旧的甲部丙部之学和新的生活哲学都没有研究,只好“不着一字”。
如果我有多余的钱,能够向破落的旧家或者灵敏的书贾买几部希世的孤本,或者出洋到巴黎,伦敦,近一点就是日本各地,在那里的图书馆里看看敦煌的卷子,什么朝代的国画,也就可以写几篇考证文字,希望加入学者之林。可惜我并没有多余的钱,希世的孤本固然不敢梦想,出洋的轮船又难以有缘。
如果我过着闲适的生活,养花、品茶、看山、访友、兴到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几篇小品文,在这个年头,小品文是时髦不过的。可惜我每天要往造书的工厂里去,从早上八点起,到下午五点半止,忙的是红墨水、蓝墨水、校样、复写纸之类的事;最近过了一个夏天,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见到一朵荷花,小品文的“灵感”根本就不来访问我的头脑。
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写不出什么,杂志的编者看了,就可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违背他们的嘱咐了。
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