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银为货币，萌芽于汉、唐，到宋代才普遍化。由于银两的购买力极大，遂成了一般人家的“宝贝”，很多人都习惯将白银窖藏起来，难怪涌现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俗语。当时人们窖藏白银的种种方式，在宋人的笔记小说里，屡见不鲜。例如福州余丞相，就将白银每百锭为一窖，深埋地下；贝州李忠，则将所有的白银，暗藏在自宅的东窗壁内；京师杜生将百余两银子藏在家里的门槛下；某妓女没事时就在床底下挖洞，将恩客赏赐的银子埋藏洞内。还有人把银子藏在墙垣内，或埋于屋后山脚下，或厅前的花砌内，种种千奇百怪的收藏方式，不一而足。
古代人们对地方上的大富豪，大都尊称“员外”。在称量货币时代里，一个男人要是拥有一千两以上银子，就会想戴方帽（员外帽），好让人尊一声“员外”，说话也有了分量。员外外出收租或贩货，回来时随从大多肩挑着一担银两。由于家里蓄养的仆婢众多，在银两的保管方面，也就格外谨慎，除外来的盗贼，还要防范奴仆，甚至妻妾、子弟。
员外藏银的方法，通常是在家中隐秘处挖一深穴后掩埋，也有人在家里挖个大地窖，然后将所有的银两镕在窖内，即使偷儿发现，也只有干瞪眼的份——拿不动、搬不走！自己要用时，再另外凿下小块。
细心一点的则在屋内或后院挖一个三公尺上下的深坑，先将贵重的几箱银两放在底部，然后以挖起的土石掩埋至一半深度时，另备几箱中等财物，如铜钱之类，放妥后将坑填平；若在后院，则另覆草皮，或种花木。这种藏法妙处在一旦被人挖掘，见到上面的铜钱，即已心满意足，绝没料到下面还有更好的东西。
宋代盛行窖藏白银，埋藏者又不轻易透露消息，几年或几十年后，宅第易人，新主人在翻修或重建时，往往可以发掘到前人的窖藏，真是便宜了后人。
据说苏东坡年轻时，在金山寺借住读书，三餐不继，穷极无聊下在床底乱挖，果然挖到一大瓮白银，但他不贪，封好后再埋回去，后来中了进士，才叫家人掘出来供作修寺费用。
中古宅第挖到宝藏的事时有所闻，于是这类特种房屋售价猛涨。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说：“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地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他说左丞张文孝在洛阳看中了一栋宅第，价格谈妥后，对方另要求甚高的“掘钱”，因左丞势在必得，只好照付，后来翻修，果然挖到一石匣，内有黄金数百，恰值张文孝所付出的房地价及掘钱的总数，让他白赚了一座宅第。
一两银子值多少钱？
金庸大师写郭靖初遇黄蓉，被她宰了一顿，结果“一会结账，共是一十九两七钱四分”——读到这儿，你会替郭靖心疼钱吗？
一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很多人都讨论过，但闹笑话的人还是不少。
在一些电视剧的误导下，给人留下了似乎古时候老百姓随时都带着银子上街的印象。随便吃个饭要几十两银子，给小二打赏也要好几两，往赌坊一坐就是上千两的输赢——好象一两白银跟我们现在一块钱似的。
史书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国库年收入才达到200万两，且还是经过张居正改革后国库收入丰富才有的数字。其实古代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银子，他们使用的都是“钱”，即铜板，我们常说的“没有钱”，就是指没有铜钱。
白银和黄金是朝廷明令禁止在民间流通的货币，所以民间大多用钱或钞。“钞”就是布做的货币。大量使用铜钱不方便，于是“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进行大宗货品交易的商人是用钞的，而不是整箱子整箱子的用白银和黄金。
看看明代公务员的待遇吧，例如中央六部的左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各部部长，月薪二十四两银子；当县长的待遇，不过是五两二钱五分；各县市政府的教育主管，一个月只拿四两银子。从表面上看来，这项待遇和职位很不相称，可是，在了解了当时银子的购买力后，明代公务员的待遇，却是令人称羡的。
《金瓶梅》在用银的描述上非常写实可信。书里提到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这三个酒肉朋友，在酒楼里大斟小酌，吃得酩酊大醉，买单时仅付五钱银子；武大郎、潘金莲夫妇住在县政府旁的两层楼房，外加两个院落，像这样附送停车位的“透天厝”，不过十几两银子。
而十五岁时的潘金莲，长得娇模娇样，不仅知书识字，还会吹箫弹筝，更精于刺绣编制、服装设计，像她这样的色艺双绝，被“卖断”的价钱，才三十两银；至于条件较差的小丫头，每人不过五、六两银子。
明代一两银子可以买到四石白米。有位生药店经理，在商界领袖西门庆的关系企业服务，月薪是二两银子。可见明代公务员以四两银子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应是绰绰有余，剩下的再置产或休闲娱乐。如此一来，明代各部长级人物扣除生活费，一个月便可购买一幢武大夫妇那样的房子，外加一个小丫头；如果不买小丫头，第二个月就买得起像潘金莲那样的俏佳人了。至于各县市政府的教育主管，一年买一幢两层楼房是不成问题的。
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可是关于纸币起源于什么时代，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公认的纸币起源于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可是也有一些书籍和文章说汉代的“皮币”和唐朝的“飞钱”已经有了纸币的性质。“皮币”和“飞钱”究竟是怎么回事？
汉武帝的“白鹿皮币”
“皮币”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东西。司马迁《史记》里说，武帝的财政部门提议“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有文章因此说，一尺见方的一块鹿皮就值40万钱，显然是一种虚值货币，所以它具有纸币的性质。
“皮币”因为名称中有个币字就是货币吗？币字在汉代的写法是“弊”，汉代的字典《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弊，帛也。从巾，敝声。”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币是纺织品，所以部首是‘巾’，‘敝’表达读音。”这种纺织品通常都是成卷的，称为束帛。在西周东周时代的社会里，这可是贵族之间交往时用的贵重的礼品。所以“币”往往就成了礼品的代名词。
实际上，当时的礼品并不仅限于帛，比帛更重要的是玉器。中国自古崇尚玉。玉器有很多品种，小的如佩玉，是贵族们佩带在身上的。大型玉器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玉钺就代表统治者的权威，而玉圭，玉璧，玉璋等玉器常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先秦时代的一些书籍就记录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交往时用玉的礼仪，比如说到诸侯见天子要执玉圭，诸侯互相交往要送玉璧，等等。玉是主礼，币帛就是附加礼品。讲述周代制度的《周礼》中说玉圭要用马来相配，玉璋要用兽皮相配，玉璧要用帛相配，玉琮要用锦相配……所以这些附加的礼品也通称作“皮币”。可是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各地诸侯都各自称王，互相征战，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乱，这种制度早已废弃。
周朝的制度不但早已废弃，就是汉朝的创立者刘邦本人，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地方基层小亭长，手下的大将又多是些屠户，无赖之流出身，根本不懂贵族礼仪。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些开国功臣们虽然都封公封侯了，却常常在朝堂上大呼小叫，没上没下，搞得皇帝很没面子。直到刘邦请了一个据说懂“礼”的人，帮刘邦制定了一些规矩：上朝不许乱说话；两边站好侍卫，旗帜鲜明；文武分两边站，一边文官一边武官，一齐跪下磕头。于是刘邦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时代毕竟刚刚走出战争，国力薄弱，礼法还不能完备。到武帝即位，距离刘邦立国已经六七十年，国家稳定，很多文臣都想进一步完善礼制。但是武帝为了抵御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治理的精力似乎还不能集中于礼法。于是财政部门的官员就想出了一个让“复礼”和“生财”发生关系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造“白鹿皮币”。官员们说，用玉和皮币作礼品，是古代诸侯交往的礼节，现在也应该恢复这个古礼。恢复的办法是，宗室和分封出去的亲王如果要朝觐皇帝，或者遇到喜庆要来朝贺，必须用玉璧作礼品。当然玉璧不能裸送，要有包装，必须用“皮币”作衬垫。而这个“皮币”必须用白鹿皮制作。这块白鹿皮一尺见方，边缘装饰上花边，很是尊贵。但是哪里有白鹿呢？皇帝的禁苑有。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化基因的突变表现，当然发生几率很小，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各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必定要上献皇帝，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作为牺牲。所以白鹿是皇宫禁苑的专养动物。诸侯如果要遵守新制度，朝见皇帝，就必须向皇帝的禁苑购买白鹿皮制作的“皮币”。买这样一块“皮币”的价钱是40万枚四铢半两铜钱。这哪里是作礼品，根本就是强卖敛财。难怪当时有一个官员斗胆向武帝提意见：“一块玉璧才值几千钱，一块皮垫就要40万钱，本末不相称。”后来武帝改革币制，把四铢半两改为五铢钱，加上白鹿资源本来就极其有限，敛了一批钱之后，“皮币”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显然，“白鹿皮币”不过是一种敛财手段，一种皇家的特殊商品，与纸币完全无关。
唐朝的“飞钱”
元朝人写《宋史》，明朝人写《元史》，都说纸币来源于唐的“飞钱”。因为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道”是唐朝的地方区划，“军”，“使”指地方的军政单位和官员，“进奏院”指地方机构的在京办事处。这里是说，当时商人们到长安来做生意，挣了钱以后要再到各地去进货，就把钱交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办事机构或在京师的家庭，空手去旅行。到了地方以后，凭交钱时给予的票券核对无误，再取出钱币，叫做“飞钱”。因为凭一张纸的票券就可以领钱，所以后人把它看做纸币。这样看对不对呢？
唐朝的钱币是“开元通宝”，铸造情美，轻重合适，一直被后代看做钱币的标准。但是唐朝也一直处在钱币紧缺的状态中。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唐朝从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就开始采取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政策，促使国内的商业产生了一个大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水平。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必然对货币需求量有极大的提高。但是在钱币生产方面，唐朝却没有做好准备，甚至还有很多限制钱币生产的干扰因素。一是当时全国铜的矿业和冶铸业发展还跟不上社会的需求。二是国际贸易消耗了大量铜钱。很多远洋海船出海时用铜钱作压舱物，到目的地后再以此作为交易品。特别是日本，就是从唐朝学习到了钱币的知识，运入中国钱作为自己的交易工具。三是武则天当政时，为了证明自己主政的合法性，编造自己是弥勒转世的神话，对民间佛教信仰推波助澜，造成全国范围内大肆佞佛，连远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地区都大造弥勒像。结果大量的铜材被消耗于铜佛像、铜钟、铜法器，更加剧了社会上的钱币不足。
为了应付钱币紧缺，唐朝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
禁铜——民间不许铸造铜器。结果铜盆，铜锅、铜镜等人们日常生活用具都非常缺乏。当然缺乏就涨价，反而促使人们私下用钱币“化铜作器”。政府甚至严令“盗铸者死”，却无法禁经济规律。
禁存钱币——命令有钱人家都把钱拿出来购物，不许储藏。富家藏钱超过五千贯就是死罪，就是王公贵族藏钱也要重贬。鼓励告发，发现藏钱超过规定，没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为告发赏钱。不过对于投靠权势的人家，这个政策很难认真贯彻。
杂用布帛——为了弥补流通中的钱币不足，政府只好规定，布帛也可以当做钱币使用。还不仅仅是“可以”，交易数额稍大，就必须“钱帛兼用”，甚至官员的工资俸禄也要发布帛实物。
在这种现实下，异地交易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还是不平衡的。首都长安特别发达，各国商人都集中来长安交易。首都的特殊性是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和家属，卫成部队军人以及大批皇室贵族。这些人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丝绸之路的交易市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丝绸，瓷器、药材，手工艺品都要依靠商人贩运来京师。交易结束后，商人们仍要返回各地采办。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京师钱币大量外流，造成长安的钱币紧缺恶性加剧。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政令废弛，各地都防止钱币出境。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飞钱”的办法。
这个办法的核心是，首先是现金异地交付。先向京师机构交付现钱，也就是开元通宝铜钱，商人回到家乡后再领取现金。是“钱－钱”交付的过程，并不像买卖那样是“钱－物”交易的过程。其次是必须“合券”。京师机构开据的“券”显然是有存根的，他们要把存根通过自己的途径（官方机构可以利用政府办的邮驿）送回家乡。商人们拿“券”到本地相应机构去“合券”，也就是核对证明，才能支取现金。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单向的汇兑。这种“券”，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定点兑现。可见是不能把它看做纸币的。
由于这是一种私下的经济行为，不在政府管控之内。政府曾经下令禁止，但是行政命令无效。于是政府干脆办起了官办“飞钱”。可是由于各地钱币的短缺，商人们在官办“飞钱”中常常不能及时兑现，所以信誉很低。后来政府贴钱“飞钱”，开始每一千钱多给一百，无人响应，后来对半倒贴，一千给一千，仍然没有起色，最后当然也是不了了之了。
人们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写道：“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固然反映了皇家低价强买对农民的掠夺，也反映了在唐朝以布帛当钱币的社会现实。
交子的起源
一般认为，北宋的交子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纸币，但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在北宋并不是正式货币，即便是在四川，标准货币仍是铁钱，交子只是铁钱的兑换券。所以人们最多把它用于临时流通，而绝不会把它作为财富贮藏。
公元10世纪的前半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代十国，那是唐末以后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时期。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控制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宋朝，随后开始了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
这场统一战争首先向西进攻，很快占领了蜀地，并利用蜀地的财富支撑起长年的征战。
蜀地自古富庶，是货物集散、巨商辐辏之地，货币流通量极大。宋朝攻下蜀郡以后，把铜钱搜罗一空，又禁止外地铜钱入境，使蜀地的商业乃至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不得已，只好扩大铁钱铸造，以应付市场流通的需求，成了一个独特的铁钱流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