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应当察知国内风云变幻之迹象，这种变幻在各种力量势均力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在自然界中春秋分时暴风雨最为剧烈一样，暴风雨之前总有潮涨潮涌等迹象，国家政治的风云变幻同样会出现这样的征兆：太阳时时告诫我们潜藏着秘密暴动的威胁，叛逆和战争的气氛正在酝酿。所以，诸如诽谤与蔑视法律，煽动叛乱的言论公然流行，还有那些不胫而走的政治谣言，特别是当人们无法辨别其真假而普遍津津乐道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动乱即将到来的预兆。维吉尔曾这样描写谣言之神，说她属于巨人之家族：大地之母在对众神的不满中将她生下，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
看来谣言确实是从前诸神叛乱的遗物，然而它的确又是未来变乱之前奏。维吉尔的看法是对的。从叛乱的煽动到叛乱的行动之间距离甚小，正如兄弟之于姐妹，阳电之于阴电一样。谣言足以把政府所采取的甚至最良好的意愿、最良好的政策涂抹得面目全非。正如塔西佗所说：“当对政府的厌恶之情弥漫时，政府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激怒民众。”但是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如果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且能防范或根除叛乱，这是错误而且危险的。因为这种举措反而可能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线。在某种意义上，冷静处置这种谣言，比设法压制之可能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似乎服从，实际上却在挑剔政府的法令。争论、挑剔对来自君主的命令随意批评指责，这种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尝试。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尤其当全民的大辩论发生时，如果那些拥护政府者不敢讲话，而反对政府者却可以畅言无忌的时候，形势就更加险恶。
马基雅维里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君主如果不被社会公认为各个阶级的共同领袖，而只是被看作某一特殊集团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艘载重量不均衡的轮船一样即将倾覆了。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时代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国王自己也加入了宗教纷争中的一个派别，并且决心要消灭新教派。结果到头来，他曾参加的“神圣同盟”却掉过枪头反对他。而这时，他在国家中竟从任何一派中都找不到支持者了。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君主的权威变成了达到某一宗派集团特殊政治目的的手段，那么这个君主的处境就危险了。
明目张胆的党同伐异与钩心斗角也是政府失去威望的一种信号，因为它表明人民对政府的普遍信任已经消失。一个政府的各部门应当像天空中的诸行星那样，每个行星既有自转，但也服从于统一的公转。因此，当大臣要员们活动反常，并且有如泰西塔斯所说，“其自由与臣道不符”时，这就足见天体已经脱离了常轨。因为对君王的尊重是上帝用于维护君主的，而上帝警告他们的时候说是要解除他们的也就是这个：“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了。”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大部门。当这些部门动摇时，国家就将面临崩溃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讨论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叛乱的动机以及防止叛乱的方法。
有关导致叛乱的因素，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为预防叛乱的最好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消除导致叛乱的因素。只要有积怨，那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于某一火星的迸发就能导致燎原之火的燃烧。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贫困，二是民怨。社会中存在多少破产者，就存在多少潜在的叛乱者，这是一个铁律。卢卡斯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说：
高利贷压迫着人民，
战争的到来意味着负债者的解放，
因而它的出现鼓舞人心。
而如果社会中出现了富人破产和穷人穷困共存的局面，那么形势就会更加严峻了。饥饿从来就是最大的叛乱煽动者。至于民众的怨恨，它们在社会中的存在，如同体质中体液的不平衡一样，也足以酿成疾病。作为统治者，千万不要轻率地认定民众的某种要求是不正当的，因而无视民众的不满就会潜伏危险。要知道由于人性愚昧，民众经常难以辨别清楚究竟什么是对于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有一些不满，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疾苦，不如说是恐惧，那么这种不满可能威胁更大。因为正如前人所说，“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惧是无限制的”。任何统治者更不应看到民怨积蓄已久，却并未触发叛乱，因而就产生麻痹放松的心理。固然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风暴，然而一切风暴，事前却必定有乌云。所以，要提防那句俗语所说的情形：“绷紧的弦最容易断。”
一般来说，如下几方面都容易酿成叛乱。宗教的不满、苛捐杂税、法律或风俗的积弊、特权的存在、小人当道、外族入侵、大面积饥荒，还有许多其他足以激怒人民、使人们众心一致地团结起来的事件。下面我们会讨论一下如何消除叛乱。当然，我们只能讨论某些一般性的措施。至于专门的措施，应该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这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第一种方法，就是应当尽可能消除上述足以导致叛乱的因素。而在上述诸因素中，威胁性最大的是国家的贫穷。因此，一个政府应该发展商业、扶植工业、减少失业和无业游民、振兴农业、抑制物价、减轻税收，等等。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使国内人口（尤其是在和平时期的人口）不要超过国内的资源。同时还应看到，人口不应单纯从数量来估算，因为一个绝对数量虽小，而国民消费大于财富生产的人口，比一个数量虽大但国民消费小于财富生产的人口要贫困得多。所以，如果食利性的贵族以及官僚阶层的人数增加过快，超过了国家财富的增长，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濒于贫困的境地。僧侣阶级的数量过大也会如此。因为这几个阶级都是非生产性的阶级。
我们知道，贸易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加。通常人们知道有三种东西是可以用于外贸的：一是天然的物产，二是本国制造业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因此，如果这三者都能保持运转，那么财富就将不断自国外流入国内。而更重要的一点却很少有人知道，即劳务也能创造财富。荷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但他们的劳务支出能力却变成了一笔创造财富的庞大矿藏。作为统治者，应当防止国内财富被垄断于少数人之手。否则，一个国家即便拥有很多的财富，大部分人民仍将面临饥寒之窘境。金钱犹如化肥，如果不是用来培育庄稼，本身并无用处。而要使财富分配均匀，就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措施对高利贷、商业垄断、地产垄断等进行限制。
如果出现了民怨怎么办？我们知道，任何国家都有着两个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如果只是其中一个阶层心怀不满，这对国家的威胁并不大。因为如果没有上层阶级的幕后操纵，平民阶层的骚乱是有限的。而上层阶级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也是没有实力地位的。但是如果不满的上层阶级与民众联起手来，就将对君主构成巨大的威胁。古罗马神话中曾说，有一次诸神想把众神之王朱庇特捆绑起来，而这一阴谋被朱庇特发现了。于是他采用了智慧女神密涅瓦出的计谋，招来百臂之神布瑞欧斯，结果战胜了众神。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如果君主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那么他的地位就将是稳固的。
聪明的统治者明白，给予人民以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可以使他们的痛苦与怨恨有发泄的途径，这也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方法之一。医学上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一道理。如果病人体内有脓，但是我们却阻遏脓血外流，这种做法对于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教益。当无数痛苦灾难从潘多拉的魔匣中纷纷飞出的时候，埃庇米修斯及时地关上了匣盖，但是他唯独把“希望”留在箱子中了。在政治上，努力为人们保留“希望”，并且引导人们从一个希望走向另一个希望，这是平息民怨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政治上的一个主要技巧，就是无论面对多么困难的局面，政治都要使人民相信希望永远都还存在。
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注意提防那些可能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人物。这种人物威望越高，他们的危险性就越大。即便我们不能争取这种人物为政府服务，我们起码可以设法打掉他的威望。一般来说，分裂那些可能不利于政府的党派，使之陷入内部的纷争中，也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有效方法。
君主应当出言谨慎，不要随意地讲那种自以为机智、实际上却十分轻率的话。恺撒曾说，“苏拉腹中空空，所以不适合做独裁者”。结果他为这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这句话使那些希望他不走向独裁的人绝望了。伽尔巴说：“我不会收买士兵，而只准备征用士兵。”结果这句话也毁掉了他。因为这句话使那些希望得到赏金的士兵绝望了。普罗巴斯说：“只要有我在，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这句话使那些职业战士们绝望，结果葬送了他的性命。因此，作为君主，在重大的问题上必须出言慎重。尤其是这种过于暴露锋芒的话，它们会一夜之间传遍所有的地方，并且将被人们看作是君主的真实想法，其危害绝对不可低估。
最后，作为统治者，应当能够培养一两位有勇有谋的重臣在自己身边。否则，一旦发生变乱，朝野惊慌，就可能无人承担大任，正如塔西佗所说：“敢为祸首者寡，愿意参加者众，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变乱格局保持沉默。”当然，如果用人不当，治病良药将比疾病本身更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