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因为在别的托付之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给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某项个别事务；但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言官或诤友的人，他们是把生活的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见，这些有言责的人更应当严守信实与坚贞。聪明的君主也不必认为言论有损于他们的伟名。
就连上帝自己也少不了进言，他把进言这件事定为他的后代的尊号之一，就是“进言者”或“规劝者”。所罗门曾经说过：“有忠言方有安全。”凡事必有初有次：不在言论的辩驳上颠簸，就必将在幸运的波涛上颠簸，并且可能会有始无终，成败不定，好像一个醉人的蹒跚一样。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言论的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现了言论的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最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被邪说分裂破坏的。这邪说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天意赋予它的，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永远看出邪恶的言论来的。这种言论，在人的方面，就是年轻人的言论；在事的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
帝王与言论之一体相关而不可分离以及帝王当如何善用言论之道，这两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说出了。其一，古人说丘比特曾娶密狄斯，这位密狄斯就是言论，古人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是与言论一体的。其二，就是这故事的下文，古人说丘比特娶了密狄斯之后，她怀了孕。但是丘比特在她还没有生产的时候，就把她吞入腹内，因此他自己竟怀孕在身，后来就由头中产生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故事暗寓君主的秘密，告诫我们君主应当如何利用朝中的言论。第一，为帝王者应当把事务交付朝议，这就好像授胎使孕一样；但是当这些事务在议论的腹中已受捏搓，成形之后，那时为帝王者就不让朝议去决断并支配这些事务，好像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事务拿回到自己的手里，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喻为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并且不仅是从他们的威权，而且是从他们的脑筋及智谋而得来的（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名望了）。
现在谈一谈言论的害处及补救的办法。求言与用言的害处有三：第一，事务为人所知，机密于是不固。第二，君主之威权减弱，好像他们做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的危险，所说的话于进言者比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的理论和法兰西的实行（在某几位君王的时代）曾创密议或“内阁会议”之制，成为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坏的治疗术。
说到秘密，为君主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选择的。并且，那询问他应当怎样办的人也不一定要告诉他将要怎么办。然而为君主者却须提防，不可使事机泄露，出自他们本身。至于那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为它们的座右铭，就是“我满是漏洞”。一个喋喋不休、以告人秘密为荣的人，其为害之烈，虽有许多懂得保密的责任的人也是挽救不过来的。有些事件需要极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应该让两个以上的人知道，的确是这样。即便是这一两个人的言论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在保守秘密之外，还需要这些言论能继续依着同一方针进行而不受扰乱。而要达到这种情形，为帝王者就必须做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办事的君主。那些参与机密的议事官也须是明智之人，尤其是得忠于君主者才行。英王亨利七世在面临重大事件时从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是摩托和福克斯，这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说权威的减弱，上边的例子已经表明了补救之道。不仅如此，帝王参与议论不仅不会消减其尊严，反而会提高其尊严，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君主因为接受言论而失去臣仆的，除非某一个言事的人升擢过快，或某几个言事的人组织过密，而这种情况应该算是例外，而且这些情形比较容易发觉并加以补救。
再讲一个进言过程中存在的危害，那就是人们会存私心而进言。毫无疑问，“他在地面上将找不到忠诚，”这句话意在形容一个时代而非指所有的人。有一些天性忠实、诚恳、质朴、爽直而不狡猾曲折的人，为君主者应当首先把有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再者，言官并非都是团结一致的；反之，他们常常互相监视。因此，如果有一个人的言论是因党争或私心而发的，这种情形多半会传到君主的耳朵里来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道就是君主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君主：
“君主之至德在乎知人。”
而另一方面，言官也不可过于喜欢察究其终的君主。一个进言者应该通晓其主人的事务而不是熟悉他的性格；因为这样他就会劝导君主而不是迎合君主。为君主者假如在听取他的议事诸臣的意见时能听取个人私下的意见，又能听取当众的意见，那将是有益的。因为私下的意见是较为自由，而当众的意见是较为慎重的。在私下，人们比较勇于表示自己的好恶；在公众面前，人们较易受到别人的好恶之影响，因此两种意见都采取是好的，并且在听取较为低级的人们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为的是可以使他们畅所欲言；在听取较为尊贵的人们的意见时，最好是在公开场合，为的是可以使他们出言慎重。为君主者若仅为事求言而不为人求言，那么这种求言的举动就是空虚的。因为这样做，一切的事务就好像无生命的图像一般了，而办理事务的那种生气则全赖择人得宜也。要用人而征求意见时若仅依阶级为标准，以求其人品与性格，就好像在研究一种观念或者一道数学题的时候进行分门别类一样，那也是不够的。因为大错误之造成，或大识见之显出，都在用人得当与否也。古人说：“死了的人乃是最好的进言人。”这话说得不错：当活着的有言责者畏缩不言时，书籍是最敢直言的。因此最好熟读书籍，尤其是那些曾经身临其境的人所作的书。
今日各处的议事大多数不过是一种平常的会议而已，在这种会议上诸种事务仅仅被谈论到而并没有得以辩论，并且他们都是草草地由议事机关的命令或决议加以处理的。而在重大事件上，最好提前一天提出来，而次日始讨论之为愈，“黑夜带来良言”。苏格兰合并问题议事会上就是这样做的，那是个慎重有序的会议机关。我主张应有一定的日期专议请愿之事，因为这种办法既可以使请愿者对于他们的请求能受注意的一事较有把握，又可以使会议机关有工夫来讨论国家之事，这样就可以处理当前的紧急事件。在选任委员会为总议事机关预备一切的时候，任用那些无成见的人们比任用正反两面成见甚深的人而造成一种均衡中立之势的办法要好。我也赞成永久委员会制度，例如与贸易、财政、军事、诉讼以及关于某项特别事务都是如此，因为若有许多特殊的小议事机关而只有一个国家的议事机关（如在西班牙就是这样），那实际上他们就等于永久委员会，不过他们的权力大些罢了。凡是由他们的特殊职业而对于议事机关有所报告或陈述的人们（如律师、海员、铸钱者等）应当先到各委员会报告，然后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呈报到议事机关，并且他们不可结群而来，也不可带着一种傲慢不逊的态度。因为那样就是对议事机关咆哮示威，而不是陈述事情了。一条长桌或是一张方桌，或是依墙排列座位，这看起来都好像是形式上的事情而其实是很实质的事情，因为在一条长桌之旁，在上端坐的少数人就可以指挥一切；但是在别的坐法中，那坐在下位的议事人的意见就可以多受采纳了。一位君主，当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应当注意，不可在其言辞中过多地泄露自己的意向，否则那些言官就要见风使舵，不能自由自主地贡献意见，而要给他唱一曲“吾将荣耀我主”的赞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