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曾国藩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洲的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写道：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内圣外王的事业，然后，不愧对父母亲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故而君子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如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功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说：“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在民族思想消沉，朝政腐败，吏治贪污，军事废弛的社会之杌陧的时代时，曾国藩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尚敢于立此之宏图大志。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译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汞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曾氏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成；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们想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语。周恩来有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让后人世代瞻仰，因而成为一代伟人。
在大多数今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已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存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追逐大家都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的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指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正”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终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学无用之人。信中叮咛：靠得住的只有进德、修业。认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义决不在于科名仕宦，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时代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无来定贤肖的话，那么，李林甫之流也是贤肖之人了。
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既定的资格、资历、门第、出身等种种限制，使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因此，像左宗棠等人只是个举人，但出山后官至浙江巡抚，位至二品大员，席未暇暖，又升任闽浙总督，这主要得益于他的能力。有一段时间，左宗棠以自己未中进士心灰意冷，甚至人生都变得消极起来，咸丰皇帝知道后，通过郭嵩泰给左宗棠传旨：“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莫自己糟踏。”当咸丰听郭说四十七岁的左宗棠仍想参加会试，欲取得进士后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为好。”可见，在咸丰帝心目中，建功立业也是第一位的，为打消左参加会试的念头，咸丰特许左不再参加会试，加封“大学士”头衔，“赐同进士出身”。
从时代发展的高度，曾国藩提出要将科名富贵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层，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国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的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
“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立世大智慧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强烈的进取意识
“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
——曾国藩
现代心理学与成功学非常重视心态的作用，竭力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热情。这种主张是基于一个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判断：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进器。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有的人条件看似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呢？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些积极的人，即那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狂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狂者能够成功。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醉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人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