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18318600000005

第5章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4)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对此,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小此,此具可为浩叹者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当政者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在晚清,人才似乎奇缺,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想不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军,招之能战,战之能胜,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十分注重举荐人才,他对人才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他物色和栽培人才,选拔和推荐人才,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他给曾国藩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他都是不惮任用和举荐的。曾国藩具有世间所罕见的发现人才的特殊价值的本领,大至总督,小至营哨,他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

其次,曾国藩并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说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渭“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即为小人。”言可适用于负政治上的最高责任者;亦可适用于负军事上的最高责任者。

知人之外,对于居高位者而言,晓事也十分重要。曾国藩对晓事讲了几层意思。一是洞悉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乱世、是兴世、是盛世、是衰世、是转世,时代不同,人不能用一种处世哲学去应对,曾国藩称为“境遇之事”,用今天的话就是把握时代脉膊。二是洞悉自己应处之事。在此,他提出不欺弊的观点,认为别人见低,你要见高,别人见近,你能见远。再者,不能上下阻隔,他说那样自己会蒙在鼓里,一旦事情出现就难以挽回。他在《复龙翰臣书》中指出了居高官的坏习气足以败坏国家,败坏自己,他说: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目击此等风俗,盖已痛恨次骨;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行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等等全系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指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在办厘金问题上,曾国藩指示部下:“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在各方面,曾国藩都把人才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维护封建统治成败的关键。

立世大智慧

发现人才的本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的人才的价值。《韩诗外传》说:“荐贤贤于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严格选将制度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曾国藩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

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喷,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偷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闽冗者。他指出:“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亦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决心。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

扶助有才之人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

——曾国藩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扳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士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