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古城由佛庙、官署、住宅群、种植园等古代建筑组成。这些遗址分布于古代尼雅河终点处的沙丘、沙岭间。遗址中心有一佛塔。斯坦因的资料中关于尼雅的文物，只有一组简牍和共出的零星文物均属于汉代，其中在斯坦因1931年2月进行的尼雅考古中发现的一部汉简中有地名“精绝”的汉简。汉简大意是：X年X月X日，负责西域事务的官吏向臣属于汉朝的精绝国王下命令等等。从此汉简得知，尼雅古城即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精绝国。位于塔什库尔干城南的明铁盖峡谷内。保留至今的古堡废墟，南面为一东西向上墙，长一百五十米，高约十米。堡墙以土石与树枝相间垒筑。堡墙内有居住遗迹13处。从古堡所处地势分析，主要是一处军事性质的工程，与保卫古代丝绸之路交通安全有关。后倚高耸蓝天的皮斯岭达板，突兀高耸，险峻挺拔，有城垣、重门、地穴和石室，当地塔吉克人称它为“克孜库尔干”，意为“公主堡”。
这个尼雅古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当年尼雅居民对水的管理和使用、树木的保护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水的使用是有偿的，水由专人分管。若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失的要受惩罚。如有耕地发生无水干旱的情况，也要求及时调查并处理。如有人放水淹没仇家的田园、住屋要受罚。
当年的尼雅居民还很注意树木的生长和保护，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沙枣树耐干旱盐碱，既可抵御风沙、美化环境，果实又可食用，是当年精绝人重点栽培的树木之一。
“活树，应阻止任何人将树连根砍断，否则罚马一匹，若砍断树枝，则应罚母牛一头”便是当时这一制度的生动说明。他们还种植桃、苹果、杏、桑之类的果木；芦苇、红柳枝在尼雅河两岸潮湿低洼的地方均有生长，容易获取，作为建造材料。
尼雅王国的经济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当年碧绿蜿蜒的尼雅河两岸有大片可供耕作的土地，种植有麦子、糜谷、稗、稷等作物，他们也种植一些树来防风沙的袭击。也正是尼雅河水使两岸水草丰茂，尼雅居民有了原始畜牧业，饲养羊、牛、骆驼和马等。他们在尼雅河水系的孔雀河、且末河河畔的草地上放牧饲养牛、骆驼、羊和马。尼雅居民还兼营手工业，如木器加工、手工毛纺、陶器制作(同其它古代居民一样，尼雅居民也自己烧制陶器供日常生活之用。他们建造窑，烧制陶器，如罐和瓮等，主要用于储藏。)、皮革制造和铁冶等。这些行业相当结合，基本能满足社会日常生活需要。
公主堡之谜
如果你到塔什库尔干旅行，塔吉克人便会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许多许多名胜古迹。如石头城、香保保古墓群、盖孜河古驿舍、公主堡等等。其中坐落在该县达不达乡南十公里处一坐山峰上的公主堡遗址，是塔吉克人引以自豪的古迹。
克孜库尔干在汉语里就是姑娘城的意思，姑娘也可以引申为公主，城可以叫做堡，所以又可以称为公主堡。
关于公主堡，有一个动人美丽的传说。这个故事至今还在塔吉克族中流传，而且更加细腻生动、更富传奇性。
相传古时的塔什库尔干，原是葱岭(即今帕米尔)上的一片荒川，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呈现出生机。后来，有一位汉家公主嫁往波斯，在经过葱岭时，因前方发生战事，交通受阻，滞留在高原荒山中。迎亲的使臣为了安全起见，把公主安置在一座孤峰上，令卫队在山下严密守卫、保护。神奇的是公主在孤峰上与太阳神结合，怀了孕。迎亲使团十分惶惧。据公主贴身侍女称，每天中午，有一个俊伟男子从太阳中骑马下来与公主相会。使臣不敢再前往波斯向国王复命，就令兵士们在山上筑宫建城，拥戴公主所生的儿子为国王，建立了意为“山路”的盘陀国。人们把王都取名“克孜库尔干”，意即“公主堡”。从此，盘陀王室自称“汉日天种”，称其始祖母为“汉土之人”。据文献记载，盘陀国是塔吉克族先民于公元二世纪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公元八世纪消亡，但“公主堡”的城名和遗址至今尚存。上述故事虽充满着神话色彩，但它却反映出中原汉族与塔吉克族先民的密切关系源远流长。
根据研究，伊朗古代著作《波斯王史诗》也有类似的记载。
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斯坦因到达塔什库尔干，就听到了这个凄美忧伤的故事，并被这个故事吸引，对神秘的公主堡充满了期待。
如今，公主堡在塔什库尔干南大约六十公里的地方，山虽然不高，但是相当险峻，上面有遗留的一道土墙，有一块面积约两亩的斜坡地，是古代的一个要塞。
关于公主堡的传说依然留给人们美丽的想象，带给这个要塞神秘而忧伤的色彩。
那么，帕米尔古道又有什么样的传说呢，是否一样的动人，一样的美丽？
帕米尔是古代的旅行家和商人以及僧侣往来东西方的一段旅程。
帕米尔高原古代的名字是葱岭，帕米尔的词意，在柯尔克孜族语当中是高寒平坦。有的人说在波斯语里是平屋顶之意。
所以有人称这里的人民是云彩上的人们，这是为什么呢？
站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上，远眺，群峰素裹，彩云缭绕；近看，溪水急流，绿草茵茵。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牧民，服饰、装扮与这里的风光一样富有诗情画意，被誉为“云彩上的人们”。
塔吉克族男子大都在白色衬衣外穿一件青色或蓝色无领对襟长大衣，腰系一根腰带，右侧挂一把小刀。脚蹬野公羊皮长筒靴。头戴黑羊羔皮做里，黑平绒做面的圆形卷边高统帽。身跨骏马，往来奔驰于草原、雪山间和白云下，显得十分威武、潇洒。塔吉克妇女的装束鲜艳夺目，更具魁力。她们大多喜欢穿镶有花边的红色或花色连衣裙，外套黑绒背心，下穿长裤，脚蹬红色软底长统靴。
为抵御高原上的大风与寒冷，头上总戴一顶圆筒形绣花棉帽。帽的后部较长，可遮住双耳和后颈。青年妇女的帽子上镶有很多饰物，尤其是帽的前沿缀有一排色彩华丽、熠熠闪光的珠子和银链，配以耳环、各种宝石项链和称为“阿勒卡”的圆形银胸饰，显得娇美、艳丽，楚楚动人。当她们外出时，帽子外要披一条数米长的红、黄或白色大头巾，迎风走去，纱巾随风飘扬，英姿飒爽，宛如一个个从山巅彩云中降下的仙女。
阳光古塞之谜
位于敦煌市西南七十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城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
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六里，或十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出敦煌市西南行七十五公里路程即可到达阳关故址：“古董滩”。1943年向达先生在这里考察时写道：“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代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湮没，广阔不甚可考”。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于古董道西十四道沙渠后，发现大量版筑墙基遗址，经试掘、测量，房屋排列整齐清晰，面积上万平方米，附近有继续宽厚的城堡垣基。阳关故址当位于此处。
古代阳关向北至玉门关一线有七十公里的长城相连，每隔数十里即有烽燧墩台，阳关附近亦有十几座烽燧。尤以古董滩北侧墩墩山顶上的称为“阳关耳目”的烽燧最大，地势最高，保存比较完整。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阳关占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险要地势。水源充足，渥洼池和西土沟是最大的独立水源，至少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就已成绿洲盆地，有发达的火烧沟文化；汉唐时期，阳关军士即惜以此水而生息。西土沟平时上游干涸，下游有泉水汇成水溪北流，时有山洪暴发。洪峰过后，沟岸纷纷塌落，河床加宽，大量泥沙顺流而下，遂在下游沉积。泥沙在西北风吹扬搬运下，形成条条沙垄，阳关古城送逐渐被水毁沙埋。
游客到丝路必到敦煌，到敦煌必到阳关。古迹并没有多少好看，关键是去凭吊历史，在想象的空间里去延续历史的哀音。
丹丹乌里克之谜
沿着玉龙喀什河行进，在和田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座废弃于唐代的重要佛教遗址梁榭城，后来的名字叫丹丹乌里克。20世纪初，经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向外界披露后，这个遗址立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但奇怪的是，自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考察之后，这个遗址就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论是“寻宝人”还是后来的专业考察人员，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遗址。直到20世纪末叶，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才宣布，他们在策勒县北部约九十公里的沙漠中，再度发现了隐匿近百年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引起了世人的巨大兴趣。
斯坦因考察和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时间，是1900年12月。为了顺利到达新疆考察，他向印度当局呈交的申请书非常具有说服力。他写道：“众所周知，现今和田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发源于印度，并且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他列举了当地找宝人发现的许多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绘画等文物后，接着写道，“如果对这些古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
丹丹乌里克遗址散落在低矮的沙丘之间，一群群古老的建筑物在沙漠中半露半掩着，残垣断壁四处可见，就是被沙丘埋没的废墟，仍可从立在沙埋层面上的一排排木桩或房屋框架上分辨出来。
斯坦因一行不仅发现了许多浮雕人像，还发现画在墙壁上的比真人还要大的佛和菩萨像。最使他激动的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各种文字的文书，进而在一所建筑物中发现了佛教寺院的藏书室，这更使他喜出望外。
斯坦因获得的大量手抄本文书中，有波罗谜文的，也有不少是汉文的。汉文文书有一张是状告某人借驴不还的内容，上面注明的日期是大历十六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文未标出写状人的地点是“桀谢”，这可能是丹丹乌里克当时的名称，也可能是城中某个更小的居民区的名称。除了“桀谢”，汉文文书还涉及到一个名为“护国寺”的佛寺。此外，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只来自中原的彩绘漆木碗。从上述这些遗存，斯坦因推断“寺院组织中的最高佛僧首领是汉人，而皈依者显然都是当地人”。同时，从一些破碎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公元8世纪时这里佛教仍很繁盛。于是斯坦因又得出如下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些琐碎内容的汉文文书散落下来不久，沙漠便吞没了这些小屋子。小纸片不可能抵挡住年复一年的春秋季节风沙对这个地区的冲刷。”
接着斯坦因又发现了古梵文和突厥文的文书，还有一些精美的佛教壁画。这大大增强了他的兴趣和信心。这些重要的发现，伴着沙漠上灿烂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严寒，使斯坦因在这里度过了圣诞节。他写道：“在那辽阔无垠的平原里，我仿佛是在注视着地底下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万家灯火，这难道会是没有生命又没有人类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吗？我知道，我以后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这壮丽迷人的景色了。”
斯坦因在获得了大量浮雕、文书之后，没有想到发生了更使他惊喜的事情：他发现了几幅价值连城的唐代木板画和壁画。这几幅画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美术界并在解释上引起争论的《鼠神图》、《传丝公主》、《波斯菩萨》和《龙女图》。颇为神奇的是，除了《波斯菩萨》之外，其他三幅图的内容完全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符合。但在绘画风格上，基本上属于在印度流行的希腊美术风格。斯坦因认为，这些图画出现的时间虽然比印度犍陀罗艺术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希腊风格仍然反映得甚为清楚。”
丹丹乌里克的绘画作品，是大约一千三百年前的产物。当时于阗画家尉迟乙僧早巳饮誉中原画坛。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在其《中亚绘画》一书中论述于阗画派时说：“……惟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幸存绘画证明这些作品在类型、源头、时代和主题上是异质的，于阗画派证明它已吸收了印度、萨珊波斯、中国、粟特甚至还可能有花刺子模的影响。”他还认为，丹丹乌里克等处遗址的于阗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图案等，是从犍陀罗之源衍变而来的，但并不否认这些艺术晶是经于阗艺术家“使用真正的创造力重新做成的”。丹丹乌里克《伊朗菩萨》体形被特意拉长的处理正是于阗绘画与外来画风巧妙结合的实证。在《传处公主》木板画上，中原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龙女图》则更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一幅杰作，在所有绘画中显得卓而不凡。中国线描技法和西方凹凸法融为一体的画法，在这幅作品中得到精妙的体现。
据记载，开封大相国寺碑称该寺有“十绝”，其第八绝即唐明皇敕车道政依于阗国传样画的北方毗沙门天王，说明于阗画样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原画家临摹的范本。印度学者普里说，于阗绘画“因不失其本源的生命力和同化力而著名”。
于阗绘画在早期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是很大的，但到7世纪左右，丹丹乌里克绘画乃至整个于阗绘画，中国中原汉文化的成分明显加重了，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在唐代，中原与于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扩大。隋唐时代，于阗的绘画艺术达到高度发展时期，其标志是集多种外来艺术形式于一身，使于阗画派以中西合壁、兼收并蓄的风格而著称于世，丹丹乌里克的绘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鼠神图》等几幅画在木板上的画，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废墟里获得的奇特的遗物，这些木板画放在神像下，无疑是信徒们的供奉品，其中一块尺幅较大的木板上，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头戴王冠，背有椭圆形光环，坐在两个侍者之间。斯坦因解释说：“在玄类的于阗记载里，保存着一则鼠壤坟的故事。据说古代此地对鼠及鼠王俱甚尊敬。某次匈奴大举人侵于阗，全得鼠群啮断匈奴马具，因而敌军大败，国得以全云云。”他还证实，在他到和田的路上，有人还指出某地就是玄类记载的鼠壤坟所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