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不仅仅是救国，一般的公众事业皆然）并不成为问题，假如我们不需要。怎样一种人方才需要救国呢？
日常的生活几乎绝对不需要救国之类的，这生活的光景可分为动静两面：静的方面是保持现状，只求平安。我要活着，我老要活着，无论怎么样活法我也要活着的，狗也罢，公卿也罢，神仙也罢，我要独活着，虽有亿兆的苦难，而死的若不是区区，何妨！再进一步，以千万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独活，这大概可以不活了罢？然而不然，据说还是要活的。这么说来，求生之志，可谓坚逾金石了。等到事实上不能平安的时候可又怎么样？原来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却也未必，例如帝国主义的枪弹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轰轰烈烈的死是苦命，胡里胡涂的死是福气。我们只知持生（仿佛捧在手里）而不知爱生，乐生，善生。我们特别怕死，却算起来，我们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动的方面是力图进展，很想阔气。我活着哩；要活得舒齐，活得舒齐了，要活得更舒齐；活得很舒齐了，还要活得再舒齐一点……到底有几个“还要”呢？天知道！舒齐之极有如皇帝，似乎已没得想了，他还在想自己永远能如此不能（成仙）？还在想子子孙孙能永远如此不能（传代）？穷人梦里变富了，富人梦里就变猪，果然说不尽，然而也尽于此矣。这好像没有例外。好坏之别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为谓之好人，无所不为谓之坏人。
所谓国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与这种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看不出！不妨武断地说，救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果真成为问题，必另有其条件。
说起来简单万分，知道世界上有“我”还有“人”，这就是条件了。在我以外打着了别人，这是做人以来顶重要的发见，影响之广大繁多也非言词能尽。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复杂了。它把我们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们活得麻烦，困难，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们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舍己从人总是高调，知道自己以外还有别人的这种人渐渐多起来，只知道苟生独活的家伙渐渐少起来，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谈何容易呢！这在个人已需要长时间的、无间断的修持与努力。吾乡有谚日“说说容易做做难”，此之谓也。
重己轻人，贪生怕死，爱富嫌贫，人之情即圣人之情也，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标准。）无非常人见了一端，圣人兼看两面耳。多此一见，差别遂生。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有甚”也者多绕了一个弯罢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绕了一个弯而已。一个弯，又一个弯，这是使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即使不是惟一的；我确信如此。
在所谓士大夫阶级里，睁开眼睛，净是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看不大见杀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国是一个问题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才会成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