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0年，正当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处于高潮之际，拜占廷帝国皇帝曼奴依尔(1143～1180)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信是这么写的：“如果你真的希望我们伟大的国家存在于何方，那么请不要怀疑地相信：我，普雷斯特·约翰……在财富、德行和一切上天赋予的创造力方面都是世所罕见的。七十二位部族首领向我纳贡称臣。……我们神明的权力统治着三个印度邦国，并扩及整个印度，那里是基督信徒圣·托马斯的安息之地。帝国神明的影响，通过沙漠地区和靠近通天塔的巴比伦地带，远达太阳升起的地方。在我们的领土内可以看到大象、骆驼和各种各样的珍禽奇兽。……蜂蜜在我们的土地上流淌，牛奶溢满于各个角落。……如果您能计算出天空的星座和海中的沙粒有多少的话，你就能由此估量出我们的帝国和国家地域的广阔程度。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并将在任何地方保护本帝国的基督信徒。”信末署名为“普雷斯特·约翰”。
这封神秘的信件让曼奴依尔感到很疑惑，普雷斯特·约翰是何许人也？他那流淌着蜜汁和牛奶的国度在哪里？对曼奴依尔来说都是一头雾水。曼奴依尔也不敢怠慢这封信，他让手下人把整封信抄写了若干份，分别送给欧洲各国君主，希望揭开“普雷斯特·约翰”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这封信在欧洲各国也同样引起了震惊，各国君主纷纷聚集本国学识渊博的人士，让他们寻找“普雷斯特·约翰”的名字和来历，无奈没有任何答案。一时，普雷斯特·约翰其人和他所统治的王国，成为欧洲各国宫廷中王公大臣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无数人在四处奔波、寻找，以求解开这个谜团。
虽然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人们都认为不能怠慢这个富裕国家的基督教徒。1217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笔给普雷斯特·约翰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以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忠实信徒的名义，向他及其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问候。教皇还在信中向这位异邦的基督教君主承诺道，他要在罗马修建一座神殿，以此表示愿将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的诚意。这封信写完后要寄往何方？教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普雷斯特·约翰的来信中，虽然就他的国度是如何的富裕，如何的宽阔，用了很多的笔墨，但国度的具体位置却描述得很含糊。教皇经由许多饱学人士商量后，按当时的地理概念把信送往与埃及毗邻的“中印度”，实际地点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教皇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普雷斯特·约翰的回信，但这封信如石沉大海，神秘地失踪了。正当罗马教皇失望之际，从欧洲又传来了一条消息：普雷斯特·约翰在收到罗马教皇的回信后非常激动，为了寻求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他曾准备到欧洲与罗马教皇和各国君主共商大计。不料遇到了成吉思汗西征，普雷斯特·约翰不幸遇难。许多人对这一传闻将信将疑，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条传言根本不可信，法力无边的普雷斯特·约翰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死掉。他们继续寻找，希望能找到这位神秘人物的踪影。
再神秘的人物，也很难活到100多岁，所以从14世纪开始，人们已不再嚷嚷着要寻找普雷斯特·约翰本人了，但他所统辖的神秘的国度，仍在吸引着人们去探索。14～15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掀起了航海探险热潮，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找普雷斯特·约翰的王国，因此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许多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的传闻和猜测。其中普雷斯特·约翰也不乏被当做政治工具来使用。如1520年，葡萄牙人为了排挤阿拉伯人，控制红海商路，就急于在埃塞俄比亚一带寻找普雷斯特·约翰的后裔，企图利用基督教的信仰，来打击阿拉伯人。一支探险队认为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已经找到了普雷斯特·约翰曾经住过的帐篷和宿营地。1558年，一位葡萄牙的探险家甚至绘制了一幅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普雷斯特·约翰头戴王冠，手持王杖，威武非凡地坐在王位上。人像所处的位置是在红海南岸的陆地，并在旁边注有埃塞俄比亚的字样。葡萄牙的探险家们都认为普雷斯特·约翰的国度在埃塞俄比亚。到了20世纪初，又是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一些古代基督教徒用过的宝剑和旗帜，认为这是普雷斯特·约翰的遗物。后来一些欧洲考古工作者，又在埃塞俄比亚发掘出一个十分豪华壮观的中世纪时代的皇宫遗址，认为这就是普雷斯特·约翰居住过的王宫。但埃塞俄比亚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雷斯特·约翰其人其事。看来葡萄牙人的结论缺乏佐证，无法让人相信。
还有学者认为，普雷斯特·约翰应是东欧一带人，上文已经提到：普雷斯特·约翰在收到罗马教皇的回信后，曾准备到欧洲与罗马教皇共商大计，但遭到成吉思汗西征的袭击而遇难。有的学者为这个传闻找到了佐证：1298年，马可·波罗就曾提出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杀死了一名很有势力和影响的基督教领袖。这个基督教领袖可能就是普雷斯特·约翰。
在普雷斯特·约翰给拜占廷帝国皇帝曼奴依尔的信中，自称“统治着三个印度邦国，并扩及整个印度”。所以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普雷斯特·约翰统治的王国很可能就在印度。但是在印度的考古发掘和民间传说中，均没有找到这位神秘人物的踪迹。而且，印度长期信奉的是佛教和印度教，基督教是在17世纪以后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才传到印度的。这与普雷斯特·约翰信中说的印度居民信奉基督教的情况不符。
更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普雷斯特·约翰其人，至于那封神秘的信件也是伪造的。至于是谁伪造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那封信可能是欧洲某个王国的一些僧侣凭空捏造的，其目的是想同拜占廷的君主开个大玩笑；另一种说法认为，伪造者就是拜占廷帝国皇帝曼奴依尔。曼奴依尔统治下的拜占廷帝国国势较前有所削弱，但野心勃勃的曼奴依尔还是想恢复统治全世界的罗马帝国的计划。他希望通过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协助亚历山大三世登上了罗马教皇的宝座，并向教皇提出联合各教会及消灭教会分裂的计划。那封信就是曼奴依尔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伪造的，目的是为了探测欧洲各国君主的政治态度。而且从罗马教皇后来给普雷斯特·约翰的回信中，也充分体现了曼奴依尔的政治意图。
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有各自的依据，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关于普雷斯特·约翰这个神秘的人物，看来永远是一个谜了。
菲特烈为何被称为“文艺复兴者”
在欧洲中世纪，曾经出现过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从公元1157年起，帝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其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和瑞士。公元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皇帝，他就是菲特烈二世(1194～1250)。
这是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教室。
菲特烈走上权力顶峰的历程并不平坦。母亲在42岁时才生下他。他自幼就在不受重视甚至贫困中成长，以至于巴勒莫一些稍具怜悯心的公民常常带些食物给这位无人照顾的皇室遗孤。他被允许在那些人种混杂的首都街道市场上自由游荡，随心所欲地结交朋友。他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却以其敏锐的心智，从其所见所闻中学习了阿拉伯文、希腊文以及一些犹太人的典故，熟悉了不同的种族、服饰、风俗、信仰，成为一个知识精深博大的人。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中，经过艰辛的努力，菲特烈最后在公元1220年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于菲特烈，有人称赞他为“欧洲第一等的人才”，有的人称赞他为“世界上最奇妙的改造者及不世出的奇才”。其实，菲特烈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其个性与思想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前一世纪的“文艺复兴者”。
菲特烈在动乱时代长大，确信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人们将因犯罪、无知和战争而毁灭自己或导致贫困。他认为社会的秩序较人民的自由更具价值，并认为有能力维持秩序的统治者得尽享一切荣华。为此，他制定法典，剥夺贵族的立法、司法及铸币的权力，而将这些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显示出开明专制主义和国家集权制度的萌芽思想。为了使统一强大的国家更加庄严神圣，而无须依赖敌视他的基督教，他力图恢复罗马皇帝所拥有的威严与光荣。在他精致的硬币上，没有印上任何基督教字样，只刻着“罗马帝国恺撒奥古斯丁”，反面是罗马鹰，周围环绕着他的名字。他还告谕他的臣民，皇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制定的法律就是神圣正义的法典化。
对于拥有世俗权力的教皇，菲特烈公开地敌视，也因此被称为“敌基督者”。在平定意大利各地的叛乱中，他发布改革宣言，谴责教士恣意放肆，不断地搜刮财富，而他们虔敬的心却在逐渐消失。在西西里，他没收教会的财产来支持其战争。他逐城地平定叛乱，从每一个城市带走基督徒作为人质。如果这些城市再叛乱，他就将这些人质乱刀砍死。在犯人中，如果发现有人是教皇的信差，就砍掉他们的手足。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不易为基督徒的眼泪和威胁所动，菲特烈故意利用他们作刽子手。
菲特烈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博学多才。他能说九种语言，写七种文字，可以用阿拉伯文和卡米尔通信，用希腊文和他的女婿通信，用拉丁文和西方世界通信。他的一些同伴还将罗马古典文学翻译成拉丁文形式。他们热切地探寻并效法古典文学的精神，几乎预示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到来。菲特烈自己还是个诗人，他用意大利文写的诗曾经受到但丁的赞赏。到了晚年，他对科学和哲学更为重视。他博览许多阿拉伯文的重要著作，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科学家及哲学家带到自己的宫廷，酬以巨款，要他们将希腊及伊斯兰教的科学古籍翻译成拉丁文。他非常爱好数学，曾说服埃及苏丹将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家哈尼非送给他，他还与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伟大的数学家费伯纳西关系密切。他不仅向宫中的学者质询科学及哲学问题，也向远在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许多学者求教。他拥有一些动物园，并根据小心观察动物交尾期及饲育期所作的记录来制定禁止狩猎期的有关法律。他赞成解剖尸体，并拥有令人惊异的解剖学知识。为避免四周学者的学问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消失，菲特烈在公元1224年建立了一所那不勒斯大学。这是中世纪不受教会约束的为数不多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高薪聘请在科学及各种艺术方面有高深造诣的学者来任教，设立奖学金以使那些家境清寒而优秀的学生得以就学。为防止人才外流，他禁止在他统治的西西里的青年到别处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并希望那不勒斯能很快成立一所法律学校，以训练公共行政人才。
在某一限度内，菲特烈给予王国内各种不同信仰崇拜的人以自由。尽管希腊东正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都不能在大学里任教，也不能任官职，但是他们都被允许平安无事地举行其宗教礼拜。伊斯兰教徒及犹太人必须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以便和基督徒有所区别。他对犹太人采取特殊政策，不仅宫中有几位犹太学者，而且在公元1235年，当福达的犹太人被控告在仪式中杀死一个基督徒小孩并取他的血时，他竟然袒护他们，谴责这仅是一个残忍的传说。
文艺复兴时代专制君主们刚健狂妄的才智表现，正是菲特烈个性与思想的反映，但却没有他所具有的优雅与风度。在菲特烈的思想及宫廷中，古代典籍代替了《圣经》，科学理性的思索代替了信仰，自然代替了上帝，必然之现象代替了上帝的保佑。正因为如此，菲特烈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前一世纪的“文艺复兴者”。但是菲特烈毕竟生活在基督世界里，他的自由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他患痢疾病倒时，他竟然要求教皇赦罪，最终获得宽恕。去世时，这位自由思想者穿着的依然是僧侣的长袍。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1298年，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参战的军舰中，有一艘名为“东方”号的军舰，舰长是威尼斯的首富马可·波罗，这是由他自己捐钱建造的。虽然马可·波罗为了自己的共和国而勇敢作战，但后来威尼斯海军还是战败了，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单调乏味的狱中生活，让马可·波罗常常回忆起自己二十多年的亚洲旅行，那是多么刺激、多么丰富的生活啊！特别是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犹如一幕幕画面，时常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同狱的伙伴是个作家，名为鲁思狄谦，他看着马可·波罗总是眺望着窗外，一付沉思的样子，便关切地询问。马可·波罗把他在东方的见闻讲给鲁思狄谦，鲁思狄谦很兴奋，建议由马可·波罗口述，他来笔录成书。这样每天口述、书写就成为他们必做的一件大事。四年后马可·波罗出狱，将书稿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马可6岁时，他的父亲尼克拉和叔叔马飞就到东方经商去了。当他们到达中国时，正值元朝忽必烈在位，大汗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回国时带一封信给当时的罗马教皇，要求教皇委派一些聪明博学之士到中国来。当尼古拉返回威尼斯时，马可已经15岁了。当时罗马老教皇已去世，新教皇还没选出，他们只好在威尼斯等待。这期间马可经常缠着父亲给他讲东方旅行中的逸闻趣事，还要求下次一定带他去中国。1271年，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即位。他给忽必烈写了回信，派尼古拉等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去见忽必烈。
这样，17岁的马可·波罗就随父亲等人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这是1477年印刷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马可·波罗的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