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县，它的东南面有一座山叫青龙山，而绍兴县皋埠镇牌口村的东南面也有一座青龙山。为了承袭先朝遗风，南宋皇陵选址就确定在这里，宋六陵因此而建。
1278年，南宋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劈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并割下其头颅，做成饮食工具。杨琏真珈为了能招福祛灾，天天用它来饮酒取乐。这次疯狂的盗墓共挖掘了宋六陵中的101座墓。当时，历代帝后、皇亲国戚和百余名朝廷大臣的骨骸被随意乱抛，一片狼藉。不久，这些骨骸就神秘失踪了。
时光流逝，以后的宋六陵依然多灾多难，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对之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
当年绍兴师范学校刚刚从宋陵遗址搬出的时候，每一丛松树下面的皇陵都有一个小土堆坟包，并且有个标志。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皇陵遭殃了，所有的土堆都被扒平了。当时，学校曾挖过两口井，挖井的时候曾挖到地下皇陵墓道，用青砖交错砌建而成，保存还相当完整。现在，看到这两口井依然存在，井旁杂草丛生，井水清澈。
在历史上，宋六陵曾有过多次重建。明初朱元璋曾下诏令重新修复宋六陵，并将每座陵都重新立碑，派专人守陵，划出近四千亩山地作为禁区。这是历史上对宋六陵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这里是一片茂林。我们看到的松群就是当时所植。
明孝帝弘治年间及清朝雍正时期都曾派专人修缮过陵园。
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浙江也是一个集文化、旅游、经济等方面于一体的江南大省，而南宋皇陵恰恰是江南惟一的大型帝王陵墓群。所以，有关专家认为重建宋六陵意义重大。
宋六陵由于遭到多次劫难，一切都变得那样零乱不全，这无疑为重建宋六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幅宋六陵古图。这是一幅康熙年间遗留下来的明代重建宋六陵的古图，为重建南宋皇陵提供了最翔实、最可靠的历史资料。该图详细、清楚地标出了南宋六个帝王陵墓的具体位置和形状，还标明整个陵园其他主要建筑的情况。
孤独的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的陵园建筑在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上，在蓝天、白云、黄沙之间，三座蒙古包式的宫殿肃然伫立，明黄的墙壁，朱红的门窗。再加上璀璨夺目的金黄色的琉璃宝顶，使这座永恒的王者之居分外的雍容、典雅、静穆、庄严。
成吉思汗名叫铁木真，虽然后来被誉为“一代天骄”，但命运给他安排的却是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他的父亲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他九岁就成了孤儿。饥饿和危险始终追踪着他，他逃亡、潜伏、被捕、示众，人世间最大屈辱和痛苦，把他锤炼成一个钢铁战土。他耐心地收拾父亲的残部，小心翼翼地积累力量。七年之中，连续击灭了塔塔尔部、克烈部和乃蛮，使他一跃而为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首领。1206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召开叫做“忽烈而台”的贵族会议，推举铁木真做全蒙古的大汗，命名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蒙语的意思是“海洋”。也许，命运已经注定，他将有海洋一样宽阔的疆土，他战无不胜的铁蹄将在一片无水的海洋上任意驰骋。
他首先向南扩张，降服了西夏。接着攻陷了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市)，迫使金王朝迁都开封。然后旌麾西指，兵锋席卷中亚，进逼东欧，把中亚古国花刺子模的国君赶到了里海的荒岛；再回戈东进，击溃俄罗斯军队的无效抵抗，把国土和势力推进到顿河流域。
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进攻西夏，在西夏首都即将攻陷的最后时刻，他于1627年1日历7月12日，在清水县行营去世。
他的一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给他的孙子忽必烈留下了最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的基础，他震撼世界的旋风般的铁蹄，给欧亚两洲的王公贵族，留下了胆战心惊的记忆。
但是，他却没有留下真正意义上的陵墓。
根据遗俗，蒙古君主无论死在哪里，他的遗骨都得送回漠北的老家，他们的祖先生息发祥的地方。
然而这座陵寝已消失在茫茫草原之上，早就不辨踪迹了。坐落在内蒙伊金霍洛旗甘德尔敖包上的成吉思汗园陵，建成于1954年，是我国所有帝王陵墓中最年轻的一座。墓中当然没有成吉思汗的遗骨。
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葬起辇谷”。所谓起辇谷，大略是肯特山脉中一条山谷。“辇”是古时帝王乘坐的车，成吉思汗从这里起步，—先统一蒙古各部，进而建立了地跨欧亚的蒙古汗国。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地名的变更，以及译音的讹杂，这个极具纪念意义的“起辇”之地，早已湮没无闻了。
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墓地在“斡难、怯绿连、秃刺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马可·波罗游记》也说：“成吉思汗葬一山中，山名阿勒台。”这个“阿勒台”，也许就是《多桑蒙古史》中的“……合勒敦”，但它既然只是诸山中之一山，既没封树，又没有标志，群山莽莽，四顾茫然，也就无从寻觅了。
蒙古人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把墓地掩藏起来之后，又为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座马背上的陵园，以供祭祀，这就是“八白室”。
所谓“八白室”，就是八座白色毡帐。也许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所习用的毡帐吧，内中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物，象征着墓地，祭祀活动也就在“八白室”里进行。这是一座典型的蒙古式的活动陵园。便于迁移，符合游牧民族生活和战斗的特点。最初，“八白室”建立在今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明朝初年，安置在河套一带，天顺年间，守护陵寝的鄂尔多斯部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八白室”也随之而来。清初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立伊金霍洛旗。
伊金霍洛，蒙语的意思就是“主人的陵寝”。
抗日战争时期，这座“主人的陵寝”还被转移至甘肃、青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八白室”重返伊金霍洛，新建了陵园，才结束了七百多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至于他真正的墓地，早就享受着永恒的静谧，可遇而不可求了。
成吉思汗的真正墓地之所以难以寻求，有传统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
从传统上看：蒙古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迁徙频繁，瀚海无垠，黄尘涨天，即使留下高大陵寝，转瞬也会变成不可辨认的沙丘。所以他们的民族习俗是薄于墓葬，完全没有汉族的那种讲究死后哀荣的墓葬观。
平民一般奉行“天葬”和“野葬”。所谓“天葬”，就是将死者遗体，放置于山顶或山谷，并不掩埋。所谓“野葬”，就是将死者遗体，放置在木轮车上，然后驱车在荒野奔驰，任遗体在起伏颠簸中掉下为止。三日之后再去查看，如果遗体已被鸟兽食尽，即被认为是死者升天，值得庆贺；如果鸟兽不食，则被认为是死者罪孽深重，另须举行宗教仪式和“超度”了。
贵族们虽然认为比平民高贵，但也只是“墓而不坟”。“墓“和“坟”，在古代是有明确界限的，深埋于地下的叫“墓”，隆起于地上的叫“坟”。古代的华夏诸族，也是“墓而不坟”的。坟，毕竟是生活安定后的奢侈品，与游牧生活是不相适应的。即使成吉思汗的陵墓，也毫不例外地遵循着“墓而不坟”的古训。
从现实上看：当时是战争时期，西夏都城指日可破，任何有关君主去世的传闻都会动摇军心，给强敌以可趁之机。所以，成吉思汗曾留下遗嘱，为了骗取西夏早日投降，“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投降后，才由一支骑兵奉着灵柩，秘密地向预定的墓地急驰。
为了做到真正保守秘密，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酷的措施。在运行的长途中，倘或碰到行人，尽数杀死，决不留一个可能泄露秘密的活口。
到了预定的墓地，先把地面的草、木、石、杂一一移开，再把挖出的泥土有层次的排列，灵柩进入泥土之后，再逐一把泥土等物还原。倘有多余的泥土，也要运到远远的地方抛弃，决不留下一点可疑的痕迹。
《草木子》一书说：安葬完毕，先骑着马乃至于动用万马在墓地上任意践踏，使它平整，再在上面当着母骆驼的面杀只小骆驼。然后，派一支部队远远地守护着它，待第二年青草长起，同周围的大草原青碧青碧连成一片，无法分辨了，才拔营撤走。
这真是万无一失的安全。
为什么要杀一只小骆驼呢?据说，骆驼有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如果将来还要寻找墓地，就以那只失去亲子的母骆驼为先导，走到它儿子死去的地方，它就放声悲鸣，不肯离去。下面当然就是要寻找的墓地了。
他的秘密，只有骆驼知道。
等这只骆驼，或者以后再杀的骆驼终于死去的时候，墓地的秘密也就永恒了。
神灵的清昭西陵
清东陵坐落在京东遵化市马兰峪，距北京250华里。这座大清国皇陵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共有帝、后、妃陵寝14座，其中皇帝陵5座，为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还有孝庄、东惠、孝贞(慈安)、孝钦(慈禧)4座皇后陵；以及景妃、景双妃、裕妃、定妃、惠妃5座妃嫔园寝。从康熙二年(1663年)葬入清朝人关后第一帝顺治起，于1935年同治皇帝的最后一位遗眷皇贵妃人葬惠妃园寝止，历时272年，比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长四年。
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将此处皇家陵寝视为“万年龙虎抱，每夜鬼来朝”的“风水宝地”，修砌了一圈长达四十华里的“风水墙”，把帝后妃嫔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二百多座单体建筑围托起来，称之为“前圈”，与长城之北百多平方公里的“后龙”风水禁地共同构成整个陵区。然而，清东陵所有的帝后“寿宫”均在风水墙圈内，唯独有一座皇后陵寝——昭西陵——建在陵墙之外，是那么不协调，非常引人注目。
昭西陵是清世祖顺治帝的亲生母亲孝庄文皇后的陵墓。“皇后”之谓是依随顺治帝生父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而称的，顺治帝应称“皇太后”，康熙帝则应称“太皇太后”。此人是清东陵所有人葬者中辈份最高的一位。她的身份极其尊贵，对清王朝的贡献亦非常重大，可以说劳逾半百，功勋三朝，堪称巾帼雄杰，彪炳史册。然而，清王朝却偏偏将其葬在了皇家陵园大门之外，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孝庄文皇后”是“孝庄仁宣城宪恭懿至德诩天启圣纯徽文皇后”之略称。其中“孝庄”为庙号，即于太庙立宝奉祀特立之名号。“仁宣诚宪恭绍至德翊天启圣纯徽”是徽号，即专用以称颂帝王皇后的称号。“孝庄文皇后”之称是昭西陵墓主人死后尊上的。皇太极在世时，其为妃；皇太极死后，其子福临继位为顺治帝，晋其为皇太后；顺治帝死后，其孙玄烨登基为康熙帝，晋其为太皇太后。从这称谓的阶段性变化中可以看出，所谓“太后下嫁”之事，当发生在顺治朝。
太后即帝王之母；下嫁乃皇家帝室之女出嫁之别称；再醮则特指妇女再嫁。将“太后”与“下嫁”、“再醮”连系成事，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奇闻怪事，更是为那占统治地位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时代精神与行为规范所绝对难以接受、难以容忍的丑行劣迹。尽管太后下嫁给先皇之弟、今上之叔、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的摄政王，这种嫂醮叔娶的几与乱七八糟的婚配发生在帝王之家，着实让皇子皇孙及天下臣民感到耻辱与羞愤。古来丧葬规则为帝后合葬，即使不能同穴，其陵亦应相傍。然皇太极死后四十三年，孝庄薨逝，依制应运送梓宫出关至盛京(今沈阳)，在皇太极的昭陵旁建陵人葬；但因为生前有下嫁再醮之事，自绝于前夫，便不能衬葬昭陵而玷污先皇“万年吉地”。更因后世太子皇胄对孝庄不守妇道、非礼非份之行端深恶痛绝，干脆将其埋在清东陵风水墙外，令其为子孙后代看守大门，日夜孤寂，风雨独捱，以示惩处。
如上述言，昭西陵几乎是清东陵诸帝后妃陵寝通力摒除园外并着意修造的囚禁之所了，至多也不过是个役仆栖身供差的门房。鸟瞰陵区，比喻似乎极为恰当，“太后下嫁”之说，亦可推成定案了。然而，追究设问一下，这是史实还是传说?是因事建陵还是因陵生事——是太后确有下嫁之事才修建了如此这般的昭西陵，还是因昭南陵位置独特才引起流传“太后下嫁”之说呢?
当然，关于太后下嫁之说的根据，不止昭西陵建在风水墙外这一条，但这确实是持此说者很重要很有力的一个例证。太后下嫁之说流传甚广，正史无法回避，野史极力渲染，专家各持己见，闻者莫衷一是，真可谓迷雾难辨，疑团费解。然而，这正是此案价值之所在，它引起了人们不衰的兴致。
孝庄葬身的昭西陵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是太后下嫁说最为有力的一个证据。所论者曰孝庄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之；或曰孝庄死后，康熙帝因其下嫁之恶德丑事，摒其入祖坟而埋在陵园墙外，罚其为子孙后代看守大门。其实，这些完全是望陵生事，推论而已。据《孝庄后传》中记载：“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病重时，对后事已有安排，她面谕康熙帝：“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日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城，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帝边哭泣边点头应允。其后，为感念祖母之恩德，特将慈宁宫东刚建成的五间大殿搬运至清东陵，建起为孝庄停灵的“暂安奉殿”。慈宁宫为孝庄生前数十年居住之所，康熙为表孝心，又重建五间。康熙帝在谕旨中言：“慈宁宫宫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向朕称美，及未及久居，遽升遐。今于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毋致缺损。”臣工奉旨加紧办理，于冬春两季，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五间殿房的搬迁营建工程。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孝庄梓宫由北京朝阳门外的殡宫移花接木至东陵暂安奉殿，当时尚未建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