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水烟的有陕西帮和本地帮，陕西帮多合资经营，资金雄厚；本地帮多独资经营，资金单薄。如陕帮的“一林丰”、“协和成”均为合资经营，资金达白银100万两。陕帮的经营多为加工和销售同时经营，长期形成了一套组织管理模式，设总号、分号、支号、住庄等商业组织。兰州是总号所在地，西安、上海设有分号，支号设在南通、苏州、平湖等地，临时住庄则根据商业行情在全国各地随时设立。总号有权管理分号、支号、住庄等号内业务的调度指挥，除了总号掌柜和副掌柜不定期巡视，主要通过“号信”以及各种业务报表等方式，解决分号和支号的事务。许多大的加工点，除了自产自销，还经常从附近低价收购小烟坊的成品或半成品来扩大销售。烟厂职工分管理人员、职员、手工工人几等，管理人员中的负责人，称为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四掌柜等，职员有会计、出纳、相公娃（学徒）和勤杂人员等。掌柜的和人股的人，最初没有工资，只在年底分红。凡人股的都在年底分成，一般是“四六”分成，即掌柜的为四，其他股东为六。后来才实行工资制度。用工分长期和临时两种，长期工一般为管理层和销售层的固定职员和少部分手工工人，临时工大部分是季节性的手工雇佣工人。大多数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工资很低，统一吃住，住房阴暗潮湿，进门就得上炕，人称为“烟匠洞。”伙食分大灶和小灶，工人吃大灶，掌柜的吃小灶。
甘肃近代手工业产品比较有名的还有皮货。皮货作坊专门加工经营羊皮和各种野兽皮。1923年前后，兰州有12家皮货加工店，他们从洮岷、青海、宁夏等地运来皮子，多为生货，在兰州硝制加工后，再运往京、津、沪等地销售。近代皮货的加工多为作坊性质，随着皮货需求量的增加，许多作坊都雇用了工匠，原来的家庭作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手工业者入住城镇，开设手工业作坊，促进了近代城镇的兴起，而近代城镇的兴起，又吸引了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涌人城镇。随着手工业者人数的增加，为了加强同行业之间的合作，协调彼此的竞争，他们之间的联合便十分必要了。清后期，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就有以联合的形式出现，当时有木工行、染匠行、屠宰行、银匠行等设立的行会。最初各行之间联络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征收捐税和支应公差。各行业设有行头，行头由办事公道、活动能力强、富有威望的行内人员担任，主要负责调节行业纠纷，平息行业争端，招呼行内事宜。各手工行会都制定了行规，行规要求同行之间要公平竞争，不得欺诈，加强联系，互相关照，遵循统一的行业道德。各行会视经济状况设固定活动场所或不固定活动场所，为了扩大行业影响，还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如六月初六铁匠、木匠、石匠、画匠四行联合举行娱乐活动，邀请戏班子演出。其他如斗行、肉食行、脚行等都有固定的娱乐日期，届时也邀请戏班子搭台演出，慰劳百姓，扩大影响。
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名镇，也聚集了大批的手工业者。比如在阿干镇瓷窑的作坊里，就有许多手工业从业人员。而某些享誉一方的手工业行业，也聚集了许多从业人员。如清末以来丹噶尔（青海的湟源县）的制靴业较发达，附近游牧区的藏靴都由他们制作。随着游牧区藏靴需求量的增加，制靴的从业人员也增多，除了固定制靴匠，还有流动于环湖帐房的制靴匠。据估计，清咸丰时每年销往牧区的藏靴约1万双，到清光绪时，增至10万双。从藏靴增加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制靴匠的人数肯定也在增加。
近代手工业仍然带有传统手工业的局限性，大多数以家庭为生产作坊，很少有女性参与产品的生产制作，也很少有资本积累，收入只是聊以糊口而已。有些规模较大的手工行业，雇工多为有亲缘关系的人。手工业的家庭生产一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经久不衰的手工业产品，享誉市场；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手工产品的创新及走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某些技艺高超的手工产品，世代家传，严禁外流，传儿不传女，独家经营，虽然形成了独行独占的优势，但很难扩大规模，拓宽发展空间。
近代手工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在社会近代化的潮流中，还是在缓慢前行。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使其开始形成一个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即手工业阶层。甘肃近代的手工业阶层从社会整体来看，人数并不多，他们构成了近代市民的前身，属于社会的中下层，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下层。由于多种因素，其内部生活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一些独行独占和有经营头脑的手工业者生活略为宽裕，而大部分手工业者仅凭一技之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勉强维持着温饱的生活，而一般的手工业者生活状况甚差，温饱都成问题。总之，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仅靠一技之长维持生计。民间谚语云：“木匠坐的柯叉房，铁匠的门关绳绳儿绑，染房穿的白衣裳，待诏的娃娃头发长，编竹席的睡光炕。”这是近代手工业者真实的生活写照。
2．甘肃近代工业和产业工人
甘肃近代产业工人是和近代工业相伴相生的，产业工人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当时因同治回族事起，清廷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思想开明，积极支持并参与创办洋务运动。他莅临西北后，考虑到军事所需，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畅家巷创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后称为甘肃机器局），专门生产枪、炮、铜帽、火药等军工产品，兼以修理枪炮器械，这些军工产品主要用于在新疆的战事。初创时的机器局，设备简陋，厂内技工从沿海引进，多为广东人，计有百余人，后来也从地方上招收了些普通工人。由于是军工所需，在技术上尚能维持精良程度。光绪三年（1877年），兰州机器制造局总办赖长用自制的水轮机织了一段呢绒，质地细薄，质量还好，于是便开始筹设织呢局。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订购机器，安装投产，后因产品价高而难以销售。到光绪八年（1882年）时织呢局便停办了，次年，和机器局合并，改为洋炮局。不久，左宗棠离甘，制造局、织呢局无人支撑，再加技术人员、资金等的奇缺而停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和织呢局是甘肃近代最早的机器工业，与之相伴的是产业工人的出现，这时，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两局仅百余人而已。需要肯定的是，左宗棠在甘肃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历时十余载，成效不太显著或无果而终，但在偏远的甘肃，仍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它打破了几千年来甘肃地方手工业生产的模式，使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的甘肃老百姓开了眼界，甘肃开始出现近代机器工业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另外，它也是甘肃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先导，使甘肃成为全国开办洋务比较早的省份。
以后甘肃的产业工人基本和近代机器工业的进展脉络联系在一起，呈艰难成长的趋势。以下将对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予以简单叙述，从中可以看出近代产业工人的相关情况。甘肃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鼓励各地创办实业。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改兰州道为劝业道，彭英甲任甘肃劝业道道台，劝业道的主要职责是开办实业。当时地方政府内新政的鼓噪者们一方面决定恢复左宗棠创办的织呢局，雇比利时技术人员，重新开工，但“出呢颇佳，而苦无销路”。后由于技术、销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织呢局仅办两年，再度停办；另一方面利用甘肃在嘉庆道光时的绰余协饷（当时协饷拨下后，时局稍微平定，故协饷较为宽裕），开办近代机器工业。首先在地方开设农工矿务局、劝工局、陈列所、船政局等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机构，继而开办织布厂、织呢厂、织革厂、玻璃厂、肥皂洋蜡厂等民用工厂，还设立石印局、公报局等近代印刷和报业机构。这些新设立的机构、厂矿，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有的有名无实，有的略有成效，有的毫无成效。比较有成效的就是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修建竣工的兰州黄河铁桥。后来，存储的协饷资金耗尽，新政也就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工人人数很不固定。
民国肇始，民国3年（1914年），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广建再办织呢局，采取官商集股合办的形式，并更名为织呢公司，但仍未取得成效。民国8年（1919年），地方人士邓隆、牛厚泽等集中民间力量接手经营甘肃织呢公司，三四年以后也停工了。
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军主政甘肃后，接收了甘肃的织呢工业，并予以整顿，更名为甘肃织呢厂。国民军驻甘总指挥刘郁芬派学过纺织的马瀛岑负责。当时该厂有职工120人左右，其中女工四五十名。工人待遇情况是，一等工银币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学徒六七元不等。以当时面粉的价格计算，每个银币可购买20公斤左右的面粉。该厂工人的工资基本能解决吃饭问题，在当时的产业工人里收入还算过得去。甘肃织呢厂的机器设备基本仍是最初从德国购进的，以后甘肃织呢厂又几易主人，没有发展。民国7年（1928年），马仲英在河州的反冯事起，织呢厂受到影响，遂停工。民国17年（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工厂相继被敌占，军政部拟在兰州开办织呢厂，指派部办的武昌织呢厂的工程技术人员20多人到兰州，接收了甘肃织呢厂，更名为兰州织呢厂。同年7月，兰州织呢厂正式开工。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厂、织呢厂，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兰州第二毛纺厂。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织呢厂工人的待遇情况是一等工每月才拿法币40多元，总计可购买100公斤混合面粉，一般工人拿得更少了，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抗日战争前夕，兰州市面的白面价格为50公斤需法币11．16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涨到50公斤需法币18万元。货币的贬值使工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吃的是黑馒头，喝的是烂菜汤，还经常受监工的打骂。
民国5年（1916年），张广建又经营机器局，亦收效甚微。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军驻甘时，扩军备战，为了制造修理枪械炮弹的方便起见，重新将左公开办的旧业提了出来，将机器局易名为甘肃制造局，并添置设备，扩大生产，内分木工、打铁、机器、修理、翻砂五部，专制农工用具、各种实用机械、五金用品以及修配汽车的零件等，同时还兼营修理枪械等。技术工人二三十人都是从天津等地招来的，全部职工有1000余人。这时的甘肃机器局进入鼎盛时期。国民军东撤后，机器局再度关闭。蒋介石控制政局后，民国27年（1938年），甘肃省政府将甘肃机器局更名为甘肃制造厂，同时改单一的军工生产为军民兼产。民国29年（1940年），改为甘肃机械工厂，直属省政府建设厅。民国30年（1941年），甘肃省政府将机械厂与造币厂合并，商请全国资源委员会合资经营，正式成立了甘肃机器厂。以后因种种原因时办时停，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为兰州通用机器厂。
甘肃近代初步萌芽的机器工业除了以上所述两家规模比较大，其他都是民用工业。民用工业多为私人经营，规模小，技术要求不高，销路略能保证，在甘肃的运营情况稍好些。尤其在进入民国以后，民用工业的运行比较规范，各方面的情况略好一些。民用工厂规模都比较小，工人人数也不太多。宣统二年（1910年），由地方人士邓隆发起成立的“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生产火柴，结束了甘肃火柴依赖外地输入的历史。光明公司初创时期，职工分内工和外工，内工即长工、正式工人，约有130人；外工即短工、临时工人，约有300人，以后增加到五六百人，年产火柴700箱左右。民国8年（1919年），邓隆又在窑街建立了光明火柴公司分公司，后因火灾而停工。抗日战争时期，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扩大了生产，又投资经营运输，职工人数有了增加，最多时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年），天水炳兴火柴公司建立，有职工80人。1936年，天水光华火柴厂建立，有职工200余人。另外，1926年，国民军驻甘后，在兰州开办济贫工厂，也生产火柴，以后更名为同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有90余名工人，其中内工70余人，外工20余人。
国民军主政甘肃时期，刘郁芬收缴了陇南孔繁锦创办的造币厂，改为甘肃造币厂，并对先前的旧厂进行了改造和建设。他用收缴的河州马廷勃、马廷贤的窖藏银币做原料，开始铸造银元。该厂技术工人最多时有四五十人，职工最多时有近400人，多为学徒，约占职工的80％以上。该厂职工的薪水分为等次，职员为16～60元，领工40～80元，技工16～28元，学徒6～10元；卫兵1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8～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