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甘肃近代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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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宗教信仰(3)

每个穆斯林都要勤修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念:所谓念就是每天都念清真言,其次还要念《古兰经》。礼:即礼拜功,每个穆斯林每日必须礼拜五次,称为五礼,寅日晨礼,午日晌礼,申日脯礼,酉日昏礼,亥日宵礼,统称为纳玛兹。五礼之外,还有周礼,即主麻,又称聚礼,七日一次,在星期五的中午和下午一时举行。有些在清真寺里由阿訇率领集体举行礼拜,有的在清真寺或家里独自完成。每次礼拜,都要大净和小净,大净要洗全省,小净只洗手、足、口、鼻等。礼拜时,面向西,立正,举手,鞠躬叩首。斋:凡成年的穆斯林男女(男12岁,女9岁),在斋月都要封斋一月,孕妇、乳母、病人、旅行者、年老体弱者等,可以不封斋,有些过后要补斋。课:又称天课,是信徒向清真寺交纳一定的收入税,天课的使用多用于救济穷人和急需资助的人。朝:即朝觐,又称“克尔白”(意为方形屋),或称朝天房。天房在阿拉伯圣城麦加的中心。每个有条件的穆斯林,都要在有生之年前往麦加朝觐,时间是伊斯兰教历每年的十二月初八到十二日。“五典”是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学者根据《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结合儒家的三纲五常而提出的每个穆斯林应该遵循的义务,即子女孝顺父母,夫妻互敬,长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六大信仰是:信真主,信圣人,信经典,信天使,信后世,信前定。

五、民间信仰

汉族作为信仰泛神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有各色各样的信仰主体。信仰对象归纳为这样几类: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信仰,包括对日月、土地、山川、风雷等的信仰,其中以对土地神的信仰最为普及。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近代各乡村都建有土地庙,供奉土地爷,乡民遇事都到土地庙祈愿,化解以后便去还愿。靠山而居的山民多建山神庙,临河而居的乡民多建龙王庙,也常进行祭祀求愿;对祖宗的信仰。这种信仰源于灵魂不灭和儒家“孝”的思想,各家都设供奉祖先的牌位,四时八节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大祭、小祭,以寄托思念,祈求护佑;对行业神的信仰。这种信仰是近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行业寄托某种精神力量,行业的精神象征便以行业神的角色出现了。各行业都有本行的庇护神,一般来看,木匠业祖师是鲁班,医药祖师为华佗;对能臣贤相和贤德之人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建功立业的能臣贤相和乡问的贤德之人均受到民间的信仰,比如对关羽、岳飞等人物的信仰。还尊崇在地方上有建树和功德的官宦、绅士、乡民等,各地都建有纪念乡贤名宦的寺,人们常来此拜谒。民间的信仰常与儒家的尊崇对象和道教的信仰主体混淆,非儒非道,又似儒似道。

汉族传统的宗教信仰随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儒释道等主流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滋生出许多新的信仰,互相杂糅,分派立系,到处蔓延。这些信仰属于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民间精神活动。这类信仰也讲神仙、鬼怪、佛祖、圣贤等,集儒释道于一体,或带有儒家的内容,或带有佛教影子,或带有道教痕迹,或三教杂糅,无明显的界限,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近代各种民间信仰基本都是公开活动的,这些民间信仰的共同仪规是吃斋、诵经、修行、静坐、清净。某些教派的会首借机蛊惑人们,聚敛财富,不劳而获,引起民怨,故多持续不久,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近代社会秩序混乱导致了人们信仰的盲目性,各种名目的民间信仰此起彼伏,乘虚而入。甘肃的民间信仰多从外地传人,这些传人的信仰有的是从明清以来就在民间流传,多是白莲教的分支;有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民间信仰。各个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规程略有差异。以下将近代以来在省内流传的各种民间信仰和组织做些介绍和分析。

同善社又称“悟善社”、“合一会”、“先觉祠”,取万善同归之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四川人彭汝珍首创,民国以后很快蔓延至全国,1917年前后传入北京,1920年前后传人甘肃。当时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带头人社,并积极支持,应者云集,兰州的信徒不下数百人。各县的知事为讨好省长,也纷纷入道。同善社在兰州的总社在左公祠,以后逐渐向其他县发展,甘肃70余县里有20余县均有分社。1926年,北京同善社改为救世新教会,许多地方的同善社也改了名称并以北京的教会为总会,甘肃的同善社称为“救世新教会甘肃分会”。

同善社倡导静坐,并研究性理之学,主张“用儒教礼节,做道教功夫,而证佛教果位”。有人认为,同善社属于佛教清静门的一个分支,其教义以佛教为基础,并吸收了道家和儒家的部分内容,将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体;也有人认为,同善社以道教为主体,同时也吸取了其他宗教,是集多种宗教为一体的信教组织。从同善社最初成立时提出的宗旨来看,主要是“讲求身心性命之学,提高道德,端正人心”,似乎是些儒家的内容,社里常讲《大学》、《中庸》里的“身心性命”、“明心见性”的道理,提倡“道德”,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八德”,借以端正人心;但从其提倡静坐修行、开坛扶乩,要求成员诵经、静坐、行善等所谓“勤修内功,广积外果”的仪规来看,它似乎又像佛道。各地同善社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地方佛教的内容多些,有的地方道教的内容多些,应该说同善社是兼有儒释道三者的信仰派系。最初信仰同善社的是地方上的老人,以后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有旧官僚和地方士绅,大多属于士大夫阶层。其修行分内功和外功,内功指“静坐养性”,外功指开设学校,施舍救济,修路铺桥等慈善活动。

国民军入甘后,同善社的活动已经渐趋沉寂,后因部分国民军军政人员、地方士绅参加该社,该社的影响又起。国民军离甘后,商人成为社里的主要成员,占参加者的绝大多数。入会的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并在每年春秋两季聚会两次,祭奠吕祖。更名为救世新教会后,开展了许多慈善事业。民国18年(1929年)陇上饥馑遍野,同善社积极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做了许多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同善社的财产交归人民政府。有的地方的同善社被地痞官绅把持,他们借机搜罗民财,坑蒙拐骗,祸害百姓;而有的地方的同善社则与人民为敌,解放战争开始时,武都同善社的创始人彭汝珍,企图组织武装,阻止解放军入川。四川解放后,彭汝珍吞金自尽,其子被人民政府处决。

一贯道最早活动在山东一带,其前身是光绪年间的东震堂,后改为一贯道,得名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语,也称为孔孟道、圣贤道、观音道,属白莲教支派之一,为光绪年间王觉一所创。该道没有信仰主体,以流传地区百姓的喜爱为准,有的地方崇拜佛,有的地方崇拜道,也有崇拜济公、张飞等的。抗日战争时期,“汪伪集团”的许多人热衷参加一贯道,该道遂被日本人利用,成为鼓吹奴役百姓信仰的工具。国民党曾查禁该道,但不甚彻底。日本投降后,该道更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一贯道的活动分为家庭佛堂和公共佛堂两种,全家都人道便可设立家庭佛堂(也称为私人佛堂),家长为坛主;公共佛堂是分散入会者活动的地方,少则3人,多则可达15人,设坛主。人会称为“下种”,发展道徒称为“开荒”。入道者要有人引进,并填写“龙天表”,交纳道费,宣誓立愿,最后由点传师传给“关、诀、印”三宝。关即点玄关,诀即传“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秘诀,印即“合同”,三宝称为天机,上不可传父母,下不可传子女。初入道的称为“道亲”(男的叫乾,女的叫坤),道亲诚心有功的,可成为公共佛堂的坛主。一贯道中最高掌权者有师尊、师母、道长、前人,其次为点传师、引进师、引保师等,其他为道亲、道友。活动仪式有烧香、磕头、献供、开荒(吸收道徒)、唱道歌,清口(吃素)、清秀(忌房事)、扶乩等。

一贯道自1940年前后传人甘肃后,发展得比较快。当时该道仅在陇西一地就有公共佛堂603所,家庭佛堂358所,分明、暗两线。1946年,暗线分地区成立了东、西、南、北、中五组,并开展活动;1949年,明线成立了仁、义、礼、智、信五组,暗中活动。1945年,在靖远的信教者成立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大支,大支下又设中支、小支,以靖远为中心,向外蔓延。一贯道会员交纳的各种名目的费用,除了少量用于传道,大多都入了少数几个道首的腰包。在榆中县,仅人道时每人交纳的功德费一项,全县就不下1万多银元。一贯道在河西地区也有活动,1949年,临泽县有道徒572人。参加一贯道的有地方士绅、旧军政官僚和普通百姓。新中国成立后,一贯道作为反动宗教组织被依法取缔。

瑶池道,也叫“菩提学会”、“普度门”、“高灯会”、“清净普度门”、“万全堂”等,以供奉瑶池圣母而得名。光绪年间从四川传人陇西,接受四川“万全堂”领导。主张儒释道三教归一,提倡男不婚,女不嫁,已婚夫妻不得同床。道内的道首分家长、十地、顶航、保恩、引恩、正恩、天恩七级,分正道、护道、执事三种。每年举行三次“龙华会”,分别为三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敬奉所谓释迦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等。新中国成立前,门徒主要分布在陇西、天水等地,有所谓东、西、南、北四只船之说,在其他地方影响不太大。

崇道善堂,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江西,该堂以无道、无教、无门、无会自称,以空立道,以戒烟为目的,采取饮茶、参拜、静坐、听经等方式戒除烟瘾,恢复原本,不施药物,不收费用。崇道善堂于20世纪40年代传人甘肃,在陇西、陇南等地较为盛行。后因迷信等内容一度被取缔,以后便纯粹以戒烟机构重新开道。甘肃各地的道堂基本是各地的商人集资兴办,采用意念和毅力等精神疗法来戒烟。有烟瘾的男女老幼,愿意人道戒烟的,由道友介绍,举行割鸡仪式后,便可人道戒烟。以天水的道堂来说,院里有几口大缸盛满专门熬煮的浓茶,戒烟者进来后常饮茶、静坐、参拜、听经,在院子里或卧或睡,任随其性。道院每天开经,由专门的师傅宣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崇道善堂以“空”为宗旨,宣讲万事皆空,无我、无神、无众生,提倡精神作用,其戒烟也以精神克服为主,不收任何费用,家道富裕的临走可留点香火钱。新中国成立后道堂解散。

红万字会是清末兴起于山东的佛教组织,传人甘肃后,信徒于1939年成立了兰州红万字会。凡参加会员,须品行端正,无劣迹,月纳会费1~2元。兰州红万字会成立后,先后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救济活动,如办理慈育小学,开设战时难民收容所和难民习艺工厂,设立救济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