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是指人出生以后所接受的所有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各种生存技能的学徒教育以及传统的官学、私学等的儒学教育，后者在近代演变为学堂教育。不管哪种形式的教育都为社会的良好运行提供了保证，是社会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助推器。每个民族因文化传统不同，其社会教育的方式、内容等各不相同。因前面在相关章节里，对家庭教育已有所述及，而学徒式教育的内容太多，许多资料难以挖掘，故对这两种教育在此不多赘述。现仍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正统的主流教育来谈谈近代社会教育。在传统社会，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的一整套教育体系，是支撑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根本保证。儒家教育注重对人的道德的培养，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但却忽视对人的技能的训练。进入近代，社会的变革使这种教育的缺陷日益凸现，在传统社会集权体系还没有瓦解之际，新式学堂教育就先取代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并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主流体系。顺便说说，教育在从传统向近代的变革历程中，总的趋势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但传统教育在向近代教育过渡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在继承、发扬、吸收等问题上出现了种种缺失，这种缺失在今天才显现出来，为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下面就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的状况以及转变等方面的内容做些论述。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教育也经过了向近代的变革，在论述中将有所涉及。
一、传统教育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光彩夺目之处是其文明的连续性，而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古代家（闾）有塾，乡（党）有庠，州（县）有序，国有学，这些均为传统主流教育的基本形式。其性质而言，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有义学、社学、书院等；私学有私塾和部分社学等。其教育目的是传播儒家思想，塑造教化人性品格，向科举考试输送童生，培养统治人才。接受私塾、义学等启蒙教育以后的童生才有资格进入府、县、州创办的社学或是书院继续学习。
儒家经世致用的“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步入仕途，兼济天下；二是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前者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结合以后，形成了选拔官吏的科举取士制度，分科取士，以士为官。凡官署所在地，必设教育生徒，主持地方科考的学官，省日学政，府日教授，州日学正，县日教谕（训导）。科考分级考试，有县试、府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名目。岁科试的试院（或称考院）和乡试的举院都为科举考试的场所，也都是选拔人才的机构。凡接受过启蒙教育的学子统称为童生或生员，生员有廪生、增生、附生等。至于独善其身，则更多地使人的行为和各种伦理规范结合起来，对人起一种制约作用。
清朝在各府、直隶州设考棚来考录秀才，届时各府、直隶州把所属各州县的童生聚在一起，由学政临棚主考。以兰州为例，兰州府试院地址在今天兰州市城关文教局。兰州府试院既要从六属（皋兰、狄道、河州、金县、靖远、渭源）的童生中考取秀才，还要从全省的武生中考取武举，所以把考取秀才的试院也称为“贡院”。今天的贡院巷就因贡院而得名。
甘肃乡试自明时与陕西合闱，清时仍袭旧制。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后，学政仍两省合一。由学政主持的乡试贡院设在陕西三原，学政每三年到兰州巡视一次，主持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甘肃士子要乡试，需长途跋涉到陕西三原才可。乡试是三年一次。甘肃离三原路途最近的考生往返也有七八百里，宁夏一二千里，河西两三千里，至于新疆等地则要达四五千里了。路途费时少则两月有余，多则三四个月，甚至达半年之久，花费浩繁，少则数十两银子，多则百数十两银子。许多人苦于路途遥远，花费开销太大，放弃求取功名，抱憾终身。凡到大考之年，辍考的生员约有十之七八。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洞悉民情，着手解决此事。他上奏朝廷，主张乡试应陕甘分闱，并分设学政。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恩准，于是左公召集地方官员和汉回绅士向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在省署兰州创建乡试贡院（也称为举院），修建起可容4000人应举的号舍。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也称为举院。首次科考，应试者达3000人，比以往陕西应考者多出两三倍。以后甘肃学子免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在当时的各省，萃英门贡院条件是比较好的，左宗棠的这项功德深受甘肃地方人士的称道。
清代的科举制度，本来是竞争考取，但因地区文化差异，也出现许多不公平现象。为照顾偏远地区，乡试就给各省分配名额。在陕甘未分闱时，甘肃并未分额，两省总计62名中额。同治八年（1869年），第一次举行在地方变乱后的乡试，经过地方奏请，甘肃分中21额。到陕甘分闱后，奏请额为40名，经礼部议准30名。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额增加10名，也就是甘肃每年的乡试都可有40人的额定人数，旗额3名除外。另外，甘肃汉回合试，分闱后，回民子弟无中榜者。为了鼓励回族向学，一科的与汉民同试，另一科另用良学编号，必须取中一名，这样可使回民每间一科便产生一名举人。这一举措鼓励了回民子弟应考的信心，开始乐于就学。由于乡试的便利，中额的增加，使甘肃地方人文蔚然起色。到光绪二年（1876年），甘肃设了学政，并将署地的街衢命名为学院街，也就是今天的学院街。这样，甘肃的科举教育和陕西才真正分开。甘肃分闱和分设学政后，整顿了所属各府州的试院，并重新分配了岁试名额。
儒学教育除了培养科举人才，还承担着传承文化的功能，各种形式的教育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其中，规模大、影响大的首属书院。书院是儒学教育的最高形式，集教学、研究、藏书于一体，主张学研、讲论结合，间以议论时政。自清代盛兴八股取士风气以来，书院的科举气氛浓厚。清朝各省的府州县多设有书院，甘肃省属书院有两所，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立的兰山书院，光绪九年（1883年）建立的求古书院，这两个书院的山长必延宿学且为进士出身者执教，资历最低也要延用举人以上者执教。兰州府属书院有五泉书院，其他各府也均设有书院，平凉府有柳湖书院，庆阳府有凤城书院，西宁府有五峰书院，凉州府有成章书院，甘州府有甘泉书院等。另外，各个县也有书院，如皋兰有皋兰书院，金县（今榆中县）有青城书院，狄道州有超然书院等。清末甘肃有30余处书院（另一统计是70余所，可能是将清末毁坏的都计算在内的缘故）。
书院可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等学府，有独特的教育管理体系。清末，甘肃书院内部管理情形以及教学情况如何，我们从相关的资料中得知点滴，以下简述之，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教育的许多具体运行情况。兰山书院是甘肃最有影响的书院，在诸多书院里享有盛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前，山长由甘肃巡抚兼任，此后由陕甘总督会同陕甘学政（光绪二年始，会同甘肃学政），聘品学兼优的翰林、进士以及个别举人为山长。近代以来，先后有牛运震、吴震、张澍等任山长，这些人在甘肃近代都为一时硕学之士。兰山书院设山长一人，每年束惰为400两银子，薪水每月8两；监院1名，每年薪水银104两2钱；书办1人，每年支纸笔银14两2钱8分；门斗2人，支工食银23两6钱8厘。学生由陕甘总督、学政选录全省各府、直隶州的廪生、增生、附生、监生等人院学习，肄业后，准备考取举人。
兰山书院学生分为正课、副课两种，有名额限制，生员都享用一定的生活补助。清同治前，额定正课生为40名，每人每月补助膏火银3两；副课生80名，每人每月补助膏火银1两5钱。另外还有外课生，无定额，也无膏火银。当时该书院每年共需膏火银2400两。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定正课生40名，副课生50名。光绪七年（1881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增加副课生10名；光绪十三年（1887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增加副课生10名；次年，又增加副课生10名。至此，兰山书院共有正副课生120名，遂为定制。
每年二月，兰山书院便开始招生，应考者达三四百人，从中甄别录取。凡中考的正、副课生，一律住在书院，在斋房内潜心读书。落选者只准随课附考，不准入院居住，称为外课生。正课生、副课生、外课生也可以根据考试的成绩予以升降。正课生连考三级劣等者，降为副课生，副课生连考三级劣等者，降为外课生；外课生连考三级优等者，升为副课生，副课生连考三级优等者，升为正课生。兰山书院制定了严格的院规，对童生进行管理。兰山书院的教育经费有四个来源：省财政（藩库）拨支，书院学田出租，书院房产出租，官绅捐银发商生利。
兰山书院的教学目的是应对科举考试，所以，其课程的设置也有针对性。主要攻习八股文和试帖诗，八股文和试帖诗是科举考试的必备文体。课程有经学、史学、诗赋、书法等，教材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通鉴辑要》，还有宋明理学家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诸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熹的《朱子家语》等。另外，还要反复揣摩闱墨（乡试、会试考官选定中试的文字，编刻而成的应试范文），如《陇右校试录》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书院遵清廷旨意，添设算学，五年后又加策论。
兰山书院的山长讲授的科目以经史名篇为主，并让学生背诵指定的相关章节。每年的二月到十一月为考课期，考课分为官课、院课、小课。官课在每月初六进行，由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甘肃按察使、兰州道轮流命题、考试、阅卷。院课在每月十六日、二十六日举行。小课每月举行一次，不固定。院课、小课均由山长命题、考试、阅卷。一般的规制是官、院课写一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小课做八首试帖诗。三种考课的成绩优异者可获得奖银，兰山书院每年考课银的奖励达220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考课废除了八股文，改为策论。兰山书院藏书丰富，在清末，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还购进了《西学大成》一书，以便于学子了解外部的世界。
省署所属书院除了兰山书院，另有求古书院，府属的五泉书院，县属的皋兰书院。这几个书院的规模、影响、学生数、山长薪水等均不及兰山书院。求古书院的山长每年束惰为200两银子，膳金60两，节金、聘金32两，另设监院1名，每年薪水40两，设书办1名，每年纸笔费30两，设斋夫、院夫各1名，工食银36两。而五泉书院山长的年束惰为160两银子，每月薪水4两，聘金4两，另设监院1名，薪水40两，书办1名，笔费15两，门斗2名，工食银各10两。皋兰书院山长每年的束惰为100两银子，薪水、膳金每月5两，端午、中秋节仪各4两，设监院1人，薪水80两，设书办1人，纸笔费24两，门斗1名，工食银10两，院夫1名，工食银8两。
求古书院有内课生十名，每人每月奖膏火银三两；外课生二十名，每人每月奖膏火银一两五钱；附课生无定额，无膏火银。其他书院也实行课考奖励制度。
除了书院，义学也是儒学教育的又一种形式，有官办的，也有私人捐办的。清末，甘肃约有义学百余所。义学的经费有由地方官筹集的，有从地方经费内拨出的，有地方官从俸禄中支捐的，有地方士绅捐筹的。义学都是稽查品学兼优者为师，招收寒门子弟为学，免费学习。各个义学的建立和规模均不固定，根据地方官个人才能和作为而定，纯属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社学则为民间自筹自办的教育形式，经费自筹，教同社子弟。社学不固定，由地方人士筹办，清末甘肃有五六十所社学。
私塾也称私学，为民间办学的重要形式。富户设立的称“家塾”，主人承担开支；同宗的地方耆绅联合设立的称“族塾”，按入学者的地亩摊银，聘请先生执教，地方在宗祠或家祠；本村、本乡建的私塾称为“里塾”，由村里共同筹集资金。秀才或童生自办的私塾，称为“设帐”，这些私塾或设在家里或设在村里的庙堂里，有的一村一个，有的数村一个，富户多是一家便设一个私塾。各县都有私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渭源有30余所私塾，每年二月二日开学，麦黄时放学，七月七日开学，腊月初八放学。先生可因材施教，没有留级和升级之说。先生的报酬称为束惰，对童生来说称为学课，由童生承担。束惰没有统一规定，根据各地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来看，一名在私塾就读的童生每年需交纳三四斗小麦，最多可达到一石左右。乡村集资筹办的私塾，束惰由乡村学董和先生共同商定，一年给先生支付约十石左右的小麦。民国以后，学课多为白洋，10岁以下的童蒙生月交学课是白洋1元。上私塾的生员除了交纳麦钱，在每年的端午和中秋还要给先生送节礼。
在乡村担任私塾的先生，其收人可以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在地方上算是中等户，或中上户，很少成为地方上的富裕户的。私塾先生从社会阶层来看，仍然是社会的劳动者。私塾的教育方式主要是诵读和仿格，教授的内容是童蒙识字课本和儒家简易读本，如《千字文》、《百家姓》、《幼学启蒙》、《幼学琼林》、《三字经》等。习字多在砖头上练习，每人怀抱砖头，蘸水写字。私塾没有规定的学制，一般童生在私塾的学习时间为三四年或五六年不等。
少数民族的教育多为宗教教育，相关内容见“宗教信仰”一章。
二、近代教育
清末新政以后，近代教育萌芽。当时，由于社会的变革，传统教育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革新教育成为众望所归。近代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目的等许多方面都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从萌芽到起步，经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下面以时间为线索来看甘肃近代教育从萌芽到起步的历程，期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近代教育的萌芽时期，时间是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以前。光绪之季，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谕令各省创办大学堂，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州）设小学堂。翌年，甘肃省在原兰山书院址暂设甘肃大学堂。以后各府厅州县相继设立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或两等小学堂。以后，各府的书院大多数相继改建为各府的中学堂，而各地原来的社学、义学改建为小学堂。清廷在推行近代学堂教育的同时，下令停止了科举考试，至此，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宣告结束。为了加强对近代新式学堂的管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调整和变革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以期望适应近代学堂教育发展的需要。政府设立学部，省设学务处，置提学使；各厅州县设劝学所，置劝学总董，后改为劝学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