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见首不见尾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这深情的词句，使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龙，这种神奇的灵物以其变化莫测的形象在中国大地上盘旋飞舞，在天空中喷云吐雨，在江湖中兴风作浪。历代帝王年年岁岁都要向着无限苍穹中的幻影顶礼膜拜，一切文学艺术都不断为它献上虔诚的祭品。可是，当代世界，谁曾见过一条龙?千古神州，谁又曾目睹过真正的龙?
龙，实在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谜之—。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种描写，给永远也见不到龙的人们增加了更多神秘感。
关于龙的起源，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进行过考证。今天，人们最终得到了一种比较一致的结论：龙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它是许多种动物图腾的综合体。做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龙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浓缩着、沉积着原始社会晚期到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乃至最后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既然追溯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问题的答案似乎有了眉目。那末，龙究竟是什么图腾?或从哪几种图腾中产生的呢?
盘龙圈有的考古学家认为，龙是一种对于爬行动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延续和发展，最早的龙就是有角的蛇；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除了龙身可能与蛇有关外，龙首形象的形成，最先可能同猪这种与人类日常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人们最熟悉的动物有关；也有的同志指出，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蜥蝎，新石器时代一些陶器上有这种动物逼真的浮雕；还有的人则认为，龙身来源于蛇，龙首则来自马首和牛首；有的民族学家说，最早的龙应该是鳄鱼而不是蛇，传说时代的“豢龙”，就是古代人工驯养的鳄鱼；更多的同志根据今天所见到的“龙”的形象，同意闻一多先生早年的分析：龙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只脚，马的鬃毛，鬣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凡此种种，都有一些根据，但包含更多的无疑是推测。
近年采的考古发现，为探索龙的起源提供了一些材料，其中主要有：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层中蚌壳摆出的龙；山西襄汾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河南僵师二里头商代以前的龙纹陶片；内蒙古昭乌达盟傲汉旗大甸子商文化出土的龙纹彩陶盆；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等等。其中濮阳仰韶文化层中的蚌龙，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了，即产生于原始社会之末、夏王朝诞生之前。由此可见，龙起源于原始社会已确凿无疑。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龙的形象，大体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在先秦时代，龙经历了无数次人为的装饰。根据考古发现，我们似乎有理由确认龙的主体是蛇。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蛇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遍布黄河中下游流域和大江南北。蛇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一种动物图腾，在许多遗址的陶器上都有描绘和刻画。
我们还看到，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盘古氏、女娲氏及三皇五帝，《山海经》中的共工、相柳、贰负，《竹书纪年》中属于伏羲氏系统的长龙氏、潜龙氏、屠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这一大群人首蛇身或披鳞长角的龙蛇，无不和古老的氏族部落图腾崇拜有密切联系。至汉代，大量画像石、画像砖和绢帛画上表现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有人认为是龙的起源的一种象征。实际上，至春秋时代，或至屈原在《楚辞·天问》中最先描述女娲之前，龙的基本形象已经形成了。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可能继承了龙的某些传统，但并没有进一步丰富龙的形象。
迄今为止，关于龙的起源在学术界仍然有许多种意见。众说纷纭，既难统一，争论也不容易继续下去了。现在，人们都寄希望于田野考古新发现。因为，在没有文献纪录的原始社会中，对某种传说中事物的验证唯有借助于考古发现来推断。
梦中的女神风情万种
龙飞风舞，是典型的代表中华文化的象征。尽管龙和凤在客观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它们是先民们幻想的产物，但龙和风却又确实有着现实的依据。它们是现实中某些形态的升华。那么，凤凰的原型是什么呢?
有的说是鸵鸟，有的说是极乐鸟，有的说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巨鸟。但是，鸵鸟之类，我国没有，也就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凤凰的原型。某种早已灭绝的巨鸟，也语焉不详，不足为据。另有一种意见为比较多的人接受，认为凤凰的原型是孔雀，其主要依据是凤凰和孔雀在形态上比较相似。
但是，最近有人提出凤凰的原型不是孔雀。理由有二。一、综观有关孔雀的资料，没有一条是来自先秦的，最早记载孔雀的是秦汉典籍。这表明，在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没有孔雀。否则，活动于那一带的先秦文人，绝不会不记下珍奇的孔雀一鳞半爪的。只有当秦汉势力扩展到盛产孔雀的云南等地，孔雀才开始输入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所见所闻。于是，在民间文艺里，在文人著作里，才有孔雀的出现。这样，黄河流域的上古人民所创作的凤凰，当然就不会以他们从未见过、听过的孔雀为原型。二、从形状看，两者也有差别，孔雀最显著的特点，是长大、华美的尾羽；可凤凰的尾羽，从原始陶器到今天的工艺品上所表现的形态，绝大多数是修长、雅丽的，并不同于孔雀。尽管孔雀与凤凰在某些方面相类似，古人却极少说凤凰象孔雀。
既然凤凰的原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又是什么呢?于是有人提出，凤凰的原型主要是雉类(即俗称的山鸡、野鸡、锦鸡)，“凤凰以雉类为主体，融合了鹰等许多种鸟的典型形象，是以雉类为代表的艺术结晶。”论者提出，凤凰与雉类在形貌上十分相近，凤凰的羽毛五彩斑斓：“凤之象也，五色备举。”(《说文》)雉类也如此：“丰采毛之美丽兮有五色之名晕。”(《文选·射雉赋》)雉类首如鸡，颈如蛇，凤凰也同样：“凤，鸡头，……蛇颈。”(《广雅》)尤其是凤凰与雉类的尾羽，均修长而雅丽。战国时楚国的一幅帛画描绘有一只凤凰，其整个体态宛如雉类。(见《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卜辞中的一些象形“凤”字，也与雉类相近。唯其如此，所以《山海经》：“说有鸟焉，其状如晕，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西山经》)按鸾鸟，一说是凤凰的别名：“有五采鸟之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山海经·大荒石经》)一说是凤凰的左右：“鸾鸟者，……凤凰之佐。”(《后汉书·孝章帝纪》章怀太子注引《瑞应图》)说法虽不一，但反正是凤凰织属。
持这种意见的还认为，上古神话的艺术形象，不仅其形状如其原型，而且原型的性质往往决定着其艺术形象的性质。凤凰与雉类的关系正体现了这种情形。雉类善良，无损于人，对人还有许多好处。雉肉是一种佳肴，被视为君王的贵重食品之一，或当作待客的山珍。雉羽是华丽的装饰品，整只雉更是赠人的厚重礼物。人们尊雉为吉祥之鸟。雉类的这种票性，为上古人民所看重、所采撷，融化到凤凰的形象里，凤凰遂以祥鸟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凤凰……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凤凰还有一个很多学者所忽略的特点，那便是异常强大有力。古人描述凤凰的形态是“其翼若干”(《荀子·解蔽》引逸诗)，“戴盾”(《山海经·海内西经》)，“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同上)，显得极其英武。因而，在上古人民的幻想中，凤凰又是一位强劲有力的保护神，是威猛而大有利于人的火的化身：“凤凰，火精，生丹穴。”(《引演图》)人们常祈求凤凰运用神力，打击害人的凶神恶煞。凤凰的这一特性，和雉类密切相关。雄雉勇于搏斗，顽强果敢，所以武官侠士多喜欢用雉尾饰冠。而且古人还以为雉也是火精：“火离为雉”(《太平御览·禽兽部》)。雉类还以良好的两性关系引起人们的赞赏。雄雉向雌雉求“爱”的情景相当热烈，如《诗·小雅·小弁》所描述的“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雉类常常偶居，形影不离。因此，古人的爱情诗，常有以雉比兴的。与此相关，古代妇人就爱好用雉类作装饰，有用雉羽饰车舆的；有在衣服上画雉的；有冠土雕镂着雉形的；其中寓含着对幸福婚姻的憧憬。这种情况，折射到凤凰那里，它便又富有忠于美好爱情的性格了。于是“凤侣鸾俦”一词意味着最好的姻缘，“凤求凰”一语代表着热烈的求爱。妇女们极其喜爱凤冠、凤簪、凤钗、凤衣、凤鞋、凤镜之类，都是满含着对美好爱情的热望。
论者在提出凤凰的原型主要是雉类的同时，还指出凤凰从其它鸟的身上也汲取了一些营养，如鹰类、鸿类；而鹳、鸳、燕等，也可能都向凤凰贡献过若干素材。
凤凰的原型主要来自于雉类吗?看来也还不能成为定论。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努力。
寻根寻到帝王家
长久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关于炎帝与神农氏、烈山氏等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的问题，看法极不一致。徐旭生认为炎帝并非神农氏，更不是蚩尤。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神农氏究竟指人，还是指时代，说不清楚。并说“神农一名可以有五个不同的解释，据《吕氏春秋·夏纪》的说法，它不过是主稼穑的神祗或主农事的官员；据《庄子·盗跖篇》的说法，它可以为指时代的称号；据《战国·秦策》及他书的说法，它可解释为氏族的名称；据庄子受学于老龙吉的说法，它又必须为个人的名字。”还说：“到三国时谯周仍以神农与炎帝为二人”，“谯氏的史识优于他的同时人皇甫谧。他在三世时仍能主张神农、炎帝非一人，在当时可谓特识”。徐老不仅同意炎帝与神农决非一人的看法，还进而提出“在农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把土神叫做神农也许是此词最初的意思，此后才用它表明时代，或把农业特别发达的氏族叫作神农”的主张。陈元德等人与上述看法完全相反，认为炎帝系“苗族之酋长，发明农业，而处于神州(中国古时名曰赤县神州)，故又名神农氏。炎帝、神农氏、蚩尤实为一人。”(引自《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书)还有一种较常见的看法，即炎帝、神农氏实为一人。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史记·五帝本纪》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以及《淮南子·时则训》注“赤帝、炎帝，号为神农”等记载。因而，“炎帝神农”称谓，在文学作品，以及教科书中随处可见。
其次，围绕炎帝属何氏族集团的问题，也有不少争议。由于人们在炎帝生卒地问题上有分歧，加之其他因素影响，长期以来，炎帝究竟属何氏族集团，一直是我国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主张炎帝降生陕西宝鸡的徐旭生等，认为炎帝是华夏族的一支，徐老说“炎帝民族或部落属于华夏族，内中有一个氏族叫作少典。它与有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区域大约在今甘肃、陕西省交界的黄土高原上或它的附近。从这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就叫作黄帝氏族；另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对于蒙文通、傅斯年、陈元德等关于炎帝属南方江汉氏族(即苗蛮集团)的说法，徐老一直持否定态度，并明确指出“这全是受大一统观念的蔽塞，遂以为有相似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其实炎帝绝不是神农，封神书中说的很清楚。”(引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帝”说中何以没有炎帝。根据有关史料介绍，战国年间，即出现“五帝”的说法并分三种情况。春秋年间处于东方氏族集团的齐、鲁学者认为：“五帝”包括黄帝、颛顼、喾、尧、舜。这个看法多记载在《世本·五帝谱》、《大戴礼·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之中。二是处于我国西方华夏集团的先秦知识分子，多数认为“五帝”系指黄帝、炎帝、少嗥、太嗥、尧。记载在《易·系辞下》等史料中的这个看法，反映了战国吕不韦门客的主张。从当时的宗教和政治角度讲，崇奉炎、黄帝及少、太皞帝已经尽够，然而由于当时五行说的兴盛，吕氏门徒抱着“帝不足五，使命就不算完成”的决心，结果无舜入帝，形成另一种“五帝说”，这样，炎帝有幸进入五帝之列。再一种情况就是《帝王世纪》中主张的，“五帝”即少昊、颛顼(高阳)、高幸、尧、舜。在这三种说法中，炎帝只在西方华夏集团知识分子笔下出现一次。司马迁写《史记》时，在《五帝本纪》中曾数次提及炎帝，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并指出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似乎司马迁对炎帝的情况是清楚的，然而不知何故，《史记》中的五帝偏偏不包括炎帝。
除这些问题外，围绕炎帝还有一些争论，如历史上是否真有炎帝其人，以及炎帝在我国古农业起源发展中的作用、地位等，都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毋庸讳言，这些争论涉及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的历史，搞清楚难度较大，涉及问题较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不能在历史悬案面前裹足不前，让这个亿万群众关注的问题，永远处于诸说各异、公讼未决的状态。我们热切期望我国史学工作者，努力奋进，积极工作，使这个关系中华民族荣辱的千古之谜，早日有了完满、科学的回答，这不论对前人后人，今天明天都是必要的。
无职无权者不许取名!
汉高祖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楚汉战争时期，娄敬能言善辩，心思缜密，为刘邦出了不少力。在刘邦夺得江山后，与朝臣们商议建都大事，大臣们多是东方人，都建议刘邦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建议刘邦要以江山为重，应建都长安，以扼天下形势之咽喉，刘邦知道娄敬所言正确，便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建都长安，而且还要赏赐一片公心的娄敬。当刘邦笑着问娄敬想要什么赐物时，娄敬曰：“臣欲刘姓。”刘邦龙颜大悦，特赐娄敬改姓刘，改名刘敬，刘敬亦大喜。
清代《百家姓》姓氏是人的血统渊源的标志，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制传统，决定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血统特别看重，上边的故事中娄敬宁可不要千金赐物，也要一个皇室姓氏，也说明了娄敬把姓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的姓氏繁多，仅《百家姓》已不足包容所有了。那么，这么多的姓氏，是从何而来呢?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书籍中，自黄帝时期便有了姓氏的记载。而研究姓氏学问的著作也很多，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姓氏的来源归纳了三十二类之众。
姓名由两部分组成，姓在前，名在后。姓有单姓、复姓之分；名则为一字或两字即可。姓一般随父，名则可任意取。人一出生就取名，然后将其姓名注册在户籍上，如同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顺理成章，成为“例行公事”。
然而，在古代的中国，这个简单的姓名就复杂多了，严肃多了，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与社会的等级结构紧密关联，突出地表现着门第观念、宗法观念。姓不能随意姓，名也不能随意取。甚至出现了“有姓有名”，“有氏有名”，“有名无氏”，“无姓有名”，“有姓无名”，“数字为名”的奇怪的现象。
古代，姓是一种族号。它是血统的标志，家族的徽章。有姓的人，都是贵族。
它是怎样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