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称霸的历程，充满了可笑的婚姻关系。两国统治集团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互相联合，互相利用，彼此通婚，结成关系密切的亲家。而实质上亲家之间钩心斗角，争夺精权，兵戎相见。似乎“秦晋之好”这段“佳话”更适合用“秦晋之争”来代替。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存在
汉武帝在位时，有两个人是他思想上的玩伴，一个是东方朔，一个就是董仲舒。前者为武帝调剂平时的生活，依靠一张绝世辩嘴常弄得武帝哭笑不得；后者则是凭借一套强有力的儒家大一统理论，满足了汉武帝一统天下的野心，于是武帝掀起了一场“罢漪百家，独尊儒术”的风潮，也由此奠定了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2000年之久的基础。单凭历史贡献这点，就决定了不管东方朔的才情是否高于董仲舒，注定了他无法像董仲舒一样名垂千古。
“独尊儒术”在汉以前是行不通的，因为周分天下，礼学崩溃，百家学说兴起，阴阳、儒、墨、名、法、道等诸家学说各有市场，特别是法家和道家，越到战国末年越是蓬勃。汉初时，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国家生产，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自然思想上遵循的便是黄老学说。这种政治、经济、思想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登基，但随着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已经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宣传一统观念的思想去潜移默化影响世人。就在这时，董仲舒出现了。
董仲舒虽为一介书生，但却从汉武帝甄选人才的考场上脱颖而出，凭借的就是如下的这套理论：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只有尊孔子之术，勿使其他道学并进，才可一统。董仲舒的一番言论就是让武帝薄儒术一道，保证思想上的统一，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
这番言论深受武帝的推崇。在武帝看来，秦王朝独尊法家学术，虽然严厉有效，却不适合汉朝应用，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他所面临的形势相适应。就这样，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跃成为主流一识形态。
然而，汉武帝所尊儒术，就是真正的儒术了吗？孔子在确立儒家思想时，本是反对绝对君权的，但董仲舒等儒生的观念却是服务于绝对君权，他们将“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这类观点重新加入儒家思想，将变形了的儒学送给统治者，统治者则顺理成章地利用其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武帝虽然没有采纳法家学术观点治国，实则国家行使的立法、司法、刑法权无一不是遵循法家原则。国家看似实行“内圣外王”的文化政策，但时时刻刻不忘专制、缴赋、酷刑。
除此之外，汉武帝到了晚年昏聩至极，将儒、法抛诸脑后，一心玩转黄老之术。他笃信方士、巫术，曾一度打算乘舟过海去寻神仙，到全国各地追访高人，寻求长寿药。怕死是人性的本能，何况汉武帝还未享受够至高无上的奢华生活，长生不老是他急求的。他曾经在宫中铸造了一个巨型铜像，高二十丈，用手托盘承接晨露，再用露水搭配药物每天饮用，以求延年益寿。
皇帝发疯，臣子、妃缤也跟着荒唐。据说迷信巫术在当时已形成一种时尚潮流，街市上、皇宫里，到处聚集着方士和神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对此追捧之至，社会各界广泛拥护。后宫女巫横行，向寂寞的嫔妃传授排挤他人、驭夫秘诀等厌胜之术。在宫里，纸人、草人、木偶、铜像藏在各个角落，据说用这些东西诅咒人，可以使被诅咒者神志不清，巅狂失控，不明不白的死去。不管巫蛊之术是否为真，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完全不顾儒学思想，一门心思带领全国走向求仙问道的路上。
由此可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皇帝玩的一场政治游戏，表面上道貌岸然地安抚天下，实则暗中以专制权术操控、愚弄世人。汉武帝是如此，以后的帝王也是如此。
●西汉巫蛊连环案之谜
西汉巫蛊连环案，诱因是汉武帝沉迷黄老巫蛊之术，引发了妃嫔之间的斗争，但牵涉进来却不是后宫那样简单，而是整个朝廷势力的斗争，最终引发了“太子谋反”的惊天大冤案，导致汉武帝晚年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后悔与沉痛中死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大半生所行功德可抵黜武之过，然而一个小小的巫蛊之术，却令武帝千古功名毁于一旦，难道巫蛊之术竟可怕如斯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应当是人心才对。
巫蛊连环案的事情起因源于汉武帝的一场幻觉。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三月赵敬肃王彭祖去世，夏季又逢大旱，宫外尚未安定下来，内宫就出现了妃嫔以巫蛊互相攻击的事件。本来妃嫔用厌胜之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武帝也未放在心上，哪知道妃嫔们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变成了泼妇骂街，互相诬陷对方用巫术诅咒皇上。汉武帝见状心烦得很，一怒之下处死了大量宫人和一些外戚臣子。但他总是梦见有人在用木人诅咒他，一时间寝食难安。有一天他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仿佛看到有一个男子带剑走进中龙华门，本来应该有重兵把守的中龙华门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
汉武帝心道那男子莫非是来刺杀自己的不成，于是大声叫喊，哪知道男子扔下剑隐遁而去。吓出一身冷汗的汉武帝大叫侍卫护驾，并派人到皇宫内翻查，却一无所获。其实武帝一生杀人诸多，很可能因为心中有鬼，产生了有人欲找自己报仇的幻觉。但彻查的结果让他非常失望和生气，不但没有找到刺客，反而在后宫和京城各家百姓当中翻出大量的木偶和咒符。武帝暗道难怪寻不到刺客，原来分明是有人用巫术制造神魔来刺杀自己，此事不查不行。于是，“巫蛊案”就这样掀开帷幕。
君主身边最不乏的就是小人，“巫蛊案”本来可以很快地过去，但是有人却诬告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施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所以汉武帝与公孙贺关系素来亲密，公孙敬声也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太仆一职，负责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可是偏偏公孙敬声不争气，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收受贿赂，结果被关了起来，公孙贺于是抓了到处劫富济贫的阳陵侠客朱安世，想要借此立功，帮儿子将功赎罪。
朱安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就托人上书汉武帝，称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遣巫师在天子所驰的马路上埋木偶人诅咒天子。天子马路本来就是公孙敬声的管辖范围，朱安世这一告发有理有据，汉武帝立刻相信此事，就这么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了当时著名的酷吏杜周查办。杜周公报私仇，不但杀了公孙贺父子，还将阳石公主和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的诸邑公主一起杀了，只因诸邑公主与卫子夫弟弟卫青之子卫伉是表亲，而卫伉与杜周结了怨。
虽然死了一群人，但汉武帝老来竟然多疑，还是认为有人想要害自己，于是将“巫蛊案”交给了自己的宠臣江充查办。江充是个靠裙带关系和故意装出来的“公正无私”而取信武帝的人，所以巫蛊案由他来做武帝相当放心，没想到江充却将个人恩怨融入到查案当中。在后宫和朝廷之中，他最想扳倒的人就是太子刘据，因为他曾经抓了刘据的亲信，刘据向江充百般求情，江充却一意孤行，结果因此得罪了刘据。其实刘据对此事早已经忘到脑后，他也并不是记仇的人，但江充小人之心却不这样认为，只想着借巫蛊案诬陷太子和皇后卫子夫。不过汉武帝对刘据疼爱至极，江充几次搞鬼都没有成功陷害刘据，倒是刘据看出江充的歹心，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杀了江充一干人等。
已经深居简出、在长安城外甘泉宫养生的汉武帝不明事理，只知道太子杀了自己的近臣。恰在此时有人在武帝耳边不断吹风，说太子想要谋反。一开始武帝并不相信，便派了侍从去长安城探听情况。侍从到城外转了一圈，发现守备森严，没敢进城，转身便跑回甘泉宫禀告武帝，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或许是刘据倒霉，也可以说是汉武帝昏聩，就这样听信了小人之言，相信自己的儿子有谋反之心，于是向丞相刘屈牦发布敕令：立即发兵出击，对造反者一律杀无赦。刘屈牦本来无心害太子，无奈天子之命不能违抗，便派兵攻打长安城。
刘据根本没有造反之心，所以哪里有重兵抵抗宰相的军队，只得发动百姓死守长安。但百姓只知道“太子造反”之事大逆不道，所以刘据大失人心，最后兵败如山倒，逃离了长安，没过多久便被找到，而那时的刘据已经自缢而死，其母卫子夫早在他之前已经上吊自尽。
一年以后，汉武帝才查清楚原来是奸臣搞鬼，害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太子，除了为太子平反、追封刘据，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
小小的一桩巫蛊案，在皇帝的疑神疑鬼和小人的借机发挥下，在汉王朝的宫廷内外掀起了长达数年的血雨腥风，其实到头来却发现都是误会一场，但却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只能说，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
●曹操缘何对文人既笼络又打压
东汉末年的文士祢衡，是一个狂傲之人，虽然有几分才学，但性格极端，平素最喜好讽刺别人，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因而得罪了不少人，这其中就包括素来以“爱才任贤”著称的曹操。曹操善笼络人心的手段早已闻名，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多数都是在他“甜言蜜语的交心”中笼络而来，祢衡却不是，后者完全是由孔融的推荐，才走到了曹操的面前。
时值曹操与袁绍争夺北方各地，孔融给曹操出了主意，欲与袁绍争锋，必须要扫除南方的障碍，也就是刘表、张绣和孙策，手段则是招安。曹操本想让孔融去办招安的事情，但孔融推荐了他的朋友祢衡。曹操素来爱才，也知道祢衡有些能耐，于是召见了祢衡。谁知道祢衡一见曹操，遂将曹操和其手下的能臣将相批评一通。
曹操一向对天下人摆出爱才的面孔，自然不能因为恼怒祢衡而杀了他，为自己招来恶名声，于是就用了一招“借刀杀人”法，将祢衡送到刘表那里。据说后来祢衡因为刁嘴惹火，先后得罪刘表和江夏的黄祖，最终被黄祖一刀劈成了两半。
祢衡的死虽不是曹操所为，但却与曹操大有关系。而像是祢衡这类多少有些狂病的文人到了曹操身边，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下场。例如杨修就是典型的一例，曹操明知道此人聪明异常，对自己来说大有用处，但是因为杨修常常自作聪明，又搅和到曹丕、曹植之争当中，最终被曹操除去。再如像孔融这类比较耿直的人，在曹操面前直言敢谏，曹操虽然欢喜，但也因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不得不除掉孔融。
爱才若斯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掉这些他千辛万苦笼络过来的文人呢？说白了也就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一直以来，曹操都会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不管对方对他如何，他都不遗余力地讨好对方，将之尽可能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这是曹操的用人机制。例如陈琳曾写了一篇文章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甚至牵涉到了曹操的祖宗，可是曹操依然因为爱怜其才情，重用于他，还时常与陈琳进行文学交流。
这样的曹操，并不像是屠杀文人的基徒。然我们要看到，曹操所杀之人，其实不是政见上与曹操相左，动摇了曹操控制刘氏的基础，便是参与到了曹操的家业斗争当中。比如崔琰，此人阳奉阴违，表面上在曹操手底下做事，但却有反意，对曹操甚为不满，不但低毁曹操，还结党说曹操有颠覆汉室的野心。
曹操之心如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崔琰却不知好歹将此事挑了起来，触了曹操的逆鳞，曹操如何能饶他。所以说，崔琰之死“死有余辜”。
本身作为一名文武双全的人，曹操深知“唯才是举”，重用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况且他喜好文学，也是文化上的名人，对文人的喜爱更是发自内心的。但作为一个野心十足的统治者，曹操要实现“以曹代刘”的计划，就必须要以“铁血政策”对待那些违背他意志、且不识时务的文人。这就叫杀一儆百，以正视听。
●谁主导了八王之乱
自东汉末年各路枭雄并起，中国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时三百多年之久。虽然这三百多年比之中华历史十分之一还不到，但所上演的五花八门剧目却足以抵过数千年岁月呈现的景致，尤以两晋时期的内乱最叫人匪夷所思。
两晋是一个充满外戚、宦官、后宫乱政的时代，是一个内乱颇出、阴谋四起的时代，例如西晋八王之乱，其前因后果能最恰当地将这个混乱时代的弊端展现给世人。
“八王之乱”所指的八王，是晋室的八个宗亲：包括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作乱的原因，其实就是普通的王室为了争权夺利而引发，不过这其中牵涉的不仅仅是宗亲，还有后宫与外戚之争。
从源头追溯“八王之乱”的因由，就必须要说到皇后贾南风和外戚杨骏二人。
晋武帝重病之时下诏，依托汝南王司马亮及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共同辅政即位的晋惠帝。但是杨骏却排挤司马亮，单独辅佐接近于白痴的晋惠帝，一统大权。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个野心极重的女人，想要控制自己的愚蠢丈夫，借此把持朝政，于是杨骏就成了贾南风最大的敌人。
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必然交给杨骏过目，再下发执行。为了防止贾南风碍自己权，杨骏任命了自己的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满。贾南风立刻借此机会说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请二人带兵入京，讨伐杨骏。杨骏素来畏俱楚王司马玮，一时间未敢动手，贾南风却借此制造杨骏谋反的舆论。杨骏见状不妙，本想逃跑，没想到被司马玮所杀。
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很显然，贾南风并未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竟然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司马玮以为除掉了对手，就能和贾南风联手控制朝政，却不知道“卸磨杀驴”的道理，贾南风很快便将矛头指向了司马玮，令人拟定一份司马玮手笔的假诏书给司马玮的下属将领，使得将领们纷纷放下武器归顺皇室。司马玮没了军事实力可依仗，只得乖乖就擒。
贾南风执政后，于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废了太子遹，第二年将其赐死，由于皇室缺少了正统继承人，八王其他诸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同起兵杀了贾南风。永宁元年（301年），赵王伦废惠帝自立，帝位没有坐稳，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就造反，将惠帝又推上台，并且杀了司马伦。隔年，河间王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但被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抢先一步杀了司马冏，夺得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