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后周得知辽国与北汉联军南下攻打后周之时，满朝文武，无不慌乱。宰相范质请赵匡胤出征之时，赵匡胤却以兵少将寡为借口推脱，最后范质只得把朝廷最高兵权交赵匡胤，赵匡胤手中几乎掌握了后周全部兵马。
第二，据《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陈桥兵变不会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赵匡胤大军离开后不久，后周京城谣言四起，说赵匡胤才是真命天子。谣言的力量不可小觑，在后周世宗在位之时，赵匡胤就曾利用谣言，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这次故技重施，使得后周朝廷文武百官慌作一团。这也赵匡胤的杰作，就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同时也使得自己在军队之中更有声望。
第三，皇袍从何而来？古诗有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古代私藏皇袍是死罪，如果不是预先准备好，军中怎会临时有皇袍。
第四，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就马上班师回朝，可是他此次出征的目的是迎战汉辽联军，怎会如此轻易就回朝呢？“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史书中也既没有记载关于辽兵入侵的任何结果，又没有记载北宋出征的任何情况，这一场所谓的战争也奇迹般的消失在史册里。由此可以认定，汉辽入侵的军情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自立而谎报的。
第五，《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没有因为这欺君罔上，诛灭九族的大罪而感到惊慌，反而还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司马光《涑水纪闻》也记载，杜太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这个“大志”，应该就是做皇帝。
第六，由历史条件分析，后周皇帝年幼无知，根本没有能力带领部下一统江山。对于将士们来说，拼死拼活立了大功，又有谁知道呢？他们迫切需要推出一个有威望的人，而且是能够真切地体验到他们劳苦的人出来领带他们。赵匡胤显然是具备了条件：他是军人，能够体验将士们的劳苦；他有威望，能够使人信服；他掌握着禁军的领导权，手里有军队。
可以说，陈桥兵变并不是偶然，它既是赵匡胤故意为之，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杯酒释兵权”之谜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宋代王朝独具一格。宋朝改变了从秦汉以来以武治文的政治局面，以文治武。这里的以文治武，主要表现在对武将权力的制约上。所以在整个北宋乃至南宋王朝都很少禁军兵变这类事情。宋太祖赵匡胤在武将权力过渡上所做的成就，历代皇帝都不能望其项背。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深知兵权对国家的重要性。就像宰相赵普所说：“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治理办法也只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为了从那些与自己同甘共苦、出生人死的兄弟兼臣子手中和平拿回兵权，宋太祖想到一个妙招——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961年），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人入宫宴酒。酒酣之时，赵匡胤突然叹息着说：“朕的江山是靠你们打来的，可是这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大臣们听完急问为什么。赵匡胤又说：“哎！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听了，也明白了：皇帝是担心他们夺权篡位，暗示他们交出兵权。于是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说：“臣等愚昧，请陛下给一条明路吧！”赵匡胤从容不迫地给他们指出条明路：“人生好比白驹过隙，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纷纷离职，赵匡胤也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样用酒宴、金钱和婚姻和平地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千百年来，“杯酒释兵权”也作为典故被人们熟知。然而，有学者指出，“杯酒释兵权”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出自于后人的杜撰和演绎。其中以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的论证最为著名。
首先，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记载，北宋史书毫无说明，直到南宋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才记载，此事发生于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但是，这年六月，宋皇宫发生了一件大事，杜太后病逝。按照习俗，六月至七月应该是国丧期间，禁止饮酒作乐。那么作为孝子的宋太祖又怎会在皇宫之中宴请大臣呢？显然不可能。
此外，赵普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幕僚的角色。根据《谏水记闻》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事发生在赵普任宰相期间，但是赵普第一次出任宰相是在乾德二年（964年），而961年的赵普并未当上宰相。这也自相矛盾。
有人也对此提出反驳。据《宋史礼志》记载，皇太后死后，皇帝以日易月服丧，共25日。也就是国丧期从6月2日开始，至多至6月27日结束。到了七月，服丧期早已结束，皇帝宴请臣下也无可厚非。
顾吉辰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疑点，即从宋代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由北宋到南宋逐渐发展，由清粗略清楚。“杯酒释兵权”最早的记载是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的《谈录》，内容相当简单，提到了释兵权的问题，但对于酒宴只字未提。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笔录》也有所记载，虽然提到了宴酒的事情，但情节简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宋神宗时，司马光的《谏水记闻》就出现了现在所看到的详细生动、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但依然没有时间记载。直到南宋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才有了详细的时间记载。这样由粗到详的发展，极有可能是经过后人不断歪曲加工而形成的故事。
此外，这样一件国家大事，北宋官方文书却没有记载。后来人们关于此事的记载都来源于《谈录》、《笔录》、《谏水记闻》。
对此，反驳者认为《谈录》的历史价值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谈录》其实是由丁谓的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而刚正不阿的王曾所著的《笔录》更接近历史事实。
因此，“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宴酒、无时间记载到有宴酒、有时间记载的发展过程，这其中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夸张和渲染，但是释兵权的确存在。
●宋朝为何不养马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积极地把国家军事的统领之权收归皇帝所有，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因此而发生。上篇文章已经说过，“杯酒释兵权”有利于北宋国家政治统一、防止内乱，但是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战斗力。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这个原因当成了宋朝军事实力弱的主因。
是啊，儒弱的宋代王朝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政权时，总是不堪一击。但是，仔细分析宋代的历史和环境，会发现宋代不堪一击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宋朝没有大规模饲养战马，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可想而知，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上都对步兵形成了天然的优势。南方农耕民族的步兵在面对具有先天军事优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战团之时，几乎是不堪一击。既然骑兵具有如此大的作用，那么强敌环绕，渴望一统天下的宋朝为何不养马呢？
首先，宋朝国境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饲养战马，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饲养场地必须辽阔，需要大片的牧场供马生长繁衍。二是必须饲养体力较好的成年公马。三是饲养战马需要比较寒冷的气候。任何一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古代中国适合养马的主要地区有两个：西北和东北。汉唐两朝都曾在西北大规模饲养战马，因此汉对匈奴、唐对突厥的战役之中，中原王朝都能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对于主要领地在黄河以南的宋朝来说，气候湿润温暖，并不适合养马，国土境内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大片牧场饲养战马。真正适合养马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早已被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北宋王朝只有先夺回这两片地区才有可能建立大规模养马场。但是，军事实力弱的北宋王朝，没有骑兵军团的帮助，仅靠步兵又如何能赶走这些强悍的骑兵战团呢？
其次，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宋朝不能养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唐汉两朝的养马场地来说，宋王朝孤土之内并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然而实际上，靠近西北地区的甘肃东部地区和陕西大部地区，也是北宋的疆土。汉王朝就曾在这片地区养过马。关中平原这片地区在历史上占据了巨大的作用。许多王朝都曾在这片地区建都，最为著名的是汉唐长安城。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及其辐射之地，关中平原曾经的繁华富庶可想而知。可是繁华背后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活在这里的达官贵族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必然要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燃料和草料，这就造成了周边地区植被严重破坏。有消耗就有轴出，如此密集的人口消耗输出，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也逐渐降低。就像整个东北黑土地被消耗殆尽之后，黑土已无法再生一样，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恢复也相当困难。而且汉朝曾在这里大规模养马，养活一匹马相于养活6到7个人，投入和输出成正比，马的产出输出功率也是人的7倍。如此大的投入和产出，就给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表现在生态环境之上，就是大规模开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经过历代王朝建都的破坏，以及汉代养马的消耗，到宋朝时代，关中周边的植被破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无法容纳大面积养马的程度。
综上，宋朝之所以不养马既是由于北宋版图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地方，也是由于关中平原的养马潜力早已被历代王朝消耗利用殆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再适合养马。
●谁是蒙古征服史中最难啃的骨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军团曾横扫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可是，这么一支强悍的蒙古铁骑，在面对积贫积弱、偏安一方的南宋时，几乎束手无策。甚至，蒙古为了攻下南宋，在战争中还损失了两代汗王。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战斗主要有两条线路：南下和西征，南下征服中国广大地区，西征欧洲大陆。成吉思汗的南下计划中，他一直把金人当作自己强劲的对手，瞧不起身板柔弱的汉人，基至不把南宋放在眼里。但是，金人让成吉思汗失望了，中原骄逸的生活早已磨灭了女真人的斗志，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大汗不费吹灰之力就灭了金国。当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直入多瑙河沿岸之时，蒙古南下之军却遭遇了成吉思汗征战以来的最大困难——南宋大军。从此，南宋成为蒙古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
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南宋这样一个被成吉思汗从不放在眼里的国家及其军队，让成吉思汗统一中国的愿望整整搁浅了40年。这40年里，蒙古大军多次南下征宋，但是次次都无功而返。
公元1234年，窝阔台大汗灭金之后，蒙古大军北撤。南宋朝廷想趁机收复洛阳、汴梁、商丘三京，南宋大军开始北伐。蒙古为阻止南宋北伐，掘开了黄河大堤，水淹宋军，宋军大败。1235年，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的同时，也南下攻宋。蒙军分为东西两路进攻襄樊和四川，准备在长江集结，横渡长江。但是，南下的蒙古大军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南宋名将孟琪率军取得了江陵大捷，粉碎了蒙古军南渡的企图，这是蒙古对南宋征战的第一次失败。
从1235年到1241年的6年里，蒙宋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双方各有胜负，损失惨重。后来，杜杲、孟珙大败蒙古东路军，孟珙大败西路蒙古军，解除了蒙古大军对南宋的威胁，蒙古军因受到重创不得不撤退。第一次蒙宋战争以蒙古失败而告终。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之后，其子贵由继承汗位，期间也曾率军攻打四川，也是以失败告终。三年之后，贵由去世。1251年，成吉思汗孙子、拖雷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蒙哥在位期间，发动了蒙宋之间的第二次战争。蒙古大军为了避开长江天险，采取了迁回包围战术，兵分北、中、南三路大军：南路10万大军直取大理国，经广西，进入长沙；中路由蒙哥率领大军南下四川，进入重庆；北路由忽必烈率领，进入武汉。三路大军计划在武汉会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企图一举灭亡南宋。
但是战争没有如此简单。虽然南宋抗蒙名将孟珙、杜杲早已病逝，但是蒙古北路军和中路军仍然在武汉和合州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最后蒙哥大汗战死，蒙军撤退。蒙哥死后，蒙古内部陷入汗位之争，忽必烈也急于回国抢夺汗位。但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南宋权臣贾似道却背着朝廷前来议和，双方签订了议和协议，蒙军开始撤兵。1260年，蒙军全部撤回北方，蒙宋的第二次战争结束。蒙古此次南征，大汗战死，三路军也无功而返。
第二次蒙宋战争结束后的四年里，蒙古一直处于内乱之中，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展开了内战，也无暇南顾。1264年，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结束了蒙古四年的内乱。但是，在蒙古内乱如此好的契机面前，南宋朝廷并没有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反而军政更加腐败松弛，权臣当道，残害忠良。南宋四川守将刘整见同僚被害，愤而率其水师投降蒙古，这一支深得孟珙师传的水师，精悍无比，使蒙古实力大增，灭宋计划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