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似乎道出了枭雄的心愿，点破了曹操宁为儿子铺路也不愿自己称帝的决心。然其心中真实的想法，历千年涤荡仍扑朔迷离，但凭后人评述。
●华歆是奸臣吗
说到华歆，因为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的精彩片段，给世人留下了贪慕虚荣、为虎作伥的奸臣形象。然华歆真是为虎作伥的奸臣贼子吗？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于世，德行高低的标准本就尚无定论，见到片金拾起，遇到热闹观望，在今天看来可谓人之常情，实难因此而说华歆贪慕虚荣。
京剧《受禅台》中，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亡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一副奸臣模样。正是这副“盛势凌人、气焰嚣张”的奸邪模样，使得华歆被世人认定为助魏篡汉、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并未找到关于华歆如何逼献帝让位的记载，而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于此，岂不冤哉。
事实上，《三国志》注引华桥《谱叙》时说，华歆在曹丕受献帝禅位时，并非气焰嚣张，而是面露忧色。曹丕对此不满，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唯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什么呢？”陈群答曰：“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遂打消疑虑。
华歆归附曹操后，曾任议郎、尚书、侍中、尚书令，赤壁之战时任军师，曹丕即位后拜相国，一路官运亨通，并非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张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公元227年），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汉，华歆上疏坚决反对，并指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先治理好本国事务，“以征伐为后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舍本逐末。时值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年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自在礼品上做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华歆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官方面，都并非大奸大恶，一切骂名皆因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而易其主。史书《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中记载，皇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身逢乱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择木而栖。若有才不为国家所用，有力不救民于水火，只顾清高，明哲保身，又岂能为世人敬仰、万代流芳？
华歆本是一代名相、结果却落下一世骂名，实在是受文人杜撰所累，不可妄信之。
●“孔明”原来有两个
一千七百年前，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其过人的智慧、高尚的德行，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的尊敬与推崇。众人皆知诸葛亮字孔明，孰不知在那个群雄并起烽烟弥漫的三国时代，还有一位才德兼备的孔明——胡昭。
胡昭，字孔明，魏国颖川（今河南禹县）人，生于161年，卒于250年。胡昭幼读经史，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典史，善于书法。他师承大书法家刘德升，与钟繇齐名，不相伯仲，素有“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的美誉。更因弱冠之年就有绝世之才华而被世人称颂。
胡昭生逢乱世，却厌恶出仕为官，宁可隐居陆浑山中（今河南嵩县东北），在当地开馆办学，教授贫苦百姓读书识字，明辨是非。不仅使当地的教化之风得以改善，还以理相劝，帮助百姓解决械斗之争，使社会风气日渐好转。
胡昭的办学颇有成效，很多世家子弟都前来求学，其中就包括河南温县的世家大族子弟司马懿。胡昭看出司马懿聪慧过人，机智敏达，料定此人将来必成大器，于是竭尽所能，倾囊相授。胡昭对司马懿，不仅有传道授业之义，更有舍命相救之情。司马懿虽敏于学却傲为人，与他人结怨，遭人追杀。幸得胡昭历尽艰辛赶往劝说，司马懿才得以死里逃生。
胡昭志不在朝野，却生不逢时。时值东汉末年，权臣涉政，群雄并起。各路诸侯为了增强实力，争夺地盘，纷纷广发英雄帖，招揽人才。
求贤若渴的曹操得知胡昭是才德兼备之人，且在当地颇负盛名，于是多次派人诸胡昭人仕为官。胡昭不为所动。然曹操不厌其烦，屡次相邀，逼得胡昭无奈之下亲自前往拜见。即使直面当朝丞相，胡昭仍态度坚决，自言“一介村野民夫，无军国之用，早已习惯于躬耕樵读的田园生涯，做官入仕，非我辈所为，断不从命，还望丞相见谅，准许息隐山林”。曹操深知人各有趣不能强求，虽求贤若渴，也留不住拒他于千里之外的胡昭。
袁绍亦听闻胡昭才华盖世，韬略过人，不惜降尊纡贵，多次登门拜访，请胡昭出山，辅佐自己争霸天下。胡昭本就不齿于官场的争名逐利，更看透袁绍嫉贤妒能之心，对袁绍的邀请“坚辞不就”。为防袁绍设计加害，胡昭悄悄逃离冀州。几日之后，袁绍果然颁下缉拿令，然胡昭已遁入山林，得以逃过一劫。
胡昭对各路诸侯接连不断地辟召避之不及，才不得不迁居陆浑山中。其后迁至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居住，仍难免魏帝曹芳的“公车特招”。而胡昭正是在这一年病逝，终究没有入仕为官。
于是，悠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便只留下了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隐没了胡昭的“尺牍之迹，动见模楷”。
●诸葛亮为何难以入围千古名相之列
三国争雄的烽烟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似乎已将诸葛亮定位成了千古名相。然而，诸葛亮因其用人不善与谋略上的失败，在跻身名相行列的道路上艰难地徘徊……
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才智过人，工作勤恳，处事谨慎，“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致积劳成疾；每次出征必亲自领兵，对于军中、朝中一切事务都亲自打理。这不仅反映出其用人无方，更反映出其不善权谋。
凡事亲力亲为，并非为官之道。为官重在善用贤能，官阶越高，就越要学会宏观掌控全局，任用贤才扬其长补其短。诸葛亮给全国上下展示了一代忠臣鞠躬尽瘁的典范，却忘了为各方将领留下一展所长的空间与机会，忽略了将国运寄于一人之努力的危机，从而导致了蜀国的整体实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危难关头有才之士湮没于草莽的惨状。这便是诸葛亮不注重培养人才的后果，任其生前雄才大略，一旦英灵入土，曾经耗尽其心力的蜀国便陷入人才匮乏的危机而难以自拔。
1.用人不普，岂止痛失荆州、街亭
当年刘备打算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便留下关羽守荆州。可关羽为人骄傲，拒绝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结果导致了大意失荆州的悲剧。错用关羽守荆州，诸葛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对蜀汉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马谡“失街亭”，令人扼腕叹息的，不仅是街亭之失带给蜀汉的惨败，更是诸葛亮再一次用人不善的悲剧。刘备在世时就已看出马谡为人不踏实，也曾叮嘱诸葛亮“此人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仍需要好好观察”。刘备认识到马谡作为一个高级参谋是很合适的，但并不适合做一个将领。诸葛亮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也没有把刘备的叮嘱放在心上。街亭一役，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最终“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
2.谋略不当，耗尽心力泪满襟
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荆州、益州，相距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难以集中兵力上的优势。其结果，关羽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成功，关羽父子亦命丧孙权手中。由此，毛泽东评论蜀汉衰亡“其始误于隆中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不愧为忠臣的表率，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立下了英魂的丰碑。但他是否堪称“千古名相”，仍为历史与后人留下了不解的疑思……
●房玄龄稳居相位的玄机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一副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忧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了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秦王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镇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冯道为何能事四朝，相六帝
纵观中国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王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历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瀛洲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观其一生，处乱世而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俸事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三入中书，担任三公、三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三十一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政权和皇帝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瀛王。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四朝，相六帝？
1.为官不作为，圆滑应对
冯道为官，“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俸事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对于用兵之事，并无提出良方妙计。不仅不被怪罪，反而深得石敬瑭欢心。
2.处事不执著，见风使舵
冯道不执著于大德大义，在朝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恰如其分地见风转舵，依附于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己所能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憨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遂逃往卫州。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3.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
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
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优。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一概不受。
冯道不好女色，济世为怀。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资将她们赎回，寄于尼姑庵中，之后再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
忆起《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致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历经四朝淘洗，相位依旧，古今多少德义之争，皆付谈笑中。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稳定了暂时的局面，也为北宋之后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六字记之曰：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