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兰和我们成了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这种烟专为女士设计，一点儿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其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您就哪儿歇着去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却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乐意。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吧？而且这个行业吃的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儿，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己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佩服到五体投地。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着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因为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了周舟会是什么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儿了？”
“成都！”
“一个人？”
“嗯。”
“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
“她干吗要把我的号码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把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犹新，使我无法忘怀曾有的郁闷和由之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它们深藏在我的记忆中。
回到学校，我报了五门功课的补考，本以为自己是全系补考科目最多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班的一个同学居然报了九门。自从他上大学以来，每个学期都会出现不及格科目，每个学期都要参加补考，但每次补考依然不能通过。以此估量他的话，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将会带着取代了毕业证的二十多门考试不及格的记录离开学校。
补考报名的这一天，选课中心门口人头攒动，诸路英雄纷纷汇聚于此，踊跃报名，大显身手，此场景足以证明考试不及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
这次补考中，我完成预定目标，通过了五门考试中的三门，成功率百分之六十，比较令我满意。果不出所料，那个报了九门补考的同学依然一无所获，但他并未因此心情沮丧，他已经到了“债多了不愁，子多了不痒”的境界。
补考过后，我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学三年级。大三以后，基础课变成专业课，难度降低了许多。原来是一个系的三个班同在一间大教室上课，鱼龙混杂；现在改成每班独立门户，都是小班课，谁没来上课或谁趴在桌上睡觉，教师一目了然，像我这样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自然要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所以我会以零点八的概率出现在某些课的课堂上，余下时间被我用来睡觉、陪周舟和乐队排练。当然，即使去上课我不会把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浪费在听老师讲课上面，我通常利用这个机会抄需要交的作业，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我一本本地看书招致了同学们的好奇。每当我捧着一本小说倚在床头的时候，一些四处游荡的同学就会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在我告诉了他们书的名字后离去，长此以往。不知道他们乐此不疲地询问我在看什么书对他们有何意义，难道知道了我所看的书的名字就等于他们自己也把书读了一遍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太可笑了，我想他们甚至连书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为了避免这毫无意义的一问一答，我会主动把书皮展示给他们看，有人见我正在看《正义者》，就会自作聪明地说：“加缪，英格兰作家。”对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声来结束他在我身边的逗留。有的人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将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以每秒钟五十页的速度翻阅，然后再把书还给我。我不理解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对此我的办法是包一个书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书的封面被掩盖而对我所看的书失去兴趣，相反，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书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饭，当我回来的时候，见齐思新正在拆我的书皮，我问：“你丫干什么呢？”齐思新说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来包书皮的那张报纸，事后我也翻阅了那半张报纸，认为上面唯一能够引起齐思新兴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条豆腐块大小的广告：××医院性病、皮肤病专科门诊，中外专家全天二十四小时候诊，竭诚为您服务。因为齐思新问了我去永定门怎么坐车，而那家医院恰好坐落于此。我将书包上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保护，因为我的同学经常会随手抄起一本书，然后将烟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饭里的虫子等杂物留在上面。
看书并不能减轻我的苦闷，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我在大学里结识了许多酒友，他们是我通过不同途径在各种场合结识的，相识的那一刻，我们手里无不端着一啤酒，然后在说些称兄道弟的话后，将那啤酒一饮而尽，由此便结为朋友。此后，我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两次酒友们的聚会，无不大醉而归。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外面玩得汗流浃背地跑回家吃午饭，爸爸把我叫至饭桌前，端给我一个碗说：“喝点儿。”我双手接过那个碗，看见里面盛着深黄色的液体，一层白色泡浮于上面，晶莹剔透，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就捧着碗迫不及待地“咕咚”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肠道滑过，一股苦杏仁味刹那间传遍全身，我为此痛苦又后悔地紧闭双眼，爸爸夹了一筷子猪耳朵说：“吃口菜。”
妈妈在一旁数落着爸爸：“你又招孩子！”
那年盛夏中午发生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这种液体叫做“啤酒”。
后来我上了小学，经常看到一些人睡倒在路边或是被人搀扶着而嘴里却不知在胡言乱语什么，旁边过路的老人们会面带鄙视之色感叹道：“真没出息，喝这么多酒，都醉成什么样了！”
我却不认为那些喝醉的叔叔们没有出息，相反，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竟然敢喝那么苦的啤酒，而且都喝醉了，还口口声声地说：“我没事儿，再来一瓶！”
经过时间的洗涤和我在啤酒中的大浪淘沙，现在终于能够把啤酒的苦杏仁味当做醇香来品味，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学校附近有一家火锅城，里面的啤酒和白酒免费，但仅局限于“燕京”和“二锅头”，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满足。
那一次，我们为了庆祝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一周年又去那里撮饭，酒过三巡后，大家的脸上洋溢起兴奋和红润，嘴边还沾着涮肉的芝麻酱调料。杨阳带头唱起“七子之歌”，博得邻桌客人的热情掌声，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端着酒走过来，用很浓重的河南腔调说：“学生，你们真他妈的爱国，来，咱们共同举干一个。”
我们举起酒，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老板腆着肚子说：“爽快！”他看了一眼我们桌上的食物，说：“你们今天的账算在我身上。”
杨阳搂着老板脖子说：“那我们能再要几盘羊肉吗？”
老板说：“你们应该要点儿白菜、豆腐、粉丝，别总吃肉，对身体不好，瞧我。”说罢，他拍了拍自己隆起的肚子。
既然酒水是免费的，我们理所应当深深体会免费的含义，服务员应我们对啤酒连续不断的要求而频繁往返于吧台和我们的饭桌间，杨阳觉得不好意思，就对服务员说：“小姐，下次你别一瓶一瓶地上，直接拎十瓶过来吧。”
小姐面带不悦地拎来啤酒，放在桌子上问道：“都给您启开吗？”
“对，都启开。”杨阳说。
小姐费了半天劲才把啤酒一一启开，杨阳问道：“怎么是八瓶，我不是说十瓶吗？”小姐解释道：“怕您喝不了，不够我再给您拿。”
杨阳说：“你千万别担心喝不了，不就是十瓶啤酒吗！”
小姐悻悻地又拎来两瓶啤酒摆在杨阳面前，杨阳说：“谢谢，忙你的去吧，喝完了我再跟你要。”
我看到小姐听完这句话，差点儿在回去的路上把脚给崴了。
在喝掉这十瓶啤酒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当时我并未看到卫生间门口的男女标志，只是凭借失去理智的勇气推门而入，进去后，我在一个位于膝盖高度的位置看见一个铝锅大小的白色搪瓷器皿，上面印着“TOTO”字样，瓷盆里面除了有一粉一绿两个可爱的小圆球外，还堆积了许多烟头和卷曲的毛发，经过理性分析、逻推理，我得出结论：没有走错门。
方便过后，我看见器皿上方有一个不锈钢按钮，随手按了一下，一股水自上而下流出，宛如瀑布一般，着实吓了我一跳。我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股流水是为了什么，但此时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杨阳吵着喝完酒去洗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喝了十几瓶啤酒，齐思新建议改喝白的，我们又叫小姐拿来三瓶“二锅头”，大家酒兴甚浓。当我们一口便把一二锅头喝下去后，小姐赶忙跑来说：“这是白酒，不是雪碧。”
杨阳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一口一瓶，只是一一地喝。”
小姐哑然。
在后面的时间里，小姐的目光始终徘徊在我们这张桌子和墙壁上面挂着的“急救中心电话”的牌子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给周舟打个电话，可电话接通后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对周舟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周舟“嗯”了一声后，立即问道：“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我说：“没有。”
杨阳抢过手机对周舟说：“邱飞已经喝高了，但是我没事儿，我一定会把他给你弄回去的，放心好了。”说完，便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火锅城，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杨阳掏出手机看了看，对我说：“是周舟。”
我说：“给我，我接。”
杨阳置我于不顾，接通手机说：“周舟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正下台阶呢！”
此后，我便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据周舟描述说，当她听杨阳说我们正在下台阶时，就想到大事不好，因为火锅城根本没有台阶，我们一定是醉得厉害。于是，周舟用最短的时间赶到火锅城。
火锅城附近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上面有一座小桥，小桥旁边有许多台阶，连接着臭水沟的堤岸，周舟赶到时，看见我们正秩序井然地排起长队下台阶，准备去沟里洗澡，这就是杨阳在电话里对周舟提及的台阶。
周舟及时制止了事情的继续发展，她把我拉上来。我走上来的时候，已经站不稳脚，齐思新赶忙在后面架住我，这才使我没有躺到地上去。周舟扶着我胳膊，我一把搂过她，旁若无人地同她接吻。齐思新认真地看了会儿后，把头扭向一旁，他本想离开这里，但刚一松手，我又跟一堆泥似的瘫下来，他只得心如止水地继续搀扶着我。
此刻杨阳早已不省人事，他躺在马路边，双腿夹住一棵大树睡着了，从远处看去，那棵树就像是从他的大腿根部长出来的一样，蔚为壮观，叫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