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沈潅的有力支持，魏忠贤算是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但这种挫折对于极有流氓韧性的魏忠贤来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难关。试想一个为了前途可以自阉入宫的人，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强悍！于是，沈潅倒台没多久，魏忠贤便物色了两个新的帮手——顾秉谦和魏广微。紧接着，魏忠贤又有惊无险地将两人同时送入内阁，一举弥补了沈潅下台的损失，并以此为日后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由于魏忠贤的疯狂攻击，朝野间的政治版图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人虽然在表面上占据着有利位置，但在气势上却已经开始显出颓势。
在内阁中，虽然首辅叶向高、次辅韩圹都属于东林一脉，但由于有了顾秉谦和魏广微这二人的牵制，自然较往日难受了许多。在内阁之外，魏忠贤的触角并没有完全舒展，负责官员任用的左都御史赵南星（后改任吏部尚书）、李腾芳、陈于廷，负责科举选拔的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人都属于东林一脉。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孙居相、郑三俊、邹维涟等人也都在中央的各大部位担任着各种类型的职务。因此从表面上来说，东林党还具有相当的实力。
但让人泄气的是，东林党人这种表面性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力量，进而取得斗争优势。这种遗憾体现在三个方面，但究其根源却是相同的。
首先，作为东林党骨干的那些官员们，大都有着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有抱负、有理想，能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够。即便后来因为屡受打击有了一些认识，但却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及进攻手段。对于魏忠贤一伙近乎泼皮无赖的战法，东林党人一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一面又缺乏与之对应的有效手段，一根筋似的钻牛角尖是他们常犯的错误。这种看似勇猛顽强、坚忍不拔的斗争策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其次，作为典型的文人集团，东林党人对于政治总是充满乌托邦似的幻想，甚至有些孩子气。一到斗争的紧要时刻，他们总是希望圣明的皇帝能清澈明悟，公正地判断是非，因此上疏进谏是他们传统的攻击策略。而这种办法需要有极好的外部条件才有可能奏效：一是作为元首的皇帝确实明察秋毫，二是朝野之间利于己方的舆论要足够强大。但事实上，在天启年间，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具备。首先，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基本是一个木匠，头脑再灵活也不会用到问政上。其次，在当时的朝廷之中，魏忠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想要发起一边倒式的舆论狂潮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此时圣旨的传达要经过魏忠贤所领导的司礼监，因此这圣旨到底是谁的意思已经很难说清。由此看东林党人死抱着上疏这一招不放，确实是有些迂腐和幼稚，其经常性的失败也在所难免。除此之外，东林党人的幼稚病还体现在他们面对失败时的态度上。往往只要努力泡汤，他们就会采取辞职的手段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之前所述的吏部尚书孙慎行和若干年后的一代大儒刘宗周。这种孩子式的意气于事无补不说，还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别是此时他们还要面对魏忠贤这样的超级对手，辞职抗议简直就是在帮魏忠贤清除异己。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东林党在团结朝野力量这点上也做得很不够。作为有着很高道德标准的一群文化精英，东林党人对一切他们认为人品不端的官员统统嗤之以鼻、肆意攻击。这种做法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愚蠢的。首先在当时的明朝官场中，大多数官员都很难用好坏、清浊来形容，甚至后来颇具声誉的东林巨子钱谦益罢官之后，在老家也是大屋良田、逍遥快活。在这种官场风气下，东林党人以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无疑等同于给自己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因为毕竟对于很多官员来说，虽然他们有些污点，但骨子里却未必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些人影响好了就是治国能臣，影响坏了，也就成了误国的奸佞，善恶之于他们往往就在一线之间。如果东林党人能够灵活处理，那么这一批人是可以全力争取的力量。但事实却绝非如此，东林党人对这些官员的态度完全是拒之千里，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把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推进了魏忠贤的怀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魏在朝野间的势力。
例如天启三年，被魏忠贤提拔入阁的魏广微，虽然所投非人，但一开始却也不是死心塌地地跟着魏忠贤，内心之中仍然希望和东林党人保持良性的关系。因此在入阁之后，魏广微曾数次主动与东林党人接洽。可惜的是东林党人对这个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内阁成员毫不在意，不光拒绝与之接触，还大造声势，侮辱魏广微。而与之相对的魏忠贤却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不光没有追究魏广微结交东林党人的过错，反而温勉有加，于是此消彼长，魏广微自然成了魏党的铁杆。
而回顾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过程，分析他们各自采取的不同做法，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斗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过于理想化的内心世界是他们逐渐落于下风的根本原因。自始至终他们都不能很好地调动自己的资源，灵活地对待政治分歧。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副作用，把主动权白白让给了魏忠贤。
在对手的步步紧逼下，东林党人的声势渐弱。而魏忠贤则得寸进尺，迅速而有效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天启二年三月，魏忠贤开始将一部分太监武装起来，并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等到天启三年，魏忠贤在宫中的这支太监军队竟然达到了九千多人。
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又获得了对“特务”机构东厂的统辖权，紧接着他把自己的亲信田尔耕扶上了“秘密警察”机构锦衣卫都指挥使的宝座。对厂卫特务系统建立直接的控制，标志着魏忠贤彻底掌握了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最高司法权以及对全国官员庞大的监视网络。至此，除了木匠皇帝朱由校之外，天下一切臣民的言行，都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中，他可以随意地编织罪名，并通过特务组织不留痕迹地予以消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态势正式形成，魏忠贤的政治黑手党已然具备了监控天下的能力。
面对魏忠贤的迅速扩张，东林党人心中非常清楚，一场最为残酷的肉搏战就要开始了。因为在此刻，他们与魏忠贤除了摊牌决战外别无选择。
经过短暂的准备，东林党人吹响了大举进攻的号角。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御史刘廷佐先后上疏弹劾魏忠贤。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东林猛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从排除异己、结党营私一直说到施虐内廷、生活糜烂，句句如芒，将魏忠贤批了个体无完肤。
对于东林党人的进攻，魏忠贤表现得非常沉稳。魏忠贤先是跑到皇帝身边一通哭诉，接着又让客氏在皇帝面前大说自己的种种不易和赤胆忠心。两通急鼓敲过之后，魏忠贤又让王体乾、顾秉谦和魏广微等人接连上疏为自己喊冤，叙说他的功劳辛苦。
眼见宠臣们一个个力保魏忠贤，朱由校也觉得杨涟实在是有些过分，不光没有相信奏折上的那些话，反倒愈加认为魏忠贤是难得一见的大忠臣，不由分说便把奏折退了回去，将杨涟一顿训斥。
面对杨涟的上疏失败，东林党人迅即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弹劾活动。御史刘业、杨玉珂、工部郎中万燝等七十多人轮番轰炸，猛攻魏忠贤。其中尤以万燝的奏折一针见血：“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岂可一日尚留左右。”这几句话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打到了魏忠贤的命门。此时早已抓狂的魏大太监立刻矫旨廷杖万燝一百。4天后，万燝便一命呜呼。
万燝之死立即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自此朝野之间迅速安静了下来，除了少数几个不怕死的依然上疏弹劾之外，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闭上了自己的嘴巴。但此时的魏忠贤早已经是恶生两肋，暂时的沉寂已经不能让他回心转意，他开始调动自己的一切势力，对东林党人发起了迅猛的攻击。
中书舍人吴怀贤在家中私读杨涟的奏章，读到兴奋之处，大发牢骚说皇帝应该将魏忠贤充军发配。结果万万没想到，躲在家里也不安全，身边的杂役听见后立刻把吴怀贤告发了。结果吴怀贤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活活打死。
这样惨烈的重手让朝野间的东林势力第一次看到了对手的凶悍，同时也让魏忠贤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手中权力的巨大。这场由东林党人发起的大规模战争不光没把魏忠贤打垮，反而将他的流氓本质彻底激活，自此魏忠贤就如同疯狂的电脑病毒一样毫无顾虑，面对敌手再不留情。
在熬过了被弹劾的痛苦阶段和反攻初期的快感式报复之后，魏忠贤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谋略的重要，旋即开始了计划更为周密的出击，而他选择的第一个对手就是身居首辅要职的叶向高。
由于在魏忠贤反攻初期的疯狂报复中，作为首辅的叶向高曾极力拦阻，给事中章允儒、傅槐、陈良训，御使帅众、王祚昌等人都是因为叶向高的援助才保下性命。因此，魏忠贤恨死了叶向高，并且认定了叶向高就是对付自己的幕后黑手。
与东林党大多数人的激进态度不同，叶向高做事一向老成持重，外圆内方。叶向高对东林党人也不是一概庇护，并不支持无原则的党争，在朝野之间名誉颇佳。因此，魏忠贤对叶向高虽恨之入骨，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只好在叶向高的外围做些盘算，希望能借力打力。
在叶向高的亲属中，有个外甥名叫林汝翥，官居御史，一次率领部下巡城，正巧碰上宫中的两位宦官当街抢劫，于是便命令手下冲上去抓住，按在地上就是一通臭揍。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魏忠贤的操作之下却成了一件藐视皇帝的大事，判了一个廷杖之罪。眼见自己就要被活活打死，林汝翥也不含糊，把官帽一撇，撒腿就跑。林汝翥逃跑之后，有人告诉魏忠贤他是叶向高的外甥。魏忠贤灵机一动，觉得搞倒首辅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立刻派了一批大小太监，跑到叶向高家去哭天抢地、撒泼放混，要叶家交出林汝翥来。叶向高眼见黑白颠倒，“时事不可为”，这官也没法再当了，心中万念俱灰，无奈之中一咬牙，辞了官职。
叶向高的辞职使东林党人丧失了最重要的一员大将，元气大伤。魏忠贤及其阉党立刻趁机大举进攻，紧接着又把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次辅韩圹统统赶回了老家。至此魏忠贤大获全胜，东林党人则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紧接着，魏忠贤又把自己的党羽顾秉谦扶上首辅之位，彻底完成了对外廷的整合。
经过魏忠贤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动作后，官场之内风向斗转，“九千岁”的称呼也应运而生，魏忠贤成了集体崇拜的偶像。而这种近乎无耻的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从公元1626年起，之后短短一年中，下至地方上至京城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高潮。甚至还有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
一切顺利之时，魏忠贤富贵荣华的根子出了大问题：明熹宗因多年痛饮纵欲加上滥服春药，身子骨不行了。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秋八月二十二，明熹宗驾崩，时年仅23岁。魏大公公如丧考妣，哭得双目烂桃一样，呆呆坐在灵前发楞。不仅老魏悲伤欲绝，熹宗皇帝奶妈客氏也哭得死去活来。客氏在灵前跪哭，从小金盒子里面拿出黄绫包裹的熹宗儿时“胎发痘痂”以及累年积存的剃发、落齿、指甲等物，边哭边烧，几近昏厥。
这两位大恶之人此时的悲痛，全无一丝做戏成份。一是因为多年的亲情，二是因为他们内心中产生的那种黑色不祥的预感：作为“寄主”的皇帝死了，他们这些“虫子”再大再硬朗，还能支持几天？
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是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即明思宗崇祯皇帝。
为试探新帝的意思，魏忠贤上表乞辞官职。新帝老成谨慎之人，佯装不许，先稳住魏公公。但是，“奉圣夫人”客氏已经没有在宫中呆下去的理由，只得灰溜溜地搬出皇宫。
42-朱由检
崇祯皇帝继位时仅17岁，处事却非常冷静、机敏。登基后，朱由检不仅没动魏忠贤，还很快颁旨，授魏忠贤的侄子和侄孙以“铁券”，似乎是给老魏家上保险一样。外臣不知就里，江西巡抚杨邦宪等人仍旧上疏申请为魏忠贤建生祠，诏报不许。这似乎是魏忠贤要倒霉的信号。
没过多久，工部主事陆澄源上疏，指出魏忠贤所受恩爵过厚，但未敢显斥。紧跟而至的兵部主事钱元悫不客气，上劾魏忠贤不法。紧接着又有浙江贡生钱嘉征上书，详详细细列明魏忠贤十大罪状。
魏忠贤得知几个人弹劾他的消息，并不知详情，急忙跑入宫中，跪哭自诉于崇祯皇帝。崇祯帝心内暗笑，就让他的同党太监王体乾大声朗读钱嘉征奏疏。魏忠贤跪听，惶骇至极，汗下如雨。
面如死灰的魏忠贤出宫回家，绞尽脑汗，想起崇祯帝当王爷时有个宠信太监徐应元是自己昔年乡间的老赌友，便攀住这根“救命稻草”，连夜送无数珍宝与徐公公，表示自己要把东厂太监的职位让与老徐，让他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说几句好话。
崇祯帝不是天熹帝，立刻叱责徐应元受贿为魏忠贤进言，下诏把他谪戌与远地。这样一来，魏公公只有在家中等死的份儿了。
到了十一月，崇祯帝下诏免去魏忠贤东厂太监等要职。由于害怕魏忠贤的亲戚党羽生变，对那些人仅采取降职处理，剥夺手中握兵的实权，没有立刻下狠手诛除。
呆了数日，见魏党根本没有任何反弹迹象，崇祯帝胆气上来，下诏贬魏忠贤凤阳安置，将客氏交浣衣局收押，同时对他们进行抄家。行至途中，魏公公接到京中党徒的密报：朝廷新下诏旨，要逮捕他回京重新收审。
想到自己很快要回到锦衣卫诏狱中的那个活地狱，亲身感受昔日他以为笑乐的残酷刑罚，魏忠贤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绝望之下，魏公公与他的同党宦官双双对缢于房梁。
以史为鉴：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最为黑暗的时期，这与宦官的专政不无关系。自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到公元1661年明王朝灭亡，共计200多年，期间共有十几位皇帝当政，但是除少数一两位比较勤政外，其他十几位都是既昏又懒，疏于处理朝政，这就让宦官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渐渐把持朝政，到魏忠贤时达到了顶峰。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政的怪胎，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的覆亡命运也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