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部分与整体、一般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一对范畴。最早明白地以“一多”作为一对范畴使用的是佛教华严宗。在华严宗哲学体系重要部分之一的“十玄门”中，就有一门称为“一多相容不同门”。华严宗关于“一多相容”的论证十分烦琐，简要地说：①指总体与各部分的关系，总体包含各部分，叫做“一即具多名总相”；各部分不同于总体，叫做“多即非一是别相”。②指某个个体与其他个体与相互包含的关系，即所谓“一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其中又细分为各种情况的一多关系。如一物与万物之间的一多关系，同一物体中一部分与其他各部分的一多关系等等。这是华严宗发挥得最充分的部分，它以此为其“事事无碍”的理论作论证。③指理事的关系。理是一，事是多。两者的关系是：“一一事中，理皆全，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以理无二故”。因此，“以一理对一事多事，相望齐遍无碍”。这里涉及到一般和个别、本体和现象的关系问题。
华严宗大师们在说明此问题时经常引用《华严经》所说的：“法性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所谓理一而全体入于事的思想，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观点有一定影响。华严宗关于一多相容的思想，是围绕着该宗的基本教理，即无尽缘起、圆融无碍展开的，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和鲜明的佛教神学玄虚、烦琐的特点。
★屈指可数的哲学辩论
●公孙龙与孔穿进行了怎样的辩论？
孔穿是孔子的后代，从鲁国跑到赵国来与公孙龙辩论。辩论的主题是“臧三耳”。“臧三耳”和庄子讲的“鸡三足”故事差不多。鸡有腿，但还有左腿和右腿，所以说鸡有三条腿。“臧”是守门人专有的姓氏，负责传达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信息，所以职责为听、说。常人有两耳，不能称“臧”，从伺听角度上，“臧”必然比常人多出一耳，称“臧三耳”——不仅有左耳和右耳，还有一只看不见的耳朵。
在这场辩论中，孔穿输了，但是他并不服气：“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意思是说，要让人承认“人有三个耳朵”，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啊！何况实际上人并没有三个耳朵。而要人接受“人有两个耳朵”很容易，又比较真实。所以，最后平原君在总结陈词的时候说，孔穿是“理胜于辞”，而公孙龙则是“辞胜于理”。辞胜于理，夸夸其谈，脱离实际。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仁矣。”理胜于辞，虽然嘴拙舌笨，不善于表达，但却是务实得很。前者表里不一，后者表里如一，平原君做这样的评语，明显地表现出对公孙龙玩弄词语概念的不屑。
●公孙龙与邹衍辩论了什么？
有一次，阴阳家邹衍从赵国路过，平原君又让邹衍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之说。但邹衍却不愿意和公孙龙辩论。他的理由是：所谓辩论，就是要区别不同类型，不相侵害；排列不同概念，不相混淆；抒发自己的意旨和一般概念，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困惑迷惘。如此，辩论的胜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胜者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这样的辩论是可以进行的。如果用繁文缛节来作为凭据，用巧言饰辞来互相诋毁，用华丽词藻来从偷换概念，吸引别人使之不得要领，就会妨害治学的根本道理。那种纠缠不休，咄咄逼人，总要别人认输才肯住口的作法，不仅有害君子风度，而且还会让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迷茫和困惑，百害而无一利。总之，辩论就是要明辨是非，说得对方理解才行，像公孙龙这种辩论，一点益处都没有。众人都同意邹衍的观点，公孙龙因此处于下风。
这个故事是由司马光记载下来的，并收录到《资治通鉴》中。在这里，司马光显然是对公孙龙很不屑的。玩弄语言词藻，巧言令色，于事无补，于国家无益，显然不值得后世借鉴。就这样，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不仅遭到了儒、道等思想派别的联合捕杀，也遭到了当时执政者的反感，既不能定国安邦，也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最终和墨家学派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上断了香火。
●鹅湖之会在辩论什么？
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也许是因为有这么一次重要会议，也许是因为朱熹住过，被后人作为了“书房”，作为教书育人之地，因而也叫做“鹅湖书院”。
西方哲学卷
★基本问题的争论
●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的探讨如何？
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在哲学中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这是哲学的永恒课题。因为，自从人有自我意识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倾向，即希望找到一个东西一劳永逸地解释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于是，本体论就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往往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自然物质。比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将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复归于水。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当然，这种观点早已经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思考却一直在西方社会延续，并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内容。自从苏格拉底提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重要命题以后，西方对本原问题的探讨开始由外在世界转向心灵，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概念思辨传统。比如，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原。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已经是心灵的抽象了。到柏拉图提出“理念”之后，西方关于本体问题的探讨达到了最高峰。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
到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辨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转而兴起了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浪潮，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哲学中的“本体”概念。
●思维和存在有什么样的关系？
存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一个哲学问题的变种。在西方的哲学家看来，惟有本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其他则是“幻相”和“非存在”。正因为此，西方的“本体论”也被称之为“存在论”。对人而言，惟有思维才能把握真实的“存在”，而感觉，面对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幻相，因而是“非存在”。存在是永恒的，思维对存在的把握是真理，而感觉对非存在的把握则是意见。真理会带我们进入征途，而意见则会将我们带入企图。
比如，一个苹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眼睛看到的红色，鼻子闻到的香味，嘴巴尝到的甜味，都是不真实的。而惟有“苹果”的概念，才是存在，是真实的。因为“苹果”的概念是不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而现实中的“这个苹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也许，我们在某一天会看到一个青色的苹果，会吃到一个酸酸的苹果……
就这样，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感性和理性之间，真理和意见之间，存在和非存在之间，就有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肉欲的传统也正是由此肇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能被思维的与能存在的，其实是一回事情。”
●“逻各斯”的三位一体是一种什么东西？
存在只能显示在思维里，惟有思维才能把握存在。但把二者联接在一起的则是语言。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是概念化的语言。于是，思维、存在、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就成了三位一体的东西。因为所谓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抽象，而抽象则意味着把“相同”的东西和“不相同”的东西绝对地割裂开，把“相同”的归为一类，把“不相同”的归为一类，然后再在二者之间划定界限。比如，“苹果”之所以能和“梨”区别开来，是因为称之为“苹果”的那些东西肯定具有共同的东西，而这些共同的东西肯定是“梨”所没有的。因此，概念必然意味要界定内涵和外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正因为此，西方的语言是很清晰的，讨论一个问题必须要先弄清楚概念，表达意思必须要清楚，而且表达式多为“××是××”。
这就是“逻各斯”的原本含义。逻各斯是赫拉克利特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是“话语”（语言），而赫拉克利特则用它来表示“说出来的道理”（存在）。但就逻各斯是人认识的道理而言，它又被理解为“理性”和“思维”。
●经验和超验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也是本体所牵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经验，就是我们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所谓的超验，就是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觉，而只能靠思维去把握的东西。哲学上的本体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超验的问题。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我们的经验了，是我们的经验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泰勒斯生活的环境四周都是水，他就得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的结论，这其实是用经验来回答超验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整个世界都经验到，惟有靠头脑中的理性。
因此，在本体论中，经验总是被排斥的。因为经验的东西总是靠感官感觉到的，是不值得相信的。惟有人的思维，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它已经摆脱了感官的束缚。比如在几何学中，惟有思维和概念中“点”“线”“面”才是最完美的。相反，现实中的图形都是不完美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陷和瑕疵。不相信，你就去用直尺画一条直线，或者用圆规去画一个圆。在严格意义上，它们肯定是不直、不圆的。
●灵魂和肉体之间有什么关系？
通过本体问题，西方哲学最终切入了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矛盾结合体，正是二者无休止的冲突，正是人对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识，才产生了一切哲学问题。感官之所以会骗人，经验之所以靠不住，就是因为感官长在人的肉体之上。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舌头，又有哪一个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呢？何况肉体是会死的，根本不能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堂。相反，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维，都是灵魂的功能。它们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灵魂本身是纯洁的。认识世界，要靠思维，不能靠感觉；同样，人要进入天堂，就必须抛弃罪恶的肉体，拯救自己的灵魂。肉体只能让我们永远匍匐在地面上，永远不能超生。正如基督教义中的那句名言：“拯救灵魂，必然要抛弃肉体。”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探讨本体问题，仍然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对永恒的渴望。本体是这个世界的根，既然认识到了本体，觉察到了本体，自己不也就超越有限，达到无限和永恒了吗？既然本体和存在惟有通过人的思维和理性来把握，那么，理性和思维就是拯救偷食了禁果的人类的唯一抓手和平台。正因为此，西方产生了一个具有浓厚拯救情节的科学传统。古希腊人，那么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那么迷恋逻辑学和几何学，也许就可以理解了。
●前提和理由的关系怎样？
把前提和理由严格区别开来，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前提，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载体，而理由则是事物成其为自身的内在原因。比如，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体。肉体没有了，人也就死了。所以说，肉体是人存在的前提和载体。但是，我们不能说肉体是人成为人的内在原因。让人成为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是人的灵魂和精神。再比如，在物理学中，永动机是不可能被制造出来的。永动机之所以制造不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制造永动机的物质材料（前提），而是因为永动机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同样，“方的圆”之所以不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画“方的圆”的工具，而是因为“方的圆”不具备存在的理由。再比如，男女恋人之间的接吻。接吻固然需要两个嘴巴的碰撞和摩擦，这是前提。但这绝对不是接吻成立的理由。
前提是感性的、经验的，理由是抽象的、超验的。正因为此，人们往往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前提当成了理由。这是哲学上的一大误区。古希腊时期，雅典法庭以“败坏青年”为由要处死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人劝苏格拉底逃跑，但苏格拉底却坦然面对了死刑。他说：“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但是，说我不逃跑是因为我有骨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
可见，捍卫哲学上的“理由”，是哲学的本性，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
●哲学和理性有着怎样的争斗？
哲学依靠理性思考，靠思维把握真理。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如果不能追求自明的真理，简直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感性之所以不能信任，就是因为人的感觉千变万化、稍纵即逝，不能为我们提供自明的东西。就这样，西方的哲学在源头就把哲学当成了一门科学来追求，并把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当成了典范。几何学上的推理，根本不需要我们用眼睛看，闭着眼睛思考就会认为是确定不疑的。在几何学中，只要前提是自明，推理是恰当的、符合逻辑的，得出的结论就是必然正确的。在哲学家看来，哲学寻求真理，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哲学和科学是什么关系？
西方人对科学过于迷信，使得哲学一直没有走出科学的阴影。其实不仅是哲学，西方人把任何东西都“科学化”，一个东西如果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都会遭到鄙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审判桌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种泛科学化的倾向，归根到底都与西方人追求确定知识和自明真理的热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