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里的生活充满浪漫情调，每一位少女对他来说都是一首诗，他会给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写诗。激情在他胸中蕴动、奔涌、沸腾。不管奥布里的脑海里呈现出什么，他总能找到表达它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一句格言，更多的是一些诗句。他喜欢语言，就像有些女人喜欢珠宝一样。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慷·女人收藏贵重首饰那样缄口不语。他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只要你想了解。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言无不尽。他不仅思想浪漫，而且见解独特，想像力丰富，所以一开口就能吸引住人。他的行为与他惊人的想像力是一致的。他是个怪才。
对赫伯特这个人物，巴肯无需发挥创造力。没有人能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没有一个原型人物比他更适合于在巴肯的小说中担任一个角色了。他能和艾恩赛德讲同样多的语种。他虽然是个贵族，但他常常看上去像个流浪汉，而且不断资助受苦人。在加利波利半岛，他成功地促成了双方的停战，从而数千具尸体得以搬移并入葬，但在战争进入尾声时，他的声望由于他拥护一项经谈判已达成的和约而一落千丈。
在《绿色斗篷》里，桑迪·阿巴思诺特最初的几次冒险活动与奥布里·赫伯特战前在阿尔巴尼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冒险经历极为相似。该书的高潮是俄国人从土耳其人的手里夺得了欧泽伦市，而这一内容完全取自于1916年哥萨克人经过激战攻克该市的真实事件。桑迪·阿巴思诺特这个人物比理查德·汉内奇特得多，他的行为常常十分古怪。在《绿色斗篷》中，汉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敬畏心情描述了这位把自己打扮成某些狂热的宗教舞蹈演员的领队的阿巴思诺特：
他身材颀长，身披兽皮，光脚穿凉鞋，一条猩红色的布缠在肩头，一顶飘有尾巴的皮帽，严严地压在眉梢上。他踏着单调、刺耳、怪异的音乐节奏，模仿野兽狂乱地跳跃着，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绿色斗篷》中的外交官员沃尔特·布利凡特爵士以同样适用于奥布里·赫伯特的语言描写了阿巴思诺特：
他骑马穿越也门，白人以前从未有过此举。阿拉伯人让他通行，因为他们认为他一定疯了，纷纷说，无须他们费心，真主会惩罚他的。阿尔巴尼亚匪徒全是他歃血为盟的兄弟，他也常常插手土耳其政治，并获得极高的声誉。
1923年9月，赫伯特去世，巴肯悲痛欲绝，他认为赫伯特是惟一继承中世纪骑士风范的人，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将刚柔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人。
跨国界行动
191了年初，巴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两个小时的手术是相当成功的。医生再次嘱咐他休息，他却借此机会笔耕不辍。1917年2月9日，由米尔纳撑腰，劳埃德·乔治任命巴肯为宣传局局长——这对一名病人来说，并不是一份合适的差使，但巴肯喜欢快节奏的工作。他的工资是每年1000英镑，然而他的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在“出版总部”的名下，陆军宣传局、中立报刊委员会和外交部的新闻局三方既不情愿又不愉快地合并了。糟糕的是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大楼里办公。巴肯为了使手下的人有事儿干，不得不定期拜访这几个部门。那时候，“宣传”两宇在英国政府眼里是卑鄙的同义词。大臣们大都认为，应该单从实际行动来评价一个国家。为了使这些大人物放心，巴肯坚持不捏造事实，不夸张事实，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传达事实的政策。巴肯还负责将业务范围扩大到美国新闻界，使英国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进展也能在美国得到准确的反映。
巴肯的部门不仅仅采取借助气球将传单散发到敌方的简便行动，而且还安排通过荷兰和瑞士秘密运送宣传小册子和传递消息的活动。为此，巴肯越来越直接地同秘密情报机构接触了。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已进入了他自己虚构的世界，在那儿他能充分利用自己十分活跃的想像力——一个米尔纳向劳埃德·乔治推荐巴肯时没忘了介绍的特点。
偷运小册子的结果是使巴肯认识了海军情报部的雷金纳德·霍尔爵士。巴肯乐意进行这种接触，因为他一直很钦佩霍尔处长以及他手下的人。《绿色斗篷》里布伦基隆说的话很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假如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而且有权选择助手的话，那我肯定会请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帮忙的。”现在巴肯自己也使用特工人员了。他忙得不可开交，早上他常常去白金汉宫，因为王室成员开始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想定期听取有关各国对英国的看法的汇报；下午他要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然后同劳埃德·乔治有一个不短的碰头会：完了还要同特工人员交谈，通信联系，一直忙到深夜。1917年7月3日，巴肯收到利奥波德·埃默里的一封赞扬信。埃默里那时已任战时内阁的助理大臣。他在信中说，虽然泄漏战时内阁会议内容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但他认为如果他私下让巴肯知道他每周的情报工作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的话，这没有什么要紧。
巴肯的传记作家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觉得应该将巴肯的一些公开的情报活动与任何可能涉及秘密情报的活动区分开来。她对巴肯直接参与秘密情报活动表示怀疑，但巴肯的儿子约翰·特威兹穆尔非常肯定地说他父亲参与了特务活动，尽管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珍妮特也承认，由于巴肯频繁地与雷金纳德·霍尔爵士接触，那他了解许多秘密情报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谍报活动是由TE劳伦斯和奥布里·赫伯特这一对极有魅力的人前往库特执行的秘密任务。
秘密谈判
1915年7月，拿下纳西里亚之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这意味着此战役的原定目标已经实现——将土耳其人从阿瓦士赶了回去，并在底格里斯河附近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这样，英国在波斯湾的油田就安全了，威望又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恢复。遗憾的是当他们攀上成功的顶峰之际，其他问题又出现了。英国军队受到食品短缺、疾病蔓延等问题的困扰，而且炎热的夏季和当地人的不合作使英国士兵们的体力严重不支。印度远征军司令尼克松将军在应该后撤休整部队的时候，却决定向巴格达进军。受骄傲自满情绪的驱使，加上得不到来自印度的明确指示，他决定继续进逼，尤其是在印度许诺——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医药用品和增派援兵的时候。1915年11月，英国军队在巴格达城外的特西丰战役中严重受挫，汤森德将军——指挥官之一率部队被迫撤回库特。这时汤森德将军犯了错误：他决定驻守该城，抵抗土耳其人围攻。
当一条救援船不仅未能冲破封锁线，而且还被缴获时，形势更加恶化了。于是要派人去完成一项同土耳其人谈判投降的绝密使命。陆军部提议派奥布里·赫伯特前去谈判，TE劳伦斯上尉——在更多的场合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也从阿拉伯局借调出来助一臂之力。赫伯特觉得通过中间人进行谈判不妥，因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他知道土耳其人看重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汤森德将军应该较为明智地直接与对方谈判。不幸的是在猛烈的围攻下将军变得很不冷静，于是，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4月29日，奥布里·赫伯特。“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武装司令部的情报组长比奇上尉三人开始了同土耳其的谈判。他们卷入的冒险活动是值得巴肯记录下来的，也确实启发他写出了像《绿色斗篷》那样的小说。
赫伯特·劳伦斯和比奇被蒙住眼睛，“手拉着手朝壕沟走去，不时碰撞在他人身上和拐角处的墙上，令人难受的汗水直往下淌”。他们走出壕沟时，蒙在赫伯特眼睛上的手帕已成了一块“绷紧了的湿布”。当他们终于收住脚时，发现接见他们的是军队指挥官之一——贝基尔·萨米·贝。贝基尔体魄强健，且快活有趣，他盛情款待了他们，拿出了紧缺食品、咖啡和酸乳酪。如赫伯特所述，他十分诚恳地问，还有什么他能做的。
我们坐在那儿，浑身冒着热汗。他对我们说，他非常热爱英国，现在依然如此。当我们走时，我说，他让我们“开了眼”，我们扬了扬那块蒙眼湿布，随乎放入自己的口袋。他大笑道：“不，不，既然你们选择了军人这一残酷的职业，那你们就不得不再蒙上它走几英里路。”
虽然赫伯特为库特的战俘谈成了几条宽大的条件，但协议很快被破坏了，因为土耳其人对战俘进行了抢劫，体罚，还让他们挨饿。结果死亡人数达百分之七十，尽管有一阵子官方试图掩盖事实真相。
青云直上
巴肯发觉创作惊险小说可能是减轻他目前工作压力的最佳办法了，但问题是现在他一直”浮”在上面一听不到“汉内”的呼声了，情报部门里连“一般的争吵”也没有：而有的大都是名符其实的勾心斗角。沉闷的权力走廊里连一丝清新的空气也吹不进。巴肯的工作直接由首相劳埃德·乔治负责，但他现在难以与首相取得联系。1917年9月，他无法忍受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的封锁和难以与首相接触的现状，请米尔纳以战时内阁成员的身份出面干涉，将他的部门置于他能直接联系的领导人之下，从而改善互不通气的状况。米尔纳立即作出了反应：爱德华·卡森爵士，另一位内阁成员受命代表内阁对方针政策进行把关，而巴肯仍然负责行政工作。事实证明这一变动并未给工作带来多大方便，巴肯觉得自己仍然被关在门外。最后，情报部成立，并接管了这一部门的大部分工作。这样，情报部部长就可以在下议院里支持该部门的工作了。对敌宣传局在莫思克利夫的领导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情报部长。巴肯当上了情报局长，从而进一步深入了理查德·汉内的世界。
巴肯对比弗布鲁克颇有好感，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忙，但发觉工作十分令人满意。比弗布鲁克非常坦率，而且好学。总之，我的日子比去年过得自在多了，因为我现在得到了许多帮助。”
原先当宣传局长时，巴肯不是一个一直受人欢迎的人，尤其是常常遭到反动报纸的攻击。“宣传”一词在许多人眼里还是说谎的同义词，他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说清楚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巴肯确实想把英国的国情以及战况告诉美国、被统治国、中立国和本国人民。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第一次委托军队画家赴前线写生和派遣摄制组拍摄战斗场面等，然而新的工作充满诡诈。战后某年的一天，巴肯和他的儿子威廉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蓦然他停住了手中的刀叉，打量了一下四周，说道：“一些情景忽然重现在我脑海里。这地方使我回忆起一些十分有趣的往事。我经常化名斯图尔特上尉在咖啡馆楼上的一间房间里会见某些人。”战争结束前，作为情报局长，他的工作充满了神秘色彩。奈查尔·韦斯特透露，巴肯还是军情五处的新闻联络官，这一职务是军情五处处长弗农·凯尔替他安排的。不过，情报局长的职位大概也能享有这些权力。但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认为，巴肯忙于行政工作和为TA纳尔逊撰写《战争伟史》，根本无暇参与具体的特工活动。
战后，他在政治上青云直上。1927年至1935年他是代表苏格兰大学的保守党议员，1933年至1934年是苏格兰教会的高级专员，1936年被封为荣誉爵士，1939年被封为埃尔斯菲尔德一巴肯的家乡一的首位特威兹穆尔男爵，同年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巴肯将他的全部热情与智慧都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与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友好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
间谍游戏
威廉·巴肯对汉内和《三十九级台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觉得这很可能是第一部有关“内奸”的小说。巴肯必须在一般的环境中形象地反映邪恶，但他对人性和人性战胜绝境的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念。不过，威廉·巴肯相信他父亲童年时代所受的宗教熏陶，使他觉得有必要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意识到邪恶随时会抬头。
巴肯觉得自己塑造的间谍在玩一场气势恢宏的游戏，以善克恶，给权力狂和国际罪犯一个漂亮的钩拳，尽管这是老一套，但他的主人公像无拘无束的中学生，仍然十分放肆地玩着游戏。他的间谍从来不对英国情报机构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崇高的组织。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一书中，当布伦基罗思对汉内说以下这段话时已强调了这一点“我对英国的情报机构怀有敬畏的心情。无论如何苍蝇是不会叮在上面的。它有一张精致的大网，遗憾的是上面有一个破洞，我们的任务就是补织这个洞。”巴肯对邪恶的看法反映在1937年出版的评论奥古斯都皇帝的书中，他将处于上升时期的意大利人墨索里尼同古代罗马独裁者相比“文明的外壳经磨损多次而变薄，已听得见下面原始之火的低语声。政府的许多原已被接受的原则再次被废除，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大间实验室，发育未全的狂热分子在对不可预测的力量进行试验。”
实际上，尽管巴肯身居高位，但他的情报工作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束缚，也受到互相扯皮的干扰和与决策者缺乏沟通的影响。难怪他有时候会羡慕理查德·汉内的自由自在。
约翰·勒卡雷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
50年代后期，加入军情五处，接受过各种各样的间谍技术培训，1960年调入军情六处工作。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德国波恩使馆上等秘书，后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曾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戴维·康韦尔加入军情五处时，罗杰·霍利斯局长因涉嫌出卖情报，而受到怀疑。虽然当时康韦尔并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级军官之间存在着猜疑和憎恨。正当军情六处全力对付“基姆·菲尔比事件”时，最优秀的校官之一乔治·布莱克因向俄国人出卖情报而被判处42年徒刑。同时逍遥法外的安东尼·布伦特作为女王照片的保管员不仅享受着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因获得爵士称号而沉浸在喜悦之中。孤独者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专制的父亲罗尼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诡计多端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尼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对米里亚姆·格罗斯所说的：
他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名。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像乞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