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林同济在《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下面，我们着重谈谈几种清代官场上颇为流行的官诀。
一、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振镛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8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曹振镛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在《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即说曹振镛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但就是靠这，曹振镛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有人考，华中堂写的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官诀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磕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磕：就是不该磕，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进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二、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王文韶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清朝野史大观》记云：“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形容)者。”在清代官场上，类似王文韶这样的油滑官吏极多，因而该书又说：“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文勤也。”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在《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文韶意下如何，王文韶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文韶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文韶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王文韶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王文韶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以看出，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中“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圆滑模棱的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对王文韶这个靠圆滑趋避之术官运亨通的庸吏，正直之士是非常鄙视的，除讥为琉璃球之类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讥之：“承尘集鵩，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联中嘲讽王文韶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而已。此实乃盖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