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臣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说是一帆风顺。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在庶吉士散馆考试时，他的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谁成想，过了七年，曾国藩即越级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称得上是侍郎“专业户”了。
清朝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曾国藩竟然能够做到10年7迁，而且连跃十级，这在当时的确是极为罕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同日，在给叔父的信中也说：“复荷皇上天恩，越四级而超升。”六月十八日，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们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
在曾国藩给朋友的信中说得更加坦白：“回想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迁速度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当朝大佬儿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坚持苦读，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一刘传莹等人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理学名家，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小有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不论曾国藩怎么努力，怎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提携，要想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闿运始终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中进士，道光年间权倾朝野的重臣，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道光九年(公元1828年)，穆彰阿被加任太子少保，随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来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五年(公元1834年)起，穆彰阿又任协办大学士，后加太子太保。两年后，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逐渐削弱，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即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没有什么主见，最大的特长是善于逢迎谄媚，又最为忌贤妒能，“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前面说过，曹振镛做官的妙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由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张，便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议和，遂使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始终受宠不衰，主要得力于他的“媚”功。
穆彰阿“自嘉庆以来，主持过乡试三次，会试五次。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每年都参加选拔文才的盛会。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他做总裁”。多年来，穆彰阿利用选拔人才的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使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那些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何桂清、张芾、罗婷三人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何都投靠了穆，惟有罗不肯相投。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婷年纪太轻，不能担当翰林，让他不用来了，另派某某人去。”其实，当年罗婷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才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婷还小。
另外，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的”，仅罗婷“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异常更动，时人都认为是“穆彰阿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机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也来得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正主考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便抓住这个机会经常与穆彰阿往来。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晚辈求学的身份向他请教，实际上以此来接近穆彰阿，所以很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
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官职一直滞留不动。从此之后，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真是太明显了。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你看到壁间(白天被带到的地方)所悬字幅了吗？”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了很久，召来自己的仆从嘱咐说：“你快拿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让他把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这钱给他做报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的字副送给穆彰阿。穆彰阿即令曾国藩熟记于心。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所问的果然正是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此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皇帝赏识，道光皇帝并对穆彰阿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仕途亨通”。
当然，知恩图报的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当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20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怕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让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穆萨廉致意。
咸丰元年(公元1850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的惩处，曾国藩虽受穆彰阿的知遇，由于政见不同，不算穆党，丝毫没有受到牵连，但却使他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后台。
从此以后，每当遇到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皇帝身边很少有人为曾国藩说话，办起事情来也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顺利。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曾国藩时冷时热，忽信忽疑，久久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到他的手里，致使曾国藩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的超常升迁告诉人们，做官要想升得快，只有找一个靠山，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山”升了，自己的官也跟着升了。当官最忌“十三不靠”，单打独斗，如果像苏轼那样特立独行，新党也排挤，旧党也排挤，那就不但官做不成，没准连命都可能白搭上。穆彰阿就是曾国藩的“靠山”，是曾国藩的“大树”。正是因为背靠这颗“大树”，年纪轻轻的曾国藩才创造了10年连升十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