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而发迹，在咸丰朝则倚重肃顺而得势，到了同治朝，又很快与恭亲王奕打得火热，从而历时三朝不衰并能呼风唤雨。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与肃顺两人在朝权的更替后都不得善终，就连恭亲王奕也是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是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即使与前任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仍是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国藩与穆彰阿和肃顺这一对“仇敌”的关系都不一般，这就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权术的高明了。
满族贵族中最初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而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着。肃顺一方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朝廷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可肃顺为了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丝毫也不顾这一点，竟然在两三年内，两次力主处死大臣。另一面，肃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肃顺查访到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桓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肃顺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就是这一图谋的体现。试想有如此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怎能漠不关心？
不过，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皇帝的猜忌和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事。肃顺对湘军集团的笼络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为精心，而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自然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而且很受曾国藩所器重。同时，尹耕耘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龙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是与曾国藩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嵩焘不仅为肃顺所赏识，而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臬臣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是“激赏之”，要与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尽。以至于数十年后，王闿运至北京还专门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以资助。李寿榕虽然后来与肃顺关系破裂，但李寿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却与王闿运、郭嵩焘等人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为自己将来的亲信外，还可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肃府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闿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间是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平息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经常与王闿运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这些人在为肃顺出谋划策的同时，还与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从以上所列种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肃顺与湘军集团，完全是通过郭嵩焘、王闿运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的交往。不过由于后来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成历史之谜，谁也无法弄清。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还是偶而露出些许端倪。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没受任何处分。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因为肃顺的鼎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宗棠的诏旨，即告知幕僚高心夔，高马上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反过来求救于肃顺，肃顺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便巧妙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即趁机说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二月，成丰皇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湘军开始被重用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大员们普遍感到问题的严重重，一时间议议纷纷，争执不下。
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结好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当年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皇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大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限制使用，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即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那拉氏和恭亲王的阶下囚。
肃顺在朝权独揽期间，曾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挑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特别是当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曾国藩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独不见曾国藩与之交往只字片言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拉氏慈禧才称赞曾国藩为大大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