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能臣”。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里面的“猫腻儿”自然是洞若观火。总结数十年为官之道，曾国藩认为：“不得罪巨室，乃为官不败之道也。”巨室，即势家大族也。
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如果在一个大城市，同驻两个各不统属的机构班子，官与官就很难相处了。特别是再加上一个旗人“县官”，一个汉人“县管”，那麻烦就更多了。
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六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次升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曾国藩总是感觉到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曾国藩率湘军攻破金陵后，在“红旗报捷”中，曾国藩将头功让于官文。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最初很看不起官文，据薛福成回忆，胡林翼与官文初时一为巡抚，一为总督，一驻长江上游，一驻下游，矛盾很大，但胡终以坚忍胜之。二公当湖北全境糜烂之时，皆竭蹶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
后来，有人劝说胡林翼说：“公不欲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坦中，从善和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啻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而剿贼，谁能禁之？”胡林翼大悟，便亲自拜见官文。两人遂和好。
既然官文不可动，那么为了“剿贼”大计，胡林翼遂处处忍让推功于官文，以笼络官文，甚至不顾他二品大员的体面，做起官文宠妾的干哥哥。更有甚者，当官文的宠妾过生日时，胡林翼竟率领所有文武一同贺寿，可谓献媚至极。
关于胡林翼为官文宠妾贺寿之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记述很详细，亦相当有趣，特摘录如下：
官文恭有爱妾，常欲宠异之……值妾生日，伪以夫人寿辰靠百僚，拟侍贺者上门，然后告以实为如夫人也。届期客集，藩司某已上手本矣。阍者以实告，藩司则大怒，索手本去，胡文忠(胡林翼谥文忠)亦至，询其故，藩司曰：“夫人寿辰，吾侪庆祝，礼也。今乃若此，我朝廷大僚岂能屈膝于贱妾!”卒索手本去。胡文忠从旁赞叹曰：“好藩台!”乃语甫毕，竟自昂然传“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顿首拜”之帖入祝矣。当藩司之索手本也，道府以下纷纷随索者不少，及胡文忠以巡抚为之祝，则又相随而入。官氏妾几于求荣反辱，得文忠完其体面，妾大德之。文忠和文恭(官文)之爱而畏其妾也，归署乃以夫人之意讲官妾宴，并告太夫人善侍之，妾至，胡太夫人认为义女。自是官文有不同意见，妾曰：“你懂什么!你的才具识见安能比我胡大哥，不如依著胡大哥怎么做便怎么做罢!”官辄唯唯奉命惟谨。自此官胡交欢，而大辂之成实基于是。
可以说，正是因为胡林翼的“媚心”，才能揽封疆全权，从而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三年，曾国藩即成大功，曾国藩称其“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获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
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特别是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性情暴烈的曾国荃不仅与他的大哥截然不同，就连与胡林翼相比涵养也差得太多，丝毫不懂得“媚心”，而且皇家刻薄寡恩的本性，功臣鲜有善终的历史教训，以及四哥反复讲述的白云观丑道人的恳切规劝，都没能使他大彻大悟。“重返江湖”的曾老九依然是目空一切，我行我素，既不把称雄皖豫多年的捻军放在眼里，也根本没有把朝廷的宠臣官文看成一盘菜。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曾国荃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刚当上巡抚的曾国荃屁股还没坐稳，就接到新湘军在剿捻失利的消息，心中大为愤懑，不久又传出彭毓橘被肢解、悬首示众的消息，更使他暴戾失常了。
彭毓橘是他的表弟，年纪相仿，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当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等人都不愿再赴战场的时候，彭毓橘慨然应邀为他组建新湘军。现在遭此下场，曾国荃怎能不伤心，不暴怒？就连奉父母之命暂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住在抚署的曾纪泽，也为表叔的惨死而伤心。特别是当从粮道丁守存口中得知，彭毓橘部的惨败，是由于官文截扣军粮所致时，以为抓到了一个大把柄，叔侄俩计议半天，决定先不作声，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再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报今日之仇，以雪当年不救援三河之恨!
然而，曾国荃的举动怎能瞒的了官文的耳目。官文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恰在这时，按察司唐际盛给他出了一记妙招：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原来，这个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此时见有机可剩，便正好在背后下绊子。官文当即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曾国荃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曾国荃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缺少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便与恰好在营中的曾纪泽商议。
曾纪泽有点担心地说道：“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过后再拜发如何？”
曾国荃不屑一顾地说：“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由于曾纪泽并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中的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不过，奏疏拜发了，曾纪泽心里老是仍不放心，便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猛浪，曾国藩深为痛心。曾国藩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于是，曾国藩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便打发亲信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曾国荃太莽撞了。李鸿章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曾国荃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赶紧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更是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同治三年(公元1865年)九月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嘱咐九弟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提醒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乃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说：“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果然如曾国藩所担忧的那样，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了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公元1866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很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官文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员。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官文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一般，湖督一席，一坐便是13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也只挣得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遂命军机处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走马观花地“查”了一番便回到京师，并“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功傲物，打仗失败，应予惩治。
慈禧太后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对此事处理起来颇感为难。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但官文无过受辱，朝野物议甚烈，不压一压曾国荃也难平众怒。她想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犹如当年曾国藩为杨健请入乡贤祠所得的结果一样。
这时，接替杨岳斌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弹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左宗棠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此时也到了慈禧的手中。慈禧是个精明的人，她深知曾国藩不早不迟，恰好这时来封保官的折子，无疑是在为弟弟弥缝，希望这件事不要水火不容地闹下去。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很使慈禧欣慰。她想：倘若曾国藩和弟弟站在一边，坚决与官文为敌，那就很麻烦了；曾国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慈禧决定按督抚不和的处置成例来个和稀泥。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因苏抚一职暂不能离开，遂调湖南巡抚李瀚章暂署湖督，由刘昆接替李瀚章，对曾国荃则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