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使用不应人为地设置诸多条条框框，比如出身、学历、籍贯等。实际上，许多人才可能过不了那些条条框框的关，但确实身具异才。框框一多，人才脱颖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明相在选拔人才时，能够不拘资历地位，不计亲疏远近，任官使能，选贤举才。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对传统的“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管仲主张按“德”、“功”、“能”三条基本标准选拔人才，尤其强调要“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认为这是“使民之机”，是用人的关键。为了遴选天下的英才贤士，管仲创设了“三选制”：首先要求各乡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选给国家；国家有关部门再对乡选人士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择其优异者上荐给国君；最后由国君亲自审核使用。这是古代用人问题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制度以德、功、能为标准，量能以授官，注重从社会的基层而不是从显贵势族中选用人才，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官职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大批有实践才干、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如当时齐国的大司马宁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为商旅赶牛车的车夫，但由于他善长“垦草人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等农业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管仲将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诸如大司理宾胥无、大谏官东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于推行了这种开明、务实的选用人才方针，才使得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使得齐国日益强大起来。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不拘一格、知人善任而著称。东汉以来，选拔官吏的权力为豪强世族把持，用人只重门第、“德行”，不重视真才实学。曹操置东汉以来的选举标准于不顾，再三颁布求贤令，宣称要“不拘微贱”，“明扬仄陋，惟才是举”。要求有关官吏“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对那些即使不懂儒术的“文俗之吏”，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大胆起用。在实践中，曹操也坚决贯彻“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曹操十分注意从基础或实际斗争中发现和提拔人才，特别是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参与军政大事。荀彧，仅为小小县令，但他才智过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后，曹操大喜，说：“吾之子房也。”把荀彧比作汉高祖刘邦得到的谋臣张良，并立刻委任其为司马，参与军机要事。这年荀彧仅29岁。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荀彧果然不负所望，多次出奇谋，献良策，成为曹操信赖的良佐。还有许多文臣武将，诸如郭嘉、荀攸、杜袭、赵俨、满宠、贾诩、刘放、孙资、于进、乐进等，或出身贱微，或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发现并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曹操同时期的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诸葛亮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幸。因而，诸葛亮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惟贤、惟才。诸葛亮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士，诸葛亮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
诸葛亮在实践中也确实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士。李严为太守时，其属下一小吏名为杨洪，为人刚直不阿，处世沉稳有方，曾因劝谏李严受到诸葛亮的注意。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询问杨洪，杨洪果断地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诸葛亮认为杨洪的看法很有见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战略头脑，可以委以一方重任。于是，诸葛亮先让杨洪代理蜀郡太守，以试其实际才能，结果“众事皆办”，政绩斐然，便予以正式任命。不久，诸葛亮又提拔杨洪为益州治中从事。
诸葛亮北伐前，曾向后主刘禅推荐了蒋琬、费祎、向宠、郭攸之等人，以主持后方的军政事务。其中，蒋琬本是一州中负责文书缮写起草诸事的书佐，随刘备入蜀后被任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诸葛亮因游路经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见蒋琬众事不理，又沉醉不醒，刘备大怒，欲杀之。诸葛亮见蒋琬不事逢迎，不同流俗，心中很是欣赏，便向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一向敬重诸葛亮，听了此番话，只好作罢，但免了蒋琬的官职。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遂辟用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后又升之为长史，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数年南征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致使诸葛亮高度推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向后主保举蒋琬为自己的接班人。向宠，原来只不过是一小将，夷陵之战时，刘备大败于吴将陆逊，各部军队损失惨重，而向宠由于沉稳冷静，指挥得当。结果只有向宠的营垒完好无损，军队临危不乱。诸葛亮经过考察，认为向宠品德优良，办事公允，又通晓军事，可以委以重任，故封之为都亭侯，升为参军，北伐时，将后方的军务完全交付给向宠。
诸葛亮任人惟贤，使其文臣武将都能“尽其器能”，屡立功勋，为蜀汉政权奋斗一生。
“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唐高宗一语道中人才与治国安天下的关系。事业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一批贤能的人才云集于周围。唐中期宰相刘晏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理财家，他之所以能指挥庞大的理财系统灵活自如，之所以使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得以很好地付诸实施，除了他的决心大、能力强、措施得宜外，他的择能任贤、善用人才也是一重要因素。刘晏深知“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没有合适、有能力的人，事情是办不好的。因而，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十分注意用人问题。刘晏任人，“必择通敏、精悍、廉耕之士而用之”，即通达事务、精明强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他用人的德才标准。因而，为了做好工作，刘晏对属吏的挑选毫不马虎。但他在选拔人才时并不注重资历，而是大胆起用有才能的年轻人和低职小吏。史称刘晏“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才能者”，或“皆新进锐敏”、富有朝气的新秀。刘晏主管东南财政之初，曾利用“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的机会，选择了当时“能任繁剧事务、有才能干”的“补署为官，积数百人”。
北宋寇准在相位，一向举贤任能，破格用人，从不依次晋升臣僚。对此，许多同僚不满。一次又任用官员，其僚属拿着官吏名册，拟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即宰相的职责就是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不肖之徒，如按名册先后用人，一个小小的属吏即可办到，还要我宰相作什么。用人不拘一格是为臣者领导下属不可不用的一招，因为不拘一格所倡导的是一种奖励能人的用人精神，这必然激励下属的进取心，使自己主持的局面呈现欣欣向荣之景象。